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要听！明天叫我到账房间去讲！”

    朱桂英看定了屠维岳的脸回答，也就站住了。屠维岳冷冷地微笑。

    “你不要慌！我同女人是规规矩矩的，不揩油，不吃豆腐！我就要问你，为什么你不愿意升管车？并没有什么为难的事情派你做，只要你也帮我们的忙，告诉我，哪几个人同外边不三不四的人——共产党来往，那就行了！我也不说出去是你报告！你看，王金贞我也打发她避开了！”

    屠维岳仍旧很客气，而且声音很低；可是朱桂英却听着了就心里一跳，脸色完全灰白。原来还不是想吊膀子，她简直恨这屠维岳了！

    “这个，我就不晓得！”

    朱桂英说着就从屠维岳身边冲出去，一直跑了。她还听得王金贞在后面叫，又听得屠维岳喝了一声，似乎唤住了王金贞；可是朱桂英头也不回，慌慌张张绕过了那丝车间，向厂门跑。

    离厂门四五丈远，是那茧子间，黑魆魆的一排洋房。朱桂英刚跑到这里，忽然一道闪电照得远远近近都同白天一样。一个霹雳当头打下来，就在这雷声中跳出一个人来，当胸抱住了她。因为是意外，朱桂英手脚都软了，心是卜卜地跳，嘴里喊不出声。那人抱住她已经走了好几步了。

    “救命呀！你——”

    朱桂英挣扎着喊了，心里以为是屠维岳。但是雷声轰轰地在空中盘旋，她的喊声无效。忽然又一道闪电，照得远远近近雪亮，朱桂英看清了那人不是屠维岳。恰就在这时候，迎面又来了一个人，手里拿着避风灯，劈头拦住了喝问道：

    “干什么？”

    这是屠维岳的声音了。抱着朱桂英的人也就放了手，打算溜走。屠维岳一手就把他揪住。提起灯来照一下，认得是曾家驹。屠维岳的脸色变青了，钉了他一眼。缓慢的拖着尾巴的雷声也来了。屠维岳放开了曾家驹，转脸看着朱桂英，冷冷地微笑。

    “你不肯说，也不要紧，何必跑！你一个人走，厂门口的管门人肯放你出去么？还是跟王金贞一块儿走罢！”

    屠维岳仍旧很客气地说，招呼过了王金贞，他就回去了。

    朱桂英到了她的所谓“家”的时候，已经在下雨了；很稀很大的雨点子，打得她“家”的竹门唦唦地响。那草棚里并没点灯。可是邻家的灯光从破坏的泥墙洞里射过来，也还隐约分别得出黑白。朱桂英喘息了一会儿，方才听得那破竹榻上有人在那里哼，是她的母亲。

    “什么？妈！病了么？”

    朱桂英走到她母亲身边，拿手到老太婆那叠满皱纹的额角上按了一下。老太婆看见女儿，似乎一喜，但也忍不住哭出声音来了。老太婆是常常哭的，朱桂英也不在意，只叹一口气，心里便想到刚才那噩梦一般的经过，又想到厂里要把工钱打八折的风声。她的心里又急又恨，像是火烧。她的母亲又哽咽着喊道：

    “阿英，这年成——我们穷人，——只有死路一条！”

    朱桂英怔怔地望着她母亲，不作声。死路么？朱桂英早就知道她们是在“死路”上。但是从穷困生活中磨练出勇敢来的十九岁的她却不肯随随便便就只想到死，她并且想到她应该和别人活得一样舒服。她拍着她母亲的胸脯，安慰似的问道：

    “妈！今天生意不好罢？”

    “生意不好？呀！阿英！生意难做，不是今天一天，我天天都哭么？今天是——你去看罢！看我那个吃饭家伙！”

    老太婆忽然忿激，一骨碌爬了起来，扁着嘴巴，一股劲儿发恨。

    朱桂英捡起墙角里那只每天挽在她母亲臂上的卖落花生的柳条提篮仔细看时，那提篮已经撕落了环，不能再用了。篮里是空的。朱桂英随手丢开了那篮，鼓起腮巴说：

    “妈，和人家吵架了罢？”

    “吵架？我敢和人家吵架么？天杀的强盗，赤老，平白地来寻事！抢了我的落花生，还说要捉我到行里去吃官司！”

    “怎么无缘无故抢人家的东西。”

    “他说我是什么——我记不明白了！你看那些纸罢！他说这些纸犯法！”

    老太婆愈说愈忿激，不哭了，摸到那板桌边擦一根火柴，点着了煤油灯。朱桂英看那篮底，还有几张小方纸印着几行红字。是包落花生用的纸。记得十多天前隔壁拾荒的四喜子不知从什么地方拾来了挺厚的一叠，她母亲用一包落花生换了些来，当做包纸用，可是这纸就犯法么？朱桂英拿起一张来细看，一行大字中间有三个字似乎很面熟；她想了一想，记起来了，这三个字就是“共产党”，厂门边墙上和马路边电杆上常见这三个字，她的兄弟小三子指给她认过，而且刚才屠维岳叫她进去也就问的这个。

    “也不是我一个人用这种纸。卖熟牛肉的老八也用这纸。

    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