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若琴乘机迅速地在他脚上瞥了一眼，发现伤在左脚上，血把袜子都染红了。她过去从抽屉里拿出纱布和一些白色的药粉，又打了一盆热水，说：“你一会儿包扎一下，小心感染了。怎碰破的？” 

高广厚抬起头惊讶地看了她一眼，好像说：你怎知道我的脚破了？“摔了一跤。”他只简单地说。 

他吃完后，看看地上的那盆热水，又看看自己的脏脚，难为情地说：“不洗了。”他脱下鞋袜，马马虎虎包扎了一下。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卢若琴问他。 

“舍科村六娃发高烧，他爸外出做木活去了，家里没个人，我到城里给他买了一回药。” 

卢若琴又要给他冲麦乳精，他摆摆手拒绝了，并且很快站起来，准备起身。“让我给你叫门去！”她突然勇敢地说。 

他犹豫了一下，脸上露出羞愧的表情，说：“不要。我带着小刀，可以把门栓拨开……” 

他在出门的时候，回过头和善地对她笑了笑——这是比语言更深沉的一种感激。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4)

最糟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刘丽英闹着要和高广厚离婚。 

卢若琴没想到，平时看来窝窝囊囊的老高竟然果断地同意了。法律机关先是照例做了一番规劝双方和解的工作。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双方都同意，所以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一张纸片宣告了一个家庭的解体。慷慨的刘丽英竟然什么也没要，连同她的命根子兵兵一起留给了她原来的男人。 

她一个人毅然地回到山背后娘家的村里去了。 

高广厚离完婚回到学校的时候，表情和平时一样——永远是那副愁眉苦脸。只是在傍晚，兵兵哭喊着要妈妈时，这个男人的眼里才涌满了泪水。 

卢若琴看见这悲惨的一幕，关住自己的门在炕上哭了一个下午。这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子看一次看到，人不仅能创造幸福，也能制造不幸。她现在主要可怜兵兵。她知道失去母亲是什么滋味。但是，兵兵的母亲并不像她的母亲一样已经离开了人世。她还活着。生活啊，你竟然有着比死亡还要不幸的大悲大痛！第二天早晨，高广厚对卢若琴说，他要把兵兵先送回到他母亲那里，大约两天以后才能回来。他让卢若琴先照料一下学生娃娃们。他甚至抱歉地对她说：“你得辛苦几天……” 

卢若琴面对着这个好人和他的不幸，心里难过极了。 

她让他放心去，说学样的事她一定会照料好的。 

父子俩走的时候，卢若琴帮助他简单地收拾一下东西。她把她的全部吃的点心都拿了出来，给兵兵包在包袱里，并且把她心爱的那条红纱巾给孩子围在脖子里。 

高广厚一条胳膊拎着那个精布包袱，一条胳膊抱着孩子起身了。她亲了兵兵的脸蛋。兵兵也亲了她的脸蛋。泪水从她的眼里涌出来了。可怜的孩子并不知道这世界给他带来了多大的不幸，还笑哈哈地说：“卢姑姑，爸爸带我找妈妈去！” 

他们走了，踏着那条泥泞的简易公路走了。卢若琴站在学校院子的边畔上，用泪水模糊了的眼睛，一直望着他们消失在公路的拐弯处。她突然隐约地感到：对这不幸的父子俩，她将要负起某种责任来。是的，一个善良而正直的人，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事，就会唤起一种责任感来。 

她当天就在高庙村叫了几个年龄大点的女生，帮助她把高老师的宿舍收拾了一番。打扫了地上的灰尘，用白麻纸裱糊了窗户，把家具摆得整整齐齐。她还拆了她心爱的一本《人民画报》，把墙壁贴得五颜六色。她有一个强烈的念头：让不幸的高老师回来的时候，在他那孔晦暗的窑洞里，多少能添上一点另外的什么。做完这一切后，她穿上高筒雨鞋，把教科书用塑料纸包好，挟在胳肢窝里，撑着那把从老家带来的湖蓝色的自动伞，到舍科村给学生上课去了。她临走时嘱咐高庙的学生：她下午回来再给他们上课。中午，当卢若琴拖着两条泥腿回到学校的时候，惊讶地看见高广厚和兵兵在学校院子的水洼里玩纸船。她一下难受而兴奋地跑过去，一把抱起小兵兵，在他的红脸蛋上拼命地亲吻起来。她问高广厚：“你们怎又回来了？” 

“半路上，兵兵哭着不走了，硬要回来……”他沮丧地摇了摇头，“唉，这可怎办呀？” 

“你别熬煎！”卢若琴不假思考地说：“晚上让兵兵跟我睡！白天你上课时，先叫高年级几个女生看着，罢了再给她们补课。”“那怎行呢！”他严厉地看了她一眼，“不能连累学生……”卢若琴看了看他那张粗糙而憔悴的脸，不言语了。 

“哎呀，是你帮我收拾的房子吧？兵兵高兴得在窑里又跳又叫！”他感激地说。卢若琴微微一笑，拉起兵兵的手，说：“我帮你们做点饭吧，兵兵一定饿了……”密布的乌云终于在秋风中溃散了。连绵的阴雨停了；久已不见的太阳亲切地在蓝天上露出了笑脸，把那灿烂的阳光洒在泥泞的大地上。远方的山峦，蒸腾起一片蔚蓝色的雾霭。鸟群舒展开翅膀，在秋天的田野上欢悦地飞翔着。庄稼地里，竖起了一些丑陋不堪的“稻草人”，在秋风中摇摇晃晃，吓唬那些贪嘴的麻雀。不论怎样，生活的节奏永远不会中断。地里的庄稼在成熟，学生娃的课本又翻过了几页；高广厚依然是满身的粉笔末，站在石头块垒起的讲台上，像往常一样，抑扬顿挫地领着高年级的孩子们念课文；卢若琴用她唱歌般的音调，给那些吸着鼻涕的猴娃娃教拼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