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错看了巴黎，想象这两个朋友逃脱了巴黎的讥讽，巴黎可是向来对什么都不留情面的。施穆克和邦斯把他们的财富和苦难全都合在了一起，进而想到要节俭地过日子，两人干脆一起合住，于是便在马莱区僻静的诺曼底街的一座清静的房子里租了一套住房，共同承担房租。由于他们经常一起出门，两人肩并肩地老在那几条大街上走，居民区里那些逛马路的闲人便给他们起了一个绰号：一对榛子钳。有了这个绰号，倒省了我在这儿来描写施穆克的长相了，他之于邦斯，恰如梵蒂冈的那尊著名的尼俄柏慈母像之于立在神殿的维纳斯像。

    那幢房子的门房茜博太太是这对榛子钳家庭运作的轴心；不过，她在这两位老人最终遭受的生命悲剧中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还是等到她出场的时候再对她作一描写为好。

    有关这两个老人的心境还有待说明的一点，恰正是最难让一八四七年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读者理解的东西，其原因恐怕是铁路的修建促使金融有了惊人的大发展。这事情虽然不大，但却很说明问题，因为这可以让人对这两颗心灵过分敏感的境况有个印象。

    让我们借用一下铁路的形象加以说明，哪怕算是铁路当初借我们的钱，现在作为偿还吧。今天，当列车在铁轨上飞速行驶时往往把那些十分细小的沙砾碾得粉碎。要是把这些旅客看不见的细沙尘吹到他们的肾脏里，那他们便会患最可怕的肾结石病，剧疼难忍，最后死亡。那么，对我们这个以列车的速度在铁道上飞驰的社会来说，它根本不经意的那种看不见的沙尘似的东西，那种被不断吹进那两个生灵的纤维组织中的沙尘，无时不在使他们的心脏经受结石病似的侵蚀。

    他们俩的心肠特别软，看不得别人痛苦，往往为自己无力救助而悲伤。至于对自己经受的痛苦，他们更是敏感得到了病态的地步。年老也罢，巴黎上演的连续不断的悲剧也罢，都没有使这两颗天真纯洁、年轻的心变硬。他们俩越活下去，内心的痛苦越剧烈。可怜那些贞洁的人，那些冷静的思想家和那些从没有极端行为的真正的诗人，都是如此。

    自从这两位老人结合以来，他们做的事情差不多都很相似，渐渐形成了巴黎拉出租马车的马儿特有的那种情同手足的风格。

    无论春秋还是冬夏，他们都在早上七点钟光景起床，用完早餐，便分头去他们的学校授课，需要时也互相代课。中午时分，如有排练需要他，邦斯便去他的戏院，其他的空闲时间，他便全用来逛马路。然后，到了晚上，他们俩又在戏院相聚，是邦斯把施穆克安插进戏院的，下面是事情的来龙去脉。

    邦斯认识施穆克的时候，刚刚得到了一柄指挥无名作曲家的元帅权杖，一支乐队指挥棒！这个位置他并没有去求，而是当时的大臣博比诺伯爵赐给他这个可怜的音乐家的。原来那个时候，这位七月革命的资产阶级英雄动用了特权，把一家戏院许给了他的一位朋友，这是个暴发户见了脸红的朋友。那一天，伯爵坐马车，在巴黎城碰巧瞥见了他年轻时代的一位老相交，看他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身着一件褪得说不清什么颜色的礼服，脚上连鞋套也没有，像是忙着在探几笔大生意做，可惜资本承受不了。

    这个朋友原是个跑生意的，名叫戈迪萨尔，以前为博比诺大商行的兴旺出过大力。博比诺虽然封了伯爵，做了贵族院议员，又当了两任部长，可丝毫也没有忘了杰出的戈迪萨尔。不仅没有忘了他，博比诺还要让这个跑生意的添上新的衣装，让他的钱袋也鼓起来；因为政治也好，平民宫廷的虚荣也罢，倒没有让这位老药品杂货商的心变坏。戈迪萨尔是个见了女人发狂的家伙，他求博比诺把当时一家破产的戏院特许给他，大臣把戏院给了他，同时还注意给他派了几位老风流，他们都相当有钱，足以合伙办一家实力强大的戏院，可他们迷的是紧身演出服遮掩的东西。邦斯是博比诺府上的食客，便成了那家许出去的戏院的陪嫁。

    戈迪萨尔公司果真发了财，到了一八三四年，还想在大街上实现宏图大略：建一座大众歌剧院。芭蕾舞剧和幻梦剧有音乐，这也就需要一个勉强过得去，并且能作点曲子的乐队指挥。戈迪萨尔公司接替的那个剧院经理部早已到破产的地步，自然雇不起抄谱员。

    邦斯于是把施穆克介绍到剧院，做一名专职抄谱员，干这个行当虽然默默无闻，却要求具有真正的音乐知识。施穆克在邦斯的指点之下，和喜剧院专管乐谱的头目的关系搞得很融洽，所以不必做那些机械性的工作。施穆克和邦斯这两人搭配在一起，效果不凡。施穆克和所有德国人一样，在和声学方面造诣很深，邦斯写了曲子之后，就由他精心做总谱的配器。有那么两三部走红的戏，戏中伴乐的某些新鲜段落很受行家们的欣赏，可他们把这归功于“进步”，从来不去理会到底谁是作者。所以，邦斯和施穆克被埋没在了辉煌之中，就像某些人淹死在自己的浴缸里。在巴黎，尤其自一八三○年以来，谁要是不quibuscumque　viis①，用强硬的手腕把众多可怕的竞争对手挤垮，那就出不了头；因此，腰板子要很硬，可这两位朋友心脏长了结石，限制了他们作出任何野心勃勃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