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奥列格倒是很愿意坐到舒卢宾旁边去，他还不曾找到一次机会同这个人单独谈谈，而心里很想这样做，因为他从劳改营中知道，不声不响的人必有自己的想法。加上在争论中舒卢宾插进来支持他这一行为，也引起奥列格对他的注意。

    然而，奥列格还是决定从身旁走过去，因为劳改营也使他懂得要尊重每一个人独处一角的神圣权利。

    他从舒卢宾身旁经过，但走得很慢，脚上的两只靴子像在石子路上划着桨板，便于对方把自己叫住。舒卢宾果然看见了靴子，随着视线从靴子上移动，他抬起了头。他漠然地看了看，似乎只是默认：“是的，咱们是同一个病房的。”直到奥列格又跨了两步，舒卢宾才半问半邀地对他说：

    “不坐会儿吗？”

    舒卢宾脚上穿的也不是一般病号穿的那种拖鞋，而是一双高帮的室内便鞋，所以他能在这里散步和坐坐。他头上没戴帽子，只见一圈圈稀稀落落的斑斑白发。

    奥列格折回来在长凳上坐下，仿佛他无所谓似的，往前走或坐会儿都行，不过还是坐一会好些。

    无论话题从何处开始，他随时都能向舒卢宾提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而听对方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就可以把这个人了解得清清楚楚。但是奥列格没这样做，他只是问：

    “这么说，是后天步，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

    即使对方不回答，他也知道是在后天。整个病房都知道，给舒卢宾开刀的日期定在后天。这句话的分量在于“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这个称呼上，因为病房里还没有人这样称呼过沉默寡言的舒卢宾。这是一种老军人对老军人说话的口气。

    “我是最后一回晒晒太阳，”舒卢宾点了点头。

    “不见得是最后一回，”科斯托格洛托夫用深沉的低音说。

    他斜着眼睛看舒卢宾，心想这也许是最后一回了。舒卢宾吃得太少，甚至少于食欲所容许的程度，为的是减轻食后的疼痛，这就使他越来越虚弱，体力不支。科斯托格洛托夫已经知道舒卢宾的病是怎么回事，所以现在他问：

    “就那样决定了吗？从侧面开排泄孔？”

    舒卢宾嘟起嘴唇像是要咂嘴巴似的，同时也点了点头。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不管怎样，反正是癌，”舒卢宾说，眼睛望着自己前方，而不是看奥列格。“癌症中还有癌症。任何一种糟糕的状况都有比之更糟的。我的这种病情，既不能对别人讲，又没法同别人商量。”

    “我的情况可说也差不多。”

    “不，不管怎么说，我的情况更糟！我的这种病尤其让人抬不起头来。格外有失体面。而且后果也很可怕。如果我能保住性命（而这”如果“还成很大问题），像您现在这样靠近我站着或坐着可很不好受。任何人都将千方百计离我远点。要是有谁靠得近些，我自己就必定会想：不消说，他在勉强忍受着，心里却在诅咒我。总之，再也不能同人们待在一起。”

    科斯托格洛托夫想了一会，一边还轻轻吹着口哨——不是用嘴唇吹，而是心不在焉地把空气从牙缝中送出来。

    “总的说来，很难断定谁的情形更糟。这比相互较量成绩更难。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不幸是最大不过的。比方说，我可以断定自己所度过的不幸的一生是很少见的。但是我怎么能知道：也许您的经历更坎坷？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怎能肯定呢？”

    “还是不要肯定为好，否则您会弄错的。”舒卢宾总算转过头来，一双眼白充血、极其富有表情的圆眼睛从近处看了看奥列格。“在深海作业、在地底下采掘、在沙漠里找水的人，过的远远不是最艰苦的生活。生活最艰苦的乃是每天从家里走出时脑袋老是与门相相撞的人，因为门循太低……据我看，您打过仗，后来蹲过监狱，是不是？”

    “还有，没上过大学，没被提升为军官。再就是至今还处在永久流放状态。”奥列格若有所思地把这一切列举出来，但没有牢骚。“此外，还得了这癌症。”

    “就癌症来说，您和我彼此彼此。至于其他方面，年轻人…”

    “见鬼，我算什么年轻人！您考虑过没有，肩膀上支的脑袋还是原先的那一颗？身上的皮岂不还是原来的那一张？……”

    “……至于其他方面，我可以这么告诉您：您很少说假话，您懂吗？您至少不那么卑躬屈膝，这一点您可要珍惜！你们被逮捕，而我们则被驱赶到大会上去批斗你们。你们被判处死刑，而我们则被逼着站在那里鼓掌，表示拥护判决。岂止是鼓掌，连枪决也是人们要求的，是的，是要求的！您大概记得，当时报上是怎么写着的：‘全体苏联人民了解到这些无比卑劣的罪行，无不义愤填膺，就像一个人一样……’您可知道‘就像一个人’这种提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我们这些各不相同的人，忽然间，‘就像一个人一样’了！鼓掌时还必须把手举得高高的，好让旁边的人以及主席团都看得见。有谁不想再活下去了呢？谁敢出来为你们辩护呢？谁敢唱反调？这样做的人如今在哪儿？……连弃权都不行，哪里还敢反对！有一个人在表决枪毙‘工业党’成员时弃了权，立刻引起大喊大叫：‘让他说清楚！让他摆出理由来！’那人站了起来，声音干涩地说：‘我想，从十月革命到现在快12年了，可以找到别的手段来制止……’啊，这个坏蛋！同伙！代言人…到第二天早晨，格伯乌一张通知把他传去。从此一辈子留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