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尽头里的一个明亮的房间，有3个窗户。房间的陈设并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表明会计和院长都明显插过手：里面的两张沙发并不是随便安放着，而是完全正规地摆在那里，高高的陡直的靠背足以使脖子发僵，靠背上的镜子只有长颈鹿才能在里面看到自己。桌子也是按令人难以忍受的机关格局摆着：一张主席专用的桌面上压着有机玻璃的大写字台，与另一张长条会议桌垂直相接，排成了t字形。长条会议桌似乎按撒马尔罕风格铺着天蓝色的长毛绒桌布，这一桌布的颜色使房间里洋溢着明朗的色调。此外，有几把舒适的小扶手椅，它们没放在会议桌旁，而是奇妙地放成一组，这也使房间显得很别致。

    这里，除了11月7回到来之前出的一期《肿瘤学家》墙报，没有任何东西会提醒你这是一所医院。

    卓娅和奥列格在房间最亮地方的两把舒适的扶手椅上坐下，那里的座架上摆着几盆龙舌兰，正面窗户的整块大玻璃外面，有一棵技机繁茂的橡树比二楼还高。

    奥列格不只是坐着，他整个身体都感受到这把椅子的舒适，脊背在其中弯得多么适中，脖子和头部还可以多么自由地反仰。

    “真阔气！”他说。“我大概有……15年没坐过这么阔气的靠椅了。”

    （既然他那么喜欢扶手椅，为什么他不给自己买那么一把呢？）

    “好吧，您占的是什么卦？”卓娅问道，她头部的倾斜和眼睛的表情正好符合这样的提问。

    现在，他们躲在这间没有其他人的房间里，在这样的扶手椅里坐下来，推一的目的就是交谈，而谈话的进行将是旁敲侧击还是单刀直人，取决于每一个用词海一句话的语气、每一个眼神。对于前一种谈话方式卓娅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来到了这里她却预感到第二种方式的出现。

    奥列格没有使她发生错觉。他的头依然靠在椅背上，眼睛掠过她的上方，盯着窗户，郑重其事地说道：

    “我占的卦是……一位有金色刘海的姑娘会不会愿意……到我们那边的新垦地去。”

    只在这时他才看了她一眼。

    卓娅抵住了他的目光：

    “可是，那边等待着这位姑娘的是什么呢？”

    奥列格叹了口气：

    “这我已对您讲过。令人高兴的事情不多。没有自来水熨斗得用木炭烧。点的是煤油灯。雨天到处泥泞不堪，地皮一干就尘土飞扬。好的衣裳永远也没有机会穿。”

    他没有漏说令人不快的任何细节，仿佛存心不让她表示愿意考虑！说实在的，如果永远没有机会穿得漂漂亮亮，这还叫什么生活？然而，卓娅知道，住在大城市里尽管什么都方便，但人并非与城市住在一起。她首先要了解的是这个人，而不是想像那个村子。

    “我不明白，是什么把您控制在那里的呢？”

    奥列格笑了起来：

    “是内务部！还能是什么！”

    他还是那样把头靠在椅背上，享受着这种安适。

    卓娅警觉起来。

    “我也这样料想过。不过，请允许我问，您是……俄罗斯人？”

    “是的，百分之百的俄罗斯人！难道我不可以有黑头发吗？”

    说着，他掠了惊头发。

    卓娅耸了耸肩膀。

    “那么……为什么把您……？”

    奥列格叹了口气：

    “唉，如今的一代青年人可真什么也没见过！我们那个时候，对于刑法是毫无概念的，也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条款，对它们可作怎样广义的解释。可你们是生活在这儿呀，生活在整个边区的中心，居然连集遣移民与行政流放犯之间的起码区别也不知道。”

    “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拿我来说，就是个行政流放犯。我被流放不是因为民族属性，而是因为我奥列格·菲利蒙诺维奇·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个人问题，懂吗？”他笑了起来。“有如一个‘荣誉公民’，不得跟正直的公民们住在一起。”

    他的黑眼珠这时朝她一闪。

    但她并没有害怕。换句话说，吓倒是吓了一跳，不过惊魂已定了下来。

    “这么说……您被流放多久呢？”她问，声音很轻。

    “永久！”他声音很响地答道。

    卓娅耳朵里甚至嗡地一响。

    “是终身流放？”她又问了一遍，声音近乎耳语。

    “不，正是永久流放！”科斯托格洛托夫坚持说。“案卷上写的是永久。如果是终身流放，那么至少说，死后可以从那里把棺材运出来，而永久流放，想必连棺材也不得运出来。即使太阳熄灭也不得返回，因为永久这个时间概念意味着比太阳的寿命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