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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艺苑
《路遥文集》
来源:边塞艺苑 | 作者:路遥 | 发布时间: 1017天前 | 46436 次浏览 | 分享到:


有的人可能把这种小说仅仅看作是语言讲究,这种认识是浅薄的。最主要是一种深切的体验和感受。这部书使我感受到了内容上的一种真诚性,这种真诚性又得到了一种强有力的表述。有的小说缺乏生活的真诚感,只是为写而写;有的虽然具备真诚,却不能通过艺术特别是语言的品味达到。而这部作品尽可能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最主要的是对生活的深切感受和理解,然后才是语言的表述,这两者的结合,才能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这部小说的真价值就在于此。尽管描写是平静的,但内心充满了暴风骤雨。把读者引进心灵深处,这才是一个真正博大的世界。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座无边的宫殿。作家体验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读者是跟着作家提供的体验去思索的。因此,这部小说在外部的结构上似乎特别平淡,但具有真正内在的张力。 


《月亮的环形山》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人的心灵世界的开掘,它追求另一种格局的广大。《九三年》和《简爱》不同,一个着重于社会史的描绘,一个着重于心灵史的开掘,但不能说哪一个比哪一个更大更重要。实际上心灵的世界最大。罗切斯特和简爱的心灵通向全世界。《简爱》我读过不少遍,这种小说很有魅力。浅薄的书评家往往注意外在的形式上的各种小花招。不要为了扩大容量,硬把不相干的东西拉进来。 


《月亮的环形山》不是这样,没有从感情岔出去的描写。 


我从写小说的角度,边读边分析这部小说的章节和段落,最后认为,只能是现在这样写。很少得多余的,也很少有不到的。只能是这个样子。我认为小说应该这样,既要淋漓尽致,又要有所节制。不到火候,令人遗憾;火候太过,同样令人遗憾。艺术就是和谐,而恰如其分就是和谐。不到或多余,都破坏和谐。 


小说的博大,是作家对生活的视角要开放;仅仅把故事扯得东南西北,未见得开放。而这部小说在思维方式和揭示人物心理方面,都是开放的。作者过去的散文、小说或诗歌作品,都有拘谨感,这一次能够放得开,而且越到后来越放得开。重要的是,对那个时代的生活、思想、思维方式、情感表达方式、生活形态等等的把握,都是准确的。这些写准了,读小说就使人进入甚至沉浸于那个时代,使我们产生这样一种思绪:尽管我们曾经是多么幼稚,但那个时代依然是美妙的,令人神往的。 


实际上,用艺术去篡改生活,篡改历史,那才是一种真正的幼稚。这部小说对当时各种人物的描写,尤其是对那些在今天看来是僵化的或不好的人物的描写,都是有节制的作者是从社会的象度来评判、来检讨的,没有从个人的好恶出去否人物,这是一种历史的俯瞰。所描写的那一群人给人留下特别清晰的印象,这是很不容易的。“莫斯科在你的笔下清晰可见”,这是对作品的最高褒奖。一部作品所描写的人物和环境给人留下特别清晰的印象,这是起码的,也是最不容易的。 


小说的结尾也好,最后那一段特别好,这种结尾只有在那种时代,带一种深远的诗意,给人一种特别温馨的感动。但我感到,小说结尾时对对几个人物命运的照应,周蔚和韦村贤的笔墨稍微轻了点。我认为,在快要结尾的某个时候,对所与的人和生活有一点历史的或哲学的概括,对《月亮的环形山》有一点点题的笔墨,会更好,比如说在婚礼的描写上,可以讲到:来了的,没来的,活着的,死了的,这些人的生活在后人看来,是简单的,平常的,甚至是平庸的,但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他们各自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崇高的追求……这样的总结,也许会给人更多的启发。应有一个小段落和一种小细节,点一下,现在虽然有,但不够,吕哲之死与窑洞婚礼的衔,应该更具匠心。要有一个重笔,无论思想上或内容上都需要一个重笔,让奔腾汹涌的东西有个归宿。当然需要全书的一贯风格。另外,中秋节主人公与老同学的会面有一点生硬。这虽是小疵,但一部交响乐出现几个不和谐的间乐就会毁掉整部交响曲,不可不注意。 


总体上讲,这部小说没有一处是松懈的或勉强的,到处显示一种游刃有余。这显然是几十年艺术积累的功底的体现。 


把几十年的积累用于一种合适的大舞台舒展地展现了出来,可以看出,作者把原来的散文和诗的功夫全用过去了,但又远远地区别于以往的散文诗歌作品。真正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就应该客观地化开地看特这一部作品,这无疑是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重大收获,是一部高品位的长篇力作。 


通过这部小说,作者应该乘胜追击。艺术应该实事求是地区别有价值的和没有价值的东西。这部书完全是有价珠东西。作者姑且把以前的作品都看作这部书的准备,什么也不要想,一定要把下边的东西完成。我的经验就是,什么也不要想,把要写的东西写下去。我相信,作者一定能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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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寻觅


小_说txt天'堂

我和俗溪最初相识在文化革命这幕戏剧的尾声部分。而在幕社会戏剧中,我伙扮演的角色原来是属于两个相互敌视的“营垒”,漫长而无谓的争斗,耗尽了所有人的热情,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死一般的寂寥。文化革命作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结束了,但可悲的是,失败者之间的对产情绪仍然十分强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在这个时候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这是一个久违了的字眼)。在那时之前,谷溪已经是省内有些名气的青年诗人,早在一九六五年就出席过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共同的爱好使我抛弃了派别的偏见,一起热心地投入到一个清风习习的新天地里,忘却了那场多年做不完的恶梦。尽管那时候的作品甚至连一篇也不能编入现在的结集里,但它在人生的篇章中永远占有不可磨灭的一面——那是在干枯的精神土地上长出的几棵稀有的绿草,至今仍然在记忆中保持着鲜活。在此期间,谷溪和朋友们编辑出版了诗集《延安山花》。当时在国内外行销几十万册,可以说这是文化革命后期中国大陆上第一本有泥土气息和文学意识的诗歌集子,不能不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后来,谷溪又和大家奔波着出了一张文艺小报《山花》(一九九二年将庆祝它诞生二十周年)。今国内许多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当年都在这张小报上发表过他们最初的作品,有的甚至是处女作。一时间,我们所在的陕北延川县文艺创作为全国所瞩目,几乎成了个“典型”。所有这一切,都和谷溪分不开,他热情组织了这些有意义的活动。以后,我感到诗歌这碗诱人的汤水不适合我的脾胃,就改行涂抹起了小说,但谷溪一直痴心不改,始终热恋着他的缪斯,以至今天有了这本凝聚着他几十年心血的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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