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说，起到了预防作用？”年轻的地质学家点了点头问道。今天整个晚上他都没法看书了，不过听一听这种谈话倒也值得。

    “可是，光猜想还是不够的，懂吗？这一切都还必须经过检验。还必须对喝与不喝这种自制土茶的人进行多年的观察才行。还得让身上已经出现了肿瘤的人去喝这种上茶，这就要承担不用其他手段给人治疗的责任。并且需要摸准煮到什么温度、用多少剂量才为合适：煮得滚沸好还是不滚好；每天喝几杯；会不会有后遗症；对哪种肿瘤治疗效果好些，对哪种差些。对所有这一切的研究，耗去了……”

    “那么现在呢？现在呢？”西布加托夫急切地问。

    而焦姆卡想道：莫非对腿也有帮助？说不定能保住腿？

    “现在么？瞧，他写来了回信。信里告诉我，该怎么治疗。”

    “他的地址您也有吗？”那个发声艰难的病人，迫不及待地问，他的一只手依然捂着嘶哑的喉咙，另一只手已从茄克口袋里摸出笔记本和钢笔。“信上连怎么个服法也写着吗？对喉头肿瘤起不起作用，他没写吗？”

    不管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是多么想保持自己的尊严并以彻底的蔑视来对他的这位邻居实行报复，可是他却不能不听听这个故事。对提交最高苏维埃会议审查的1955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的数字和意义，他再也看不进去了，干脆放下了报纸，脸也渐渐转向啃骨者这边来，没有掩饰自己的希望——这种普通的民间土方也能治好他的病。为了不刺激啃骨者，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已毫无敌意地、但毕竟是提醒式地问道：

    “可这种疗法是不是已经得到正式承认？有没有获得哪一级的批准?”

    科斯托格洛托夫从窗台上居高临下地冷冷一笑。

    “关于哪一级批准没批准，我可是不知道。信么，”他扬了扬用绿墨水写得密密麻麻的一小张有点发黄的纸，“信写得是很具体的：怎样捣碎，怎样溶解。不过我想，要是这种疗法已被上级批准，那么护士该会发给我们这种汤药喝的。楼梯上该会放着一只桶。也用不着往亚历山德罗夫那里写信了。”

    “亚历山德罗夫，”发声困难的病人已经记下来了。“是哪个邮区的？什么街道？”他问得很快。

    艾哈迈占也听得很有兴趣，在听的过程中还轻声为穆尔萨利莫夫和叶根别尔季耶夫翻译了大意。艾哈迈占本人不需要这种禅树菌，因为他正在渐渐康复。不过，只有一点他不明白：

    “既然这种菌子是好东西，医生们为什么不采用呢？为什么没被收进药典？”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艾哈迈占。有些人不相信；有些人不愿重新学习，所以千方百计地阻挠；还有一些人为了推行自己的一套方法而设置障碍。因而我们也就无从选择。”

    科斯托格洛托夫回答了鲁萨诺夫，回答了艾哈迈占，但却没有回答发声困难的那个病人——没把地址给他。这——他做得很自然，仿佛没听见，没来得及，而实际上是不愿意告诉他。这个发声困难的病人有点不大知趣，尽管看起来令人敬重，身材和脑袋像个银行行长，甚至可以说像南美洲的一个小国的总理。再就是，奥列格不忍心叫马斯连尼科夫这个忠厚的长者牺牲过多的睡眠时间去给陌生人写信，毫无疑问，发声困难的病人会向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从另一方面来说，又不能不可怜这条丧失了正常人声音的哑嗓子（我们发声正常却不知爱护）。还有一层，科斯托格洛托夫可说是一个生病专家了，作为一个病人对自己的疾患做了精心的研究，就连病理解剖学也读过了，各种问题都设法从汉加尔特和东佐娃那里得到了解释，现在又从马斯连尼科夫那里收到了回信。为什么竟要他这样一个多年被剥夺一切权利的人来教这些自由人如何躲闪倾压下来的巨石？在他性格形成的内心深处，有这样的生活信条：找到宝贝别吱声，骗得横财莫露形。如果大家一股脑儿地给马斯连尼科夫写信，那么你科斯托格洛托夫下次就甭想再收到回信。

    这一切并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得出的，而是在他那有疤痕的下巴从鲁萨诺夫一边掠过发声困难的病人，转向艾哈迈占的一瞬间闪现的。

“那么，服法他写了吗？”地质学家问。纸和铅笔本来就放在他面前，他看书时总是这样。

    “怎么个服法，我可以念给你们听，请拿铅笔准备写吧，”科斯托格洛托夫宣布说。

    病房里顿时忙乱起来，大伙互相借铅笔、讨纸片。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手头什么也没有（他倒是有一支新式的包尖自来水笔，可是留在家里了），焦姆卡递给他一支铅笔。西市加托夫，费德拉乌叶夫列姆，倪老头，都想记。等大家都准备好了，科斯托格洛托夫便开始慢慢地一边念信一边解释：怎样使恰加不要晒得太干，怎样捣细，用多少水煮，怎样熬浓和滤清，每次喝多少。

    大家一行行地记着，有的写得快，有的跟不上便要求重念一遍，就这样，病房里的气氛变得特别融洽和和睦。他们之间有时说话态度是那么不够友好，但有什么隔阂呢？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死亡。既然死亡跟所有的活人作对，那么世上还有什么能使他们分开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