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扭开脸去，一边号啕大哭，一边低声说：

    “我全都却道：您为什么戏弄我？……您需要我的爱情做什么？”

    “我对不起您，沃罗佳……”齐娜依达低声说。“咳，真对不起您……”她又补了一句，握紧了双手。：我身上有多少坏的、阴暗的和罪恶的东西……可我现在并不戏弄您，我爱您，您也不要猜疑，为什么，怎么样……不过您知道什么呢？”

    我能对她说什么呢？她站在我面前瞧着我，只要她瞧我一眼，那我从头到脚就会都属于她了……一刻钟以后，我跟那个军校学生，还有齐娜依达一起争先恐后地奔跑起来了；我不哭了，我笑着，虽然笑得那浮肿的眼皮里又掉下泪来；我把齐娜依达的绸带当作领结系在颈脖上，当我能够抱住她的腰部时，我就高兴得叫了起来。现在她能随意地同我玩各种游戏了。

 十九

    假如有人一定要我详细地讲述在我深夜远征失败后的一星期内我的心情变化，我会感到十分困难的。这是个古怪的暴冷暴热的大波动时期，心里乱得很。一些相互最抵触的情感、思想、猜疑、希望、欢乐和痛苦在这片混乱中旋风般地转动着，我害怕探察自己的内心世界，假如一个才十六岁的孩子能够这样做的话。我害怕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我只想赶快过完白天，而夜里我就睡觉了……少年不知忧愁的脾性帮了我的忙，我不想知道人家是不是爱我，也不愿承认人家并不爱我。我常避开父亲，可我无法避开齐娜依达……在她面前我像在火中燃烧一样……但我何必要知道我在什么样的火中燃烧和熔化，好在我觉得熔化得很舒服，燃烧得很快乐。我沉浸在各种感受之中，并随之起伏，受其左右，我自己欺骗着自己，我不再回忆往事，对我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

    也避而不见……这种苦恼大概不会持续很久……一声霹雳一下子就把一切结束了，也把我扔到了新的轨道上。

    有一次我散步了相当长时间才回家吃午饭。当我知道只有我一个人吃饭，父亲出去了，母亲身体不舒服，不想吃饭，待在卧室里，我感到很惊讶。从仆人们的脸色上我就猜到了，一定发生了不寻常的事了……我不敢问他们，但侍候我吃饭的年轻仆人菲里普是我的朋友，他是个狂热的诗歌爱好者，又是个弹奏吉他的能手，我就去向他打听。我从他口中得悉，在我父母之间有一回极其厉害的口角（就在女仆的屋子里每一句话也都听得清清楚楚，他们说的多半是法国话，女仆玛莎在一个巴黎的女裁缝那儿待过五年，她完全可以听懂）。我的母亲责备父亲不忠实，跟邻居的小姐打得火热。父亲开头为自己辩护，后来发火了，也说了些“好象是关于他们年龄”的刻薄话，母亲因此哭了起来。母亲还提到了期票的事，这张期票仿佛给了老公爵夫人。母亲说了些关于她和她的女儿的很难听的话，于是父亲对她进行了威吓。

    “这件不幸的事，”菲里普继续往下说，“是由一封匿名信引起的，但没人知道这信是谁写的。要不然，这件事怎么会暴露呢，又没有任何其他原因。”

    “难道真有其事吗？”我费力地说出这一句话，同时我的手脚都发冷了，我心底里起了一阵颤栗。

    菲里普意味深长地眨巴了一下眼睛。

    “真有其事。这些事情是隐瞒不住的。这一次您父亲虽然非常小心，但是，比方说，他必须雇马车或做别的什么事情，没有仆人给他张罗也不行呀。”

    我把菲里普打发走了，就倒在床上，我没有号啕大哭，也没有悲观失望；我没有问自己，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怎样发生的；我不觉得奇怪，怎么我以前，怎么我这么久都没有猜到；我甚至不抱怨父亲……对于我所知道的这件事，我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这件事的突然暴露也把我毁了……一切都完了。我心灵里的所有花朵一下子全都被摘了下来，它们散落在我的周围，遭到践踏的厄运。

 二十

    第二天母亲宣布要搬回到城里去。早上父亲就到母亲的卧室里去了，并且跟她单独在一起坐了很久。谁也没有听见他对她谈了些什么，不过母亲不再哭了。她安静下来，吩咐仆人给她送早点，但她没有走出房间，也没有改变自己的主意。我记得，这天我整日无目的地踱来踱去，但没有到花园里去，也没有朝那间房瞥过一眼，可是傍晚时分我却成了一件咄咄怪事的见证人：我的父亲拉着马列夫斯基伯爵的胳膊穿过大厅，来到了前室，他当着一个仆人的面冷冷地对他说：

    “几天前，阁下在某人家里接到过逐客令，不过现在我不打算跟您进行一番解释性的谈话，可是我荣幸地通知您，假如您再上我这儿来，我就要把您从窗口里扔出去。我不喜欢您的笔迹。”伯爵低下了头，咬紧了牙关，缩紧了身子，溜走了。

    我们开始收拾行装搬回城里，我们在阿尔巴特有一所房子。父亲本人大概也已经不想再住在别墅里了；可是看来，他已经劝阻了母亲不再扩大事态。一切都悄悄她、不慌不忙地进行着。母亲甚至吩咐仆人去问候公爵夫人，向她表示歉意，说她由于身体不好，不去向她辞行了。我像狂人般地四处走着，我只有一个希望：让这一切尽快地结束。当时有一个念头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回着：她这位年轻的小姐怎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