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要答应，英云道：“你快上去罢，省得她又下来找你。”我只得撇了英云走上楼去。

我聆了英云这一席话，如同听了秋坟鬼唱一般，心中非常的难过。到了会中，只无精打采地说了几句，完了下得楼来，英云已经走了。我也不去找她，便自己回到宿舍，默默的坐着。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英云便叩门进来，面色非常的黯淡。

手里拿着几本书，说：“这是你的《绝妙好词笺》，我已经看完了，谢谢你！”说着便将书放在桌子上，我看她已经打扮好了，便说：“你现在就要走吗？”英云说：“是的。冰心！我们再见罢。”说完了，眼圈一红，便转身出去。我也不敢送她，只站在门口，直等到她的背影转过大楼，才怅怅的进来。咳！

数年来最知心的同学，从那一天起，不但隔了音容，也绝了音信。如今又过了一年多了，我自己的功课很忙，似乎也渐渐的把英云淡忘了，但是我还总不敢多忆起她的事情。因为一想起来，便要伤感。想不到今天晚上，又发现了这封信。

这时我慢慢地拾起掉在地上的信，又念了一遍。以下便是她信内的话。

敬爱的冰心呵！我心中满了悲痛，也不能多说什么话。淑平是死了，我也可以算是死了。只有你还是生龙活虎一般的活动着！我和淑平的责任和希望，都并在你一人的身上了。你要努力，你要奋斗，你要晓得你的机会地位，是不可多得的，你要记得我们的目的是“牺牲自己服务社会”。二十七夜三点钟英云淑平呵！英云呵！要以你们的精神，常常的鼓励我。要使我不负死友，不负生友，也不负我自己。

秋风仍旧飒飒的吹着，秋雨也依旧滴沥滴沥的下着，瓶子里的桂花却低着头，好像惶惶不堪的对我说：“请你饶恕我，都是我说了一句过乐的话。如今窗以内也是‘秋雨秋风愁煞人’的了。”

发表时题前注：“实事小说”。） 

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

昨天下午四点钟，放了学回家，一进门来，看见庭院里数十盆的菊花，都开得如云似锦，花台里的落叶却堆满了，便放下书籍，拿起灌壶来，将菊花挨次的都浇了，又拿了扫帚，一下一下的慢慢去扫那落叶。父亲和母亲都坐在廊子上，一边看着我扫地，一边闲谈。

忽然仆人从外院走进来，递给我一封信，是一位旧同学寄给我的，拆开一看，内中有一段话，提到我做小说的事情，他说“从《晨报》上读尊著小说数篇，极好，但何苦多作悲观语，令人读之，觉满纸秋声也。”我笑了一笑，便递给母亲，父亲也走近前来，一同看这封信。母亲看完了，便对我说，“他说得极是，你所做的小说，总带些悲惨，叫人看着心里不好过，你这样小小的年纪，不应该学这个样子，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文字，和他的前途，是很有关系的。”父亲点一点头也说道，“我倒不是说什么忌讳，只怕多做这种文字，思想不免渐渐的趋到消极一方面去，你平日的壮志，终久要销磨的。”

我笑着辩道：“我并没有说我自己，都说的是别人，难道和我有什么影响。”母亲也笑着说道，“难道这文字不是你做的，你何必强辩。”我便忍着笑低下头去，仍去扫那落叶。

五点钟以后，父亲出门去了，母亲也进到屋子里去。只有我一个人站到廊子上，对着菊花，因为细想父亲和母亲的话，不觉凝了一会子神，抬起头来，只见淡淡的云片，拥着半轮明月，从落叶萧疏的树隙里，射将过来，一阵一阵的暮鸦咿咿哑哑的掠月南飞，院子里的菊花，与初生的月影相掩映，越显得十分幽媚，好像是一幅绝妙的秋景图。

我的书斋窗前，常常不断的栽着花草，庭院里是最幽静不过的。屋子以外，四围都是空地和人家的园林，参天的树影，如同曲曲屏山。我每日放学归来，多半要坐在窗下书案旁边，领略那“天然之美”，去疏散我的脑筋。就是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也是帘卷西风，夜凉如水，满庭花影，消瘦不堪……我总觉得一个人所做的文字和眼前的景物，是很有关系的，并且小说里头，碰着写景的时候，如果要摹写那清幽的境界，就免不了用许多冷涩的字眼，才能形容得出，我每次做小说，因为写景的关系，和我眼前接触的影响，或不免带些悲凉的色彩，这倒不必讳言的。至于悲观两个字，我自问实在不敢承认呵。

再进一步来说，我做小说的目的，是要想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引起阅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他们去改良。何况旧社会旧家庭里，许多真情实事，还有比我所说的悲惨到十倍的呢。我记得前些日子，在《国民公报》的《寸铁》栏中，看见某君论我所做的小说，大意说：独憔悴》小说，便对我痛恨旧家庭习惯的不良……我说只晓得痛恨，是没有益处的，总要大家努力去改良才好。

这“痛恨”和“努力改良”，便是我做小说所要得的结果了。这样便是借着“消极的文字”，去做那“积极的事业”了。

就使于我个人的前途上，真个有什么影响，我也是情愿去领受的，何况决不至于如此呢。

但是宇宙之内，却不能够只有“秋肃”，没有“春温”，我的文字上，既然都是“苦雨凄风”，也应当有个“柳明花笑”。

不日我想作一篇乐观的小说，省得我的父母和朋友，都虑我的精神渐渐趋到消极方面去。方才所说的，就算是我的一种预约罢了。（本篇作于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５日，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１１日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