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馨卡最先高昂地说：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 

当母亲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立时盯住这个姑娘，并怀着无名的恐惧。她曾听说社会主义者刺死了沙皇。那是在她年轻时发生的事件；当时大家都说，因为沙皇解放了农奴，地主们要向沙皇复仇。他们立誓非杀了沙皇才剃头。因此，人们称他们为社会主义者。但是此时此刻她真为明白为什么她儿子和儿子的朋友们也是社会主义者了。 

散会之后，母亲问巴威尔。 

“巴甫鲁沙，你当真是社会主义者吗？” 

“是的！”他站在她面前，照例用明快而果决的口气说话。 

“为什么问为这个？” 

母亲叹了口气，垂下眼睑问道： 

“当真？巴甫鲁沙？他们不是反抗沙皇，还杀死了一个沙皇吗？” 

巴威尔在屋子里转了一圈，用手摸着腮帮，微笑着说： 

“我们不需要这样做。” 

他用柔和而又严肃的声调，给她讲了许久。 

她望着他的脸庞，心里琢磨： 

“这孩子是不会做坏事的！——他是不会的！” 

但是到了后来，这个可怕的名词用得更多了，自然它的锋芒也就渐渐地磨平了，最终这个词和数十个别的她不懂的名词一样，听得熟惯了。然而她对于莎馨卡还是有点不大喜欢，每在她来了之后，母亲总觉得有点不安，不自在…… 

有一次，她心怀不满地噘着嘴对霍霍尔说： 

“莎馨卡怎么那样厉害！老是下命令——你们应当这样，你们应当那样……” 

霍霍尔朗声大笑。 

“说得对，妈妈！你的眼力真不错！巴威尔，你以为怎样？” 

他又向母亲挤了挤眼，眼神中含着嘲笑，说道： 

“贵族嘛！” 

巴威尔郑重地说： 

“她是个好人！” 

“这话说得对！”霍霍尔证明说。“她就是不明白她自己应当那样做，而我们是愿意而且那样做的！” 

他们又开始争论起母亲所不理解的事情。 

母亲又发现莎馨卡对她的儿子态度严厉，甚至时而训斥他。巴威尔只是含笑不语，他的双眼中闪出和以前对待娜塔莎一样的温和的光芒，他目不转睛地瞅着这个姑娘。这也使母亲觉得不快。 

有地，突然有一种使他们所有的人一起雀跃欢喜的感情，这叫母亲吃惊不已。这种情形大多发生在他们念读外国工人新闻的晚上。每当这时，大家的眼睛里都闪烁着喜悦的光辉，大家都变得很古怪，像孩童一般幸福，发出欢快爽朗的笑声，互相亲热地拍打着肩膀。 

“德国的朋友们真是好样的！”不知是谁仿佛被欢乐陶醉了一般地嚷了起来。 

“意大利工人阶级万岁！”又有一次，大家异口同声地叫出声来。 

他们这呼喊声传播遥远的地方，传播给他们所不认识的、连语言也不相同的同志们，可是他们又好像深切地相信，那些未知的友人一定能够听见他们和理解他们的欢乐。 

霍霍尔两眼放光，心里比谁都爱意荡漾，他说道： 

“我们应该写封信给他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在俄国也有和他们信奉同一种宗教、抱着同一目的、正在为他们的胜利而欢喜的朋友！” 

于是，大家梦幻似的面带微笑，长久地谈论法国人、英国人、瑞典人的事情，像谈论他们所尊敬的，为他们的欢乐而欢乐的，同情他们的不幸的自己的友人、自己的知心人一样。 

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产生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在精神上亲密的感情。这种感情把所有的人融成一条心，它也感动了母亲；她虽然不了解这种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却用一种欢乐、青春、醉人和充满了希望的力量使她直起腰来。 

“你们真行！”有一次母亲对霍霍尔说。“什么人都是你的同志——不论是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奥地利人，——你们为所有的人欢喜，为所有的人悲痛！” 

“为所有的人！妈妈！所有的人！”霍霍尔叫着，“在我们看来，没有所谓的国家，也没有所谓的种族，只有朋友和敌人！一切工人都是我们的朋友，一切的财主、一切政府——都是我们的敌人。当你用善良的眼睛看看世界，当你知道我们工人如何之多，如何之强大的时候——你的心就充满了欢喜。像过一个大节日一样！妈妈，不论是法国人、德国人，当他们这样地看人生的时候，他们也会有同感，意大利人也是同样欣喜。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母亲的孩子，——都是‘世界各国的工人友爱团结’这一种不可战胜的思想的孩子。这种思想使我们感到温暖，它是天空上正义的太阳，而这个天空，就是工人们的心，不论是谁，不论他干什么，只要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们就是精神上的兄弟，现在是这样，从前是这样，将来永远也是这样。” 

这种孩子般的却很巩固的信念，愈来愈频繁地出现在他们中间，这种信念的力量渐渐提高，渐渐成长起来。 

当母亲看到这种信念时候，不由自主地感到世界上确实有一种和她所看见的太阳一般伟大而光亮的东西。 

他们常常唱歌。高声快乐地唱着那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歌，但也有时，他们唱些调子不寻常而且节奏奇妙令人不快的新歌。唱这种歌的时候总是低声，严肃，好像唱赞美歌似的。唱歌者时而脸色苍白，时而情绪高涨，在那种响亮的词句里面，使人感到一种壮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