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爵一旦了解了他的被保护人的坚强性格，就每天都派他去处理新的事务。 

于连注意到，这位大贵人有时会对同一件事做出矛盾的决定，很害怕。 

这可能给他带来严重的损害。于是，于连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个登记簿，把他的决定写在上面，侯爵则签字画押。于连用了一个文书，由他把有关每件事的决定抄录在一个特殊的登记簿上。这个登记簿也抄录了所有的信件。 

这个主意开始时好像荒唐之极，无聊之极。然而不出两个月，侯爵就感到了它的好处。于连建议他雇一个在银行家手下干过的文书，把于连负责管理的那些田地的所有收入和支出记成复式帐。 

这些措施使侯爵对自己的事务一目了然，甚至还能欣欣然进行了两、三次投机活动，而不必假手出面人，他们常常欺骗他。 

“您自己拿三千法郎吧，”一天，他对年轻的助手说。 

“先生，我的品行可能受到诽谤。” 

“那您要怎么样？”侯爵生气地说。 

“请您做一个决定，亲手写在登记簿上；这个决定写明给我三千法郎。况且，是彼拉神甫想到要记帐的。”侯爵带着德·蒙卡德侯爵听管家普瓦松先生报帐时的那种厌烦神色，写下了他的决定。 

晚上，当于连穿上蓝礼服出现时，他们绝口不谈事务。侯爵的关怀使我们的主人公那一直痛苦着的自尊心感到那样地舒服，很快就不由自主地对这位可亲的老人生出一种眷恋之情。这并不是说，于连易动感情，如巴黎人所理解的那样；但于连并非没有心肝之人，自从老外科军医死后，还没有人像侯爵那样亲切地跟他说话。他惊奇地注意到，侯爵很有礼貌地照顾他的自尊心，而他在老外科军医那里却从未见过。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军医对他的十字勋章要比侯爵对他的蓝绶带更感到自豪。侯爵的父亲是一位大贵人。 

一天早晨，于连着黑衣，为了谈事务来见侯爵，谈话结束时，侯爵很高兴，多留了他两个钟头，一定要把出面人刚从交易所送来的钞票送几张给他。 

“我希望，侯爵先生，求您允许我说句话而不至于让我背离我理应对您怀有的深深敬意。” 

“说吧，我的朋友。” 

“我拒绝这迹份礼物，望侯爵先生俯允。这礼物不该送给黑衣人，它会让您好心地容忍蓝衣人的种种态度蒙垢。”他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看也不看一眼就走了。 

这个举动使侯爵很开心。晚上，他讲给彼拉神甫听。 

“有一件事我得向您承认了，我亲爱的神甫。我知道于连的出身，而且我允许您不为这段隐情保守秘密。” 

“他今天早晨的态度是高贵的，”侯爵想，“而我要让他成为贵族。” 

不久，侯爵终于可以出门了。 

“到伦敦住上两个月，”他对于连说，“特别信使和其他信使会把我收到的信连同我的批语送给您。您写好回信，连同原信再给我送回来。我算了一下，要耽搁也不过五天工夫。” 

在通往加来的大路上一站站地赶，于连觉得奇怪，让他去办的那些所谓事务都无关紧要。 

于连是怀着怎样一种仇恨、近乎厌恶的感情踏上英国的土地的，我们就不去说了。我们知道他对波拿巴怀有狂热的激情。他把每个军官都看成哈得逊·洛爵士，他把每个大贵人都看成巴瑟斯特勒勋爵，圣赫勒拿岛上那些卑鄙的事就出于他的命令，他得到的酬报就是当了十年内阁大臣。 

在伦敦，他终于知道了什么是贵族的自命不凡。他结识了几位年轻的俄国贵族，他们为他指点门径。 

“您生来不凡，我亲爱的索莱尔，”他们对他说，“您天生一副冷脸，距现时的感觉千里之遥，我们用尽千方百计而终不可得。” 

“您不理解您的时代，”科拉索夫亲王对他说，“您要永远和人们对您的期待背道而驰。我以名誉担保，这是时代的唯一宗教。勿疯狂，勿造作，因为人们期待于您的正是疯狂和造作，而那条格言也就实现不了了。” 

有一天，菲茨－福尔克公爵请于连和科拉索夫亲王吃晚饭，他在客厅里大出风头。人们等了一个钟头。于连在二十个等待着的人当中的举止，至今驻伦敦大使馆的年轻秘书们还津津乐道，他的神态真是妙不可言。 

他不顾他那些浪荡朋友的反对，一定要去看望著名的菲利普·范恩，自洛克以降英国唯一的哲学家。他见他的时候，他正要结束第七年的监禁。“在这个国家里，贵族是不开玩笑的，”于连想；“而且，范恩已经声名扫地，备受诋毁……” 

于连发现他精神饱满，贵族的狂怒消除了他的烦闷。“瞧，”于连走出监狱时对自己说，“这是我在英国看见的唯一的快活人。” 

“对暴君最有用的观念是上帝的观念，”范恩曾对他说。 

他的犬儒主义的体系的其余部分，我们略去不谈了。 

他回来后，德·拉莫尔先生问：“您从英国给我带回什么有趣的思想？”……他不说话。“您带回什么思想了，有趣还是没有趣？”侯爵又急急问道。 

“第一，”于连说，“最明智的英国人每天都有一个钟头是疯狂的；他有自杀这个魔鬼光顾，此为国家之神。 

“第二，在英国上岸后，机智和才华都要贬值百分之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