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有人曾预先告诉过他：里比多还会保留下来。这就是它！……

    如此过了两站。随后尽管还是挤，但来自后面的压力已不是那么厉害，奥列格有可能稍微松动一下。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不想脱出身来结束这痛苦的享受。此时此刻，别的他什么也不想要，只想就那样再待会儿，再待上一会儿。哪怕电车现在开回老城！哪怕它发了疯似的，吱吱轧轧不靠站地直到深夜那么环行！哪怕它敢于去作环球旅行！——反正奥列格不想首先脱出身来！奥列格尽量延长这种幸福的时刻，比这更高的幸福他现在不配得到。与此同时，他怀着感激的心情记下了脑勺上的头发圈儿（而她的脸奥列格始终未能看到）。

    皮肤白皙的姑娘脱出身来，开始往前面移动。

    在把虚软、微屈的两膝站直的同时，奥列格明白了，去找滚加也必将以痛苦和欺骗为结局。

    他去她那里，求之于她的必然会多于求之于自己。

    他们曾如此崇高地一致认为，精神上的交流比任何其他形式的交流都更为宝贵。但这座高高的桥由他俩的手搭起来之后，奥列格发现自己的手臂有点支撑不住了。他去找她，见了面会侃侃而谈，可内心里却痛苦地想着另一件事。等她一走，他一个人留在她房间里，他就会对着她的衣服、她的每一件小物品哀怨地哭起来。

    不，应当比天真的小姑娘有头脑些。应当去火车站。

    他没有往前去，从那两个女学生身旁经过，而是往后挤，从后面的门跳下了车，被什么人骂了一句。

    电车站附近又有人在卖紫罗兰……

    太阳已快落下去了。奥列格穿上了军大衣，换车去火车站。这路电车已不像刚才那么挤。

    在车站广场上挤了一阵，问了几次也没问出个名堂，最后他终于挤到一个类似带篷菜场那样的亭子跟前。那是卖远程火车票的地方。

    售票的窗口共有4个，每个窗口前面都排有150至200人。暂时离开的人还不计算在内。

    奥列格看到，火车站上一连几天几夜排队的这种景象，似乎还是老样子。世上许多事物起了变化——时尚变了，路灯换了，青年人的作风也不一样了，但是排队买火车票的这种情况从他记事以来就是如此：1946年是这样，1939年是这样，1934年和1930年也是这样。对新经济政策时期摆满了食品的橱窗他还记忆犹新，但不排队的火车站售票处他甚至想像不出是什么样子：不知出门之难的只有那些持有特别身份证或特殊证明的人。

    眼下他倒有一张证明，尽管说明不了其重要性，但是还能派上用场。

    空气窒问，科斯托格洛托夫直冒汗，但他还是从行李袋里掏出了那顶很紧的皮帽子戴在头上，就像绷在帽值上似的。他把行李袋挂在一只肩上。他那神态让人觉得似乎他躺在手术台上由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给他开过刀之后还不到两个星期。于是他带着极度虚弱的表情和暗淡无神的目光从长蛇阵的尾部向窗口那里一步一拖地挨近些。

    那里也有一些喜欢这样做的人，但他们并不往窗口那儿挤，也没有人打架，因为旁边站着一个民警。

    在这里，奥列格当着众人的面，动作迟缓地从衣襟里边的斜兜里掏出了证明信，很信任地把它递给了民警同志。

    民警是个留小胡子的乌兹别克人，英姿勃勃，像一位年轻的将军，他表情严肃地看了奥列格的证明，向排在最前面的一些人宣布：

    “这个人我们得让他排在前头。刚开过刀。”

    说着，他指定奥列格排在第三个。

    奥列格精疲力竭地看了一眼队伍中的新伙伴，甚至不打算挤进去，耷拉着脑袋站在一旁。一个上了年轻的乌兹别克胖子戴着一顶盘子似的棕色丝绒宽边帽，因而脸上有古铜色的阴影，他把奥列格往队伍里推了一下。

    靠近售票处站着是很有意思的：可以看得见女售票员往外扔车票的手，可以看得见旅客从暗兜里或从腰带缝兜里掏出来紧紧捏在手中的那些绰绰有余的血汗钱，可以听得见旅客胆怯的请求和女售票员无情的拒绝——显然，事情在进展中，而且进展得不慢。

    不一会儿，轮到奥列格俯身往窗口里探头买票了。

    “请给我一张到托陶的普通硬席票。”

    “到哪里？”女售票员问。

    “汗陶。”

    “我似乎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她耸了耸肩膀，开始翻查一本厚厚的手册。

    “你怎么啦，亲爱的，怎么要买普通的票呢？”排在后面的一个女人可怜他。‘们u开过刀，坐普通车厢行吗？爬上爬下，刀口会进型的。还是买卧铺吧！”

    “没钱哪，”奥列格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