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媚药》写于１８３０年１月，同年６月发表于《巴黎评论》。司汤达自称写这篇作品是为了“治疗头痛，散心”。而且他承认参考了十七世纪法国作家斯卡龙的一篇作品。他说：“每个时代的调味汁不同。我不过把１６６０的调味汁换成１８３０年的罢了。”这篇作品描写的是一个西班牙少妇鬼迷心窍，抛弃富裕但年老的丈夫。与一个跑江湖的马戏演员私奔，上当受骗仍不变心的故事。也许这确是一篇消遣之作，思想平平，但在创作手法上有独到之处，尤其是开头与结尾受人称道。开头描写的时间、地点、氛围与情节十分协调，很能抓住读者；结尾言简意深，给人以想象的余地。

《米娜·德·旺格尔》写于１８２９年１２月至１８３０年１月间。其后又几经修改。但司汤达生前未拿出发表。直到他死后十一年巴黎的《两世界评论》才将它刊发。在司汤达的作品中，这是少有的描写德国人的作品之一。米娜·德·旺格尔出身于德国大贵族家庭。她父亲因厌恶非正义的征战，受到宫廷的监视，最终忧郁而死。她为了追求自身的幸福，离乡去国，来到巴黎，堕入了爱河。为了达到目的，这个爱幻想的德国姑娘不惜纡尊降贵，乔装改扮，来到她私下热恋的人家里做女佣，不料因高兴过度，吐露了秘密，酿成悲剧，最后以身殉情。司汤达通过这个哀惋曲折的爱情故事，展示了德国人与法国人性格上的差异以及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小说的女主人公米娜·德·旺格尔在作者的人物画廊里，是一个有血有肉，光彩夺目的人物。

《菲利贝》成于何时，专家们尚未得出定论。有人认为是在１８２７年至１８３０年间。也有人认为是在１８３９年。但法国文学史家克鲁才分析了菲利贝与《红与白》中的主人公吕西安的性格特征，觉得两者相近，便认为它成于１８３５年至１８３９年间。严格地说，这篇东西也许够不上短篇小说，只能算一个短故事，也有点像中国的笔记小说。内容也确如副标题，是一位膏梁子弟的几个生活片断，如经商、恋爱、搬家等，写得比较粗放。在司汤达的短篇创作园地里，它也许只能算一根小草，但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司汤达的创作，终究是有益的，因此我们也把它收进集子。

在收入《意大利轶事》的八个短篇里，除了《瓦尼娜·瓦尼尼》成于１８２９年以外，其余的都写于１８３３年以后。关于这些小说，有些情况需略作介绍。

１８３３年，司汤达再次来到意大利后，在一个朋友家的藏书室里，发现了一批“古代的手稿”。这些手稿真实地记录了意大利十六、十七世纪的一些重大的“社会新闻”。司汤达在阅读之后，大感兴趣，认为它们是“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意大利历史的有益补充”；它们描绘了“孕育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一代天才的风土人情”，便花重金购得抄录权，请人仔细抄录了某些篇章，保留在身边，反复阅读，并以部分翻译加部分创作的手法，将这些手稿改写成短篇小说。他在世时，选出《艾蕾》、《维多利娅·阿柯朗波尼》、《桑西一家》三篇结集出版。在他去世十二年后，他表弟整理了他的七篇据此改写的短篇小说，并加上描写意大利人爱情故事的《瓦妮娜·瓦尼尼》，结成一集，取名为《意大利轶事》出版。

１８２９年发表的《瓦妮娜·瓦尼尼》，是一篇短篇杰作。它通过烧炭党人彼埃特罗与罗马贵族小姐瓦妮娜的爱情，歌颂了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歌颂了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烧炭党人。瓦妮娜是个倾国倾城的美女。她虽然出身于阀阅世家，但视富贵如浮云，心甘情愿地追求一个出身低微，身负重伤，又被官方通缉的逃犯。为了爱情，她甘愿舍弃一切，甚至不惜自己的名声。但为了得到彼埃特罗的爱，她竟然告密出卖了彼埃特罗手下的战士，破坏了他们的起义。她当初爱上彼埃特罗，是钦佩他为民族解放奋斗的大无谓精神。但由于私心的支配，她的爱情到头来变成了正义事业的阻力。

作为她的对立面，彼埃特罗表现了可歌可泣的爱国精神。

他爱瓦妮娜，爱她胜过爱自己的生命。但是当他必须在祖国的命运和个人的幸福之间作出选择时，他放弃了后者。为了民族解放他甘于吃苦，当他手下的战士被捕，起义失败后，他毅然投案自首，以免被人疑为叛徒。当他得知是自己的心上人告的密后，他愤怒地拒绝了她的解救，与她断绝了情缘。他的凛然正气和非凡的人格力量使他成为文学史上一个光彩夺目的爱国者形象。

《岸边的圣方济各教堂》是一篇描写“意大利激情”的小说，教皇的侄媳康波巴索王妃表面冷漠、清高，谨守妇道，实际上充满了不可抑制的情欲。她与法国驻教廷的使馆随员，法国摄政王的私生子暗通款曲。但她一心要独享情夫的情爱，一旦得知他移情别处，便与教会的野心家勾结，派人暗杀了情夫。司汤达在描写这对青年的情爱波折时，附带了几笔，便把当时教会任人唯亲，编织裙带关系，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互作私人交易的丑恶事实揭露无遗。

《维多利娅·阿柯朗波尼》写的是宫廷贵族为情爱和利益进行的两次阴谋仇杀。小说是以记叙“社会新闻”的笔调写的。尽管案情十分曲折，解决案件的方式惊心动魄，但最精彩的还是关于初为红衣主教，后为教皇西利斯图斯五世的蒙太托的描写。菲利克斯是蒙太托的外甥和养子。红衣主教视他为掌上明殊。然而，他在听到养子被人暗杀的消息后“面不改色”，一点儿没有震惊的表现。第二天梵蒂冈召开红衣主教会，人们认为他不会到场，谁知他和往常一样，第一批到会，而且在教皇本人流泪安慰他时，他也和平常一样，十分平静，并且要求圣上不要下令调查案情，说他已宽恕了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