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是没有意见，我不反对，你先上好了。”

    但是奥列格仍站在那家伙和列车员旁边。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从这里也能挤上去。不过，那些跟着起哄的人开始散开排队去了。

    “得了！”那家伙没趣地说。“等就等会儿吧！”

    人们带着篮子、提桶走来。从盖在上面的布袋底下，有时可以清楚地看到粗壮的浅紫淡红色椭圆形小萝。从出示的车票来看，有三分之二的乘客是到卡拉干达。原来，奥列格是为这些人维持了队伍的秩序！正常的旅客也纷纷上车。有一个女人相当体面，罩一件蓝色短上衣。奥列格一上车，那个装疯卖傻的家伙也就稳步跟着上来了。

    奥列格在车厢里快步走，发现不靠边的一个行李架差不多还空着。

    “就这么样啦，”他宣布说。“我来把这篮子挪动一下。”

    “往哪儿挪？干什么？”有人惊慌起来。此人是个瘸子，但看上去倒挺健康。

    “不干什么！”科斯托格络托夫答话时已经爬上去了。“人家没地方躺下。”

    他很快就在行李架上安顿停当：行李袋里的熨斗拿了出来，袋子就当作枕头；军大衣脱下来铺着，把上装也脱了——这里，高高在上，随心所欲，怎么都行。他躺下来歇会儿，凉快一下。他那穿44码靴子的两条腿，半个靴筒以下都悬在过道上方，但在那么高的地方并不妨碍任何人。

    下面的旅客也在归置东西，脱衣凉快，互相认识。

    那个瘸子颇好交际，他说过去当过兽医士。

    “为什么不当了？”有人惊奇地问。

    “这你怎么不懂！每死一只羊都得上被告席，与其这样，我倒宁愿作为残疾人退休，运运蔬菜！”瘸子大声解释。

    “这倒也是！”罩蓝色短上衣的女人说。“在贝利亚掌权时，贩运蔬菜、水果的是要抓起来的。如今只有贩卖工业品的才抓。”

    太阳想必只剩下最后一点余晖了，而这也被车站挡住映不过来。车厢里，下面还比较亮堂，可上面已暮沉沉。有包房的旅客和软卧旅客此时在站台上散步，而这里的人则坐在占到的位子上，安置行李。奥列格把整个身体伸直。多舒服啊！可蜷着腿在囚犯车厢里待两昼夜是很难受的。在那样的车厢小间里挤19个人很不是滋味。挤对个人情况就更糟。

    其他一些人没活到今天。而他活下来了。瞧，癌症也没能置他于死地。如今，流放期也已经像鸡蛋壳儿裂开了缝。

    他想起监督官劝他娶媳妇的事儿。不久大家都会这么劝他。

    躺着可真好。真舒服。

    只是在列车抖动了一下并开始启动的时候，他才感到心脏那里，或者说灵魂深处——胸中最重要的那个地方，突然往后收缩。这时，他翻了个身，俯卧在军大衣上，闭着眼睛，脸贴在装有面包的行李袋上。

    火车在运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两只穿着靴子的脚尖朝下地在过道上空晃荡，像死人似的。

    1963——1967

 授 奖 词

    瑞典学院卡尔·拉格纳·基耶罗〔1970年12月10日，亚历山大·索尔但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常务秘书卡尔·拉格纳·基耶罗在受奖者缺席的情况下宣读了此授奖词〕像所有作家一样，索尔仁尼琴无疑受到时代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的影响。索尔仁尼琴是在苏维埃新政权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作家。他的创作才能的激发是跟他的祖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然而，他的作品却具有全球性的艺术魁力，这种魅力来自他对贯穿于许多伟大前驱作品中无可比拟的俄罗斯传统的继承。他和他的前辈作家各个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象征性地表达自己对俄罗斯苦难的沉思和对俄罗斯母亲的挚爱。随着《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伊万·杰尼索维奇一生中的一天》，1963）的出版，苏联和全世界都承认索尔仁尼琴已跻身于伟大俄罗斯作家的行列。《真理报》将索尔仁尼琴与列夫·托尔斯泰相提并论，认为他对“即使处于备受屈辱时刻的人的品质”的描写也会使人的心灵痛苦得紧缩起来，使人的精神得以升华。对非俄罗斯世界来说，这部小说以其对时代的发人深思的启示而具有同等强烈的吸引力：对不可摧毁的“人的尊严”的肯定和对破坏这一尊严的一切企图的批判。索尔仁尼琴曾对他的这种“复调”展示方法作过重要阐释：个人不应作为集体的一员出现，当行动与个人有关时，个人便应成为“主角”。而“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这是人道主义的精髓，索尔仁尼琴为此而被授奖。

