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叙述，适见福楼拜艺术手段的高超。他让读者处于车夫与市民的视角，猜想车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今的通俗小说作者或者影视编导处理汽车（相当于福楼拜时代的马车）里偷情的场面，不知浇上多少浓油赤酱。 

    再看对旅馆房间的“淫秽描绘”： 

    在这个充满欢乐的温馨的房间，尽管华丽里透出些衰颓，他俩依然钟爱无比！每次来总看到家具依然如故，有时还会在台钟的底座上找到几枚发夹，那是上星期四她忘在这儿的。壁炉边上，有张镶嵌螺钿的黄檀木小圆桌，他俩就在这圆桌上用餐。爱玛把肉切开，连同温柔甜蜜的千言万语，一块儿递给他；香槟泡沫从精致的酒杯溢出，流到她的戒指上，她忘情地纵声大笑。他俩已完完全全被对方所占有，根本无法自拔，因此都以为这儿就是他俩的家，他们要在这儿一起生活，直到地老天荒，就像一对年轻的终身夫妻那样。他们说我们的房间，我们的地毯，我们的椅子，她甚至管莱昂送她的拖鞋叫我的拖鞋，那是当初看她喜欢，莱昂特地买给她的礼物。这双粉红缎面的拖鞋，用天鹅绒毛滚着边。她坐在他的膝上，脚够不着地，只能悬在半空；这时那双小巧玲珑、鞋跟不包革的拖鞋，就单靠光脚的脚趾点着。 

    与其说作者“淫荡”，不如说是检察官大人神经过敏。 

    幸亏福楼拜请出一位地位显赫、能言善辩的大律师，法庭最后判福楼拜无罪。 

    这场官司的结果，是《包法利夫人》成为畅销书。这以后，由于这篇小说多层次的、丰富的内涵，更由于持不同美学观点的小说家和批评家们各取所需，它得到不同的评价。我们只能挂一漏万，举其大端。 

    尽管福楼拜本人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等等颇有微词，左拉对《包法利夫人》推崇备至：“以《包法利夫人》为典型的自然主义小说的首要特征，是准确复制生活，排除任何故事性成分。作品的结构仅在于选择场景以及某种和谐的展开程序最终是小说家杀死主人公，如果他只接受普通生活的平常进程。” 

    早在上一个世纪，已有论者强调这部小说的心理学和哲学层面。儒勒.德.戈吉耶发明了“包法利主义”这个名词，把它定义为“人所具有的把自己设想成另一个样子的能力”。（应该说，“包法利主义”的存在先于包法利夫人，而且是超国界的。中国文学史上有无数“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或“始乱终弃”的“红颜薄命”的故事。它也延伸到当今世界，青年男女对明星、对“大众情人”的崇拜，其实也是“包法利主义”的一种变体。） 

    本世纪初，从英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开始，批评界致力于凸现福楼拜作品的艺术层面。詹姆斯写道：“福楼拜只在表现手法中看到艺术品的存在，他向我们提出挑战，看谁能确定另一个评定作品生命力的标准而不论为笑柄。” 

    福楼拜研究本世纪蔚为显学。六十年代兴起的法国“新小说”作家和理论家们视福楼拜为先驱。让.罗赛主要研究《包法利夫人》的叙述技巧和叙述观点，他说这部“什么也不涉及的书”是现代反小说的祖先。这话也不是毫无根据。福楼拜本人在一封信里说过：“我以为美的，是一本什么也不涉及的书，一本没有外部联系的书，它以自身风格的内在力量支撑自己，如同地球无所评籍，悬在空中，一本几乎没有主题的书，或者，至少，主题几乎是看不见的，如果这是可能的。”在另一封信里他说：“因此既没有美丽的题材，也没有卑贱的题材，而且，从纯艺术的观点来看，我们几乎可以把不存在任何题材奉为格言，因为风格本身就是观察事物的绝对方式。”小说中对物体的刻画越是精细，这个物体就越是孤立于它从属的那个整体，除了它作为物体存在在那里，失去其他任何意义，如小说中夏尔的那顶帽子。 

    萨特研究福楼拜，写了一部两千页的大书《家庭的白痴》。他认为“被动性”在福楼拜身上非常重要。他爱用被动态造句，也是被动性的体现。他的父亲，鲁昂的名医，在家庭里滥用权力；母亲对他没有感情；继承父业，也成为名医的兄长引起他的嫉妒心。凡此种种，造成他的孤僻倾向，使他成为一个曾经是不幸的，后来又把神经官能症作为摆脱不幸的办法的人。艺术或文学不一定是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事情，但是为艺术而艺术，如福楼拜，要求一种神经官能症。 

    最后要提到著名的秘鲁作家略萨，他写了一部研究福楼拜的专著《无休止的纵欲》，标题来自福楼拜的一句话：“承受人生的唯一方式是沉溺于文学，如同无休止的纵欲。”（1858年9月4日致勒罗瓦耶.德.尚特比小姐的信）他推崇《包法利夫人》为第一部现代小说，赞扬福楼拜对形式完美的追求，认为在后者身上，“形式从来未与生活分离：形式是生活最好的维护者”。 

    如果说《包法利夫人》的文本为批评家的诠释提供了无穷的可能性，对于翻译家，文本在形式上的完美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和挑战。译者不仅要准确传达词义，如果他尽心尽职，还要尽可能顾及原文的音乐性。李健吾先生以作家的才情译书，他的译本行文潇洒，有的翻译评论家誉之为“定本”。他的文章确实漂亮，试引一段（第三部第五章，爱玛坐马车从永镇到鲁昂，城市在她的眼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