这两位书记发完言，其它大队书记都不言语了。 

我现在多少看出点眉目：公社领导和五叔、明楼的意见差不多，对实行责任制有抵触情绪，因此其他想实行责任制的大队书记也就不好发言了。 

会议开得相当沉闷。因为没人发言，只好散了会。 

散会后，我就和我的同行分了手。他要到另外的公社去了解情况，我准备回家看望母亲！ 

我走出公社大门后，五叔突然跟了出来，对我说；“今天城里有集，说不定你姑夫到城里赶集来了。我领你到街道上转一转，看能不能碰见他。” 

我答应了五叔。因为这次没有时间去姑夫家，能在集上见见面也好。我跟五叔来到了闹哄哄的街道上。一路走过去，五叔不断和他的熟人打招呼——这些人大部分是县上的干部。我真惊讶一个不识字的农民竟然认识这么在县上有身分的人。 

在街上逛一圈，也没碰上我姑夫。 

五叔对我说：“咱干脆再到菜市上转一转。你姑夫跟集常不空手，说不定又拿把菜卖哩，我哥这人私心重，整天谋光景。虽说是个党员，前多年连会都不常参加，还常瞅空子砸我的洋炮哩！”看来他们弟兄之间关系不太好。但我不能同意五叔对我姑夫的攻击。我姑夫是个务实的庄稼人，土改和合作化时，都是村里的积极分子。他一辈子反感那些花里胡哨的事。至于谋光景，这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一个庄稼人谋光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知道，姑夫尽管谋光景，但前多年的光景可实在不太好。粮没粮，钱没钱，尽是熬煎。大儿子算是成了家，已经另开过日子了。还有一个儿子连媳妇都没订下。而今农村娶个媳妇，少说也得七八百元钱。父子两上在他里拼命劳动一年，也分不了几个钱。姑夫和姑姑的头发旧在前几年就愁白了。我真不理解五叔为什么不能体谅他哥的难处。五叔的人口也不少，难道这几年他的光景就好过？ 

我这样盘算着，便跟五叔来到了菜市场。 

眼下正是夏末初秋，市场上的蔬菜看来还不少。集体的菜都是架子车拉着。私人的就可怜了，只是筐子里担一点—— 

这是自留地的收获。乡下人就靠这点菜卖几个钱，才能把油盐酱醋买回去。五叔领着我在菜市上串了一阵，也没找见我姑失，却碰见了他们村卖菜的。菜是大队集体的，由一个我太熟悉的老汉在卖。五叔问那老汉见没见我姑夫赶集，那老汉了说不清楚。“干脆，”五叔对那老汉说：“你到其它处再给我看看去，菜让我照料着卖一阵。你如果见了我哥，就说侯家坪他侄子君娃在这里等他，让他来见一面。” 

那老汉惊讶地对我说：“啊呀，你就是侯家坪那后生？常听你五叔说，你在省里坐大官着哩！” 

我只好对他笑了笑。那老汉走后，我就在菜车旁和五叔闲聊了起来。 

这时，有个干部模样的人来买菜。五叔对那人热情地招呼道：“刘主任，你要甚菜？” 

“想买几个茄子。”那人说。 

五叔从菜车里捡了七八个好点的茄子，扔在了刘主任的菜篮里。“秤一秤……”那人不认真地说。 

“秤甚哩！你拿去吃就是了。几个烂茄子值几个钱！”五叔慷慨地说。“……最近门市部进了一批山西柳林瓷器，质量实在好。你要的话，来……”刘主任没掏钱，撂下几句话就扬长而去了。这把戏实在叫人看着不顺眼。我假装去看别的菜摊，稍稍躲开了点五叔。但是我不时看见有干部家属去五叔那里“买菜”。干部们一般都不掏钱，家属们一般象征性掏点钱。这些人看来都和五叔惯熟了，以前明显都已经吃过他的甜头，他们也都给他吃过甜头。我才想起五叔从大街上走过时，为什么有那么干部给他打招呼。我同时也想到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他很少出山，却比他哥——我的姑夫光景好。这就是秘诀。当大家在一块吃锅饭的时候，有些人是可以从锅底捞稠的吃，而另一些人只能喝清汤。不一会，那个寻我姑夫的老汉转回来了。但我姑夫没来——他显然没来赶集。我于是过去对五叔说：“我去买些点心，给我姑和夫捎回去。你给他们说，这回我时间紧，不能去看望他们，下回回来一定去。”五叔说：“既然是这样，那我带你去买。我大儿子就在副食门市上，你可以认认他。我那儿子是个窝囊货，以后说不定还要麻烦你帮扶哩！”五叔很快领我来到副食门市部，他儿子一口一个哥地称呼我。我买了几斤点心，还想买两包好点烟，但门市上没有。五叔的儿子很快跑到后面的库房里，给我拿了整整一条“牡丹”牌香烟。我把点心和烟交给五叔，就向他道了别，然后去县委宣传部借自行车，准备回家。 

当我从县委宣传部推着自行车来到街口的时候，突然看见五叔正站在前面的一个街角上，手里提一大包菜，笑嘻嘻地招呼我。他走过来，对我说：“这包菜你带回去吃。你们大城市人爱吃菜。我知道你们村菜缺！” 

我怎样推让都不行。五叔打架一般推开我，把那包菜绑在了我的自行车后架上。我看不行了，就掏出钱给他。他一下子生气了，说：“哈呀，你这娃娃怎这么见外！” 

我说：“菜是队里的……” 

“我把钱出了。这是我送你的！”他大声喊着说。 

我只好苦笑着接受了他的馈赠，并且按世俗的一套对他说：“五叔，以后有什么要我帮助的，你就言传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