 受奖演说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陛下！诸位亲王殿下！女士们和先生们！在这个大厅里曾有许多获奖者在你们面前发表过受奖演说，然而，大概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给瑞典皇家学院和诺贝尔基金会带来如此之多的麻烦。有一次，可以说我曾经来过这里，尽管不是血肉之躯来过；还有一次，是最尊敬的卡尔·拉格纳·基耶罗先生已准备动身前往我国光临寒舍了；再就是这一次，我终于亲自来了，不合时宜地占着多余的座椅。为了使我能够发表3分钟的演说，竟需要经过3年多的时间，而皇家学院常务秘书今天又不得不给我这样一个作家第3次提供机会。正因为我给你们大家带来了如此之多的麻烦，我在这里应该请求诸位原谅，尤其应该对你们已故的前国王和你们大家于1970年在这里面对空座椅所举行的那次热情的祝贺仪式表示感谢。然而请你们相信，一个获奖者要把4分钟的演说装在肚子里4年，这同样是不轻松的。当我最初准备到你们这里来的时候，对于一生中第一次要在这自由的讲坛上说些什么，我没有任何准备，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对一个不自由国家的作家来说，他的第一次登台和第一次演说也就是讲世上的一切，讲他自己国家里的一切痛苦，在这种情况下，忘却授奖仪式的目的，给在座诸位欢庆的酒杯里注入几滴苦涩是可以原谅的。但是，打从到这里未能成行的那一年起，即使在自己国家里，我也学会了把头脑里所想的东西几乎全部公开地说出来。而被驱逐到西方之后，我就更有这种畅所欲言的可能了，这在你们这里是根本不在话下的。现在，我已没有必要使这简短的发言负荷过重，何况在这种气氛中，那样做也是完全不适宜的。不过，事隔几年再来对诺贝尔奖金的授奖致答辞，我倒觉得也有其特殊的优越性。比如说，在4年的时间里，可以感受到这种奖赏在你的生活中已经起到什么作用。就我来说，它在我的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它帮助了我，使我在残酷的迫害中没有屈服。它帮助了我的声音的传播，使长达几十年之中人们对我的前辈一无所知的地方也听见了。它从外部给了我支持，没有它的支持我未必能够挺得住。对于我，瑞典皇家学院可说是作出了相当罕见的例外对待：决定把奖金授予我的时候我还处在中年，而根据我的公开文学活动算起，我甚至是处在幼年时期，总共才是创作活动的第八个年头。对皇家学院来说，这里潜伏着巨大的冒险性，因为当时所发表出来的东西只是我创作的一小部分。也或许，任何文学与科学奖金的美好使命都正体现在这里——有助于前进中的发展。我对瑞典皇家学院表示由衷的感激，因为它以自己1970年的选择对我的创作活动给予了异乎寻常的支持。我敢于以人数众多的非官方俄罗斯的名义向皇家学院表示感谢，那里的这些人由于写书，甚至由于读书而遭到迫害，他们连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也没有。皇家学院由于自己的这项决定而听到了许多非议，仿佛这奖赏是服务于政治目的的。不过，根本不知道其他目的的那些嘶哑的喉咙，也只能喊出这种调调来。我跟你们大家都知道，艺术家的工作是不能纳入贫乏的政治范畴的，正如我们的整个生活，不管我们怎样去捕捉，其中也不会有我们社会的意识。1974年12月10日于斯德哥尔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