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点先到北京来，我们好好谈谈。我们新居很适意，阳光较好，北京又总是大晴天，总使人兴奋。

你若是写信太吃力，就让小林不时报告一些你进步的情况，我只愿你快快痊愈。吴青天天念道你们，可是她这人太好管闲事，一天忙得不亦乐乎，在家里一会儿找她又不见了。

我一定叫她给小林写一封长长的信。别的不说了，我们全家老小都问你们一家春节好。

冰心一月十六日

致谢为楫

亲爱的楫弟：

得你信，知道已经好了一点，十分喜慰。最近北京也冷了，零下七八度。我觉得太暖了倒不好。昨天，大妹说她已托朋友给素梅转到兰州事，但愿能成功。你身边是得有人，平时也不要太不要人了，你一病就知道儿女还是有用的！匆匆，我们都好，你好好养病吧。姐姐一月十七

题目出得好，作文就做得好

我常常得到小朋友们的来信，难过地说自己做不好“作文”，问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们进步。他们的信一般都写得很通顺，说到他们写不好作文的苦恼时，描写得也很生动。

我在答复他们的公开信里，只劝他们多读多写，但根据我自己在中学里作文的经验，作文写得好不好和老师出的题目大有关系。

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的作文老师是一位前清的秀才。

他自己做惯了八股文章，给我们出的作文题目，大都是：“思而不学则殆论”，“惟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要不就是：“教育救国论”或“富国强兵论”，这都是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女孩子，脑子里没有想过的东西！

那么，怎么办呢？回想起我们中学时期的作文活动，还是很有趣很可笑的。

我们的作文时间，是安排在每星期六上午。在一间大课室里，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四班学生都坐在一起，老师在黑板上写出四个班的作文题目，就坐在讲台上自己看书，我们乱哄哄地低声议论，他也不管。正因为我们不知从何说起，我们就可以乱做，我们可以抄书，也可以互相抄袭，一般是以“呜呼，人生于世……”起头。我在家塾里做过小论文，于是在上午三个小时内不但自己写好一篇，还可以替高班或低班的同学写一两篇，来换取糖葫芦或炒栗子的报酬。这些事老师似乎也不是不知道，但只要每一个学生每星期交一篇作文，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他心里根本没有想到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和思考能力的问题！

这位老师还教我们古文，他讲的《李陵答苏武书》，和“前后赤壁赋”等，我们都很爱听。我们想假如老师出：“与友人书”或“游记”一类的题目叫我们写，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要说的话，而且会说得很生动，很有趣，可惜老师就没有想到这些。

我在《三寄小读者》的“通讯四”中曾对小朋友们说过：

来的东西就不鲜明，不生动；没有生活中真正感人的情境，写出来的东西，就不能感人。古人说‘情之相生’，也就是说真挚的感情，产生了真挚的文字。那么，从真实的生活中，把使你喜欢或使你难过的事情，形象地反映了出来，自然就会写成一篇比较好的文章。”

我只看了《中学生日记选评》中的三篇日记，篇篇都好！

有的描写一家三代人快乐地在一起猜春节联欢会上的谜语，而体会到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实质。有的从参加学校的秋季运动会，而体会到：学习也必须拼搏和因为体育健儿心中有个伟大的祖国，所以“他们的微笑就像扬子江上初升的太阳，”等等。有的就描述几家孩子都抢着请五保户王奶奶到自己家去吃年夜饭的热闹情景。这些文章自然流露出作者对于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对于自己未来的向往和努力……这本集子中所选的日记，大都是“学作文报”举办的“日记、书信、作文一得”三项征文比赛中的获奖作品。我不必把所选的日记全部看完，因为我知道像“日记”这类的文章，每人一定都有自己要说要记的真情实事；一定不会雷同，而且一定都会写得鲜明、生动而真挚。

我认为中学生所以能够写出这些让人爱看的日记，是因为《学作文报》这次征文的·题·目·出·对·了！１９８４年１月２４日

致臧克家

克家同志：

你的雅兴不浅，文藻和我都感谢你用宣纸毛笔写的贺年信，可惜日子早了些，现在还不到“甲子元月”！祝贺春节！谢冰心拜一月廿七

火树银花里的回忆

窗外是声声繁密而响亮的爆竹，中间还有孩子们放的二踢脚，是地下一声、曳着残声又在天上发出一声巨响。薄纱的窗帘上还不时地映出火树银花般的粲然一亮，那是孩子们在放着各种各样的烟火呢。多么热闹欢畅的北京除夕之夜啊，我的心中为什么有一点惆怅呢？

我想起古人的两句诗，是“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现在北京就是我的家，我没有客了思家的怅惘，我苦忆的是我的万里外的许多朋友！

我的好友不多，这不多之中，海外的朋友几乎占了一半；这“一半”之中，日本朋友又占去大半。

我开始结识日本朋友，还是在万里外的美国。二十年代初期，我在美国留学，在同学中，和日本女学生更容易亲近。

大家拿起毛笔写汉字，拿起筷子吃米饭，一下子就“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那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当权，中日关系相当紧张，但我们谈起国事来都有很坚定的信念，认为我们两个东方国家应该而且必须永远和平友好下去，来维持东亚和世界的繁荣和进步，只要我们年轻一代不断地为此奋斗，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的崇高理想一定会实现。

在这些日本同学中，我特别要提到濑尾澄江，她和我住在同一宿舍——娜安碧珈楼。她是一个地道的东方女孩子，敏而好学，沉静而温柔，我们虽不同班，下了课却常在一起。我们吃西餐吃腻了，就从附近村里买点大米，肉末和青菜，在电炉上做饭吃。一般总是我烹调，她洗碗，吃得十分高兴。这几十年来，除了抗战那几年外，我们通信不断。我每次到日本去都见得着她；她也到过中国，北京。前几天我还得到她的贺年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