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闷热，窗固然开着，但风丝毫进不来，进来的唯有路上的嘈杂。被红灯拦住的大卡车发出嘶哑的气闸声，令人想起晚年的本·韦伯斯特的高音唱腔。大家都出了不少汗。我走到桌前简单寒暄，递出名片。保安员默默接过，咬着嘴唇盯视良久，盯罢把名片放在桌子上，抬起脸看我的脸。

    “蛮年轻的老师嘛，”他说，“工作几年了？”

    我做出略加思索的样子：“第三年。”

    他“唔”了一声，再没说什么。但那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内容复杂的雄辩。他再次把名片拿在手上，重新确认什么似的注视我的名字。

    “我姓中村，是保安主任。”他报出姓氏，但没给名片。“那边椅子有多余的，请挑一把搬来。这么热很抱歉。空调嘛，出了故障。星期天人家不上门维修，电风扇也没有乖乖听话的，简直坐以待毙。您怕也够热的，西装请只管脱下好了。事情我想没那么快结束，光看着我都热得够呛。”

    我按他说的搬来一把椅子，脱去上衣。衬衫已出汗出得贴在身上。

    “不过，我总觉得，老师这工作的确令人羡慕。”说着，保安员嘴角沁出于巴巴的笑意，然而眼镜内侧的眼珠却如物色特定对象的深海食肉动物一般在探我的底。口气诚然客气，但仅限于表面。尤其说到“老师”两个字时，显然透出轻蔑意味。

    “暑假一个多月，星期天不用上班，晚上不用值班，又有人送礼，好到天上去了！如今看来，我也在学校玩命用功弄个老师当当该有多妙。可到头来，大概也是命中注定，当了个超市保安员。脑袋不好使嘛。跟我家孩子也说了：长大当老师！毕竟老师顶轻松嘛。”

    我的“女朋友”身穿式样简洁的蓝色半袖连衣裙，头发在脑顶齐整整地拢起，两耳戴着小耳环，脚上是高跟白凉鞋，膝部放着白色手袋和奶油色小手帕。从希腊回来还是第一次见她。她一声不吭，用哭得有些发肿的眼睛轮流看我和保安员，从神情上不难看出已挨了好一顿训。

    我和她对视了一下，随即看了看她儿子。本名叫仁村晋一，在班上大家都叫他“胡萝卜”。细长脸，瘦瘦的，头发乱蓬蓬地打着漩，看上去真的像胡萝卜。我一般也这么叫他。人很老实，不说多余的话。成绩算是好的，不忘做作业，值班打扫教室不要滑，不惹是生非。不过上课时极少举手回答问题，也不出风头，不讨人嫌，也没什么人缘。母亲对此颇有些不满，但从教师的角度看，算是蛮不错的孩子了。

    “情况从学生母亲那儿听说了吧，电话里。”保安员问我。

    “听说了。”我说，“扒窃。”

    “正是，”说着，保安员拿起脚下的纸盒，放在桌上，推到我这边来。盒里有八个仍包着塑料纸的订书器。我拿一个在手上看了看：标价八百五十元。

    “订书器八个，”我说，“全部吗？”

    “是的，全部。”

    我把订书器放回纸盒。“价格一共六千八百元吧？”

    “是的，六千八百元。您肯定这样想吧：当然不止是扒窃，而是犯罪行为。可为什么这么小题大作呢，充其量才八个订书器嘛，何况又是小学生。是这样想吧？”

    我什么也没表示。

    “没关系，即使这么想也情有可原。毕竟较之扒窃八个订书器，更恶劣的犯罪满世界都是。在这里当保安员之前，我也在第一线当了很长时间警察，情况一清二楚。”

    保安员直勾勾地看着我的眼睛说道。我也在注意不给他以挑战性印象的前提下正面迎接他的视线。

    “若是头一回，店方也不至于因为这个程度的扒窃而一一闹腾没完。我们也是靠客人吃饭的，都想适可而止，不把事情闹大。本来嘛，把他带到这房间来，稍微吓唬吓唬就完了；糟糕的时候也顶多跟家里联系，提醒一下，而不通知学校。对这类事情尽可能息事宁人，这是我们店对待小孩扒窃的基本方针。

    “问题是这孩子扒窃不是今天第一次。以前也有，仅我知道的就三次。注意，是三次！而且第一次也好第二次也好，这孩子都死活不肯道出自己的姓名和所在的学校。两次都是我处理的，所以记得很清楚。无论说什么问什么，反正就是不开口。用警察的说法，就是所谓缄默。不道歉，也没反省的样子，很有抵触性，态度非常恶劣。对他说再不告诉姓各就带去找警察也不怕么，他还是默不作声。无奈，这次硬让他出示汽车月票，才弄明白了姓名。”他停了停，等待事情的细节渗入我的脑中。他仍然定定地注视我的眼睛，我也没将视线移开。

    “还有一点，那就是所偷东西的内容不好，不让人怜爱。最初是十五支自动铅笔，金额是九千七百五十元。第二次是圆规八个，金额为八千元。就是说，总是集中偷同一种东西。不是为自己用，或纯属恶作剧，或是为了卖给学校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