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萨诺夫夫妇热爱人民，热爱自己国家伟大的人民，并为这伟大的人民服务，甚至准备为人民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愈来愈无法忍受那些……居民。无法忍受那些执拗而任性、老是阳奉阴违、还经常提出什么要求的居民。

    鲁萨诺夫夫妇对有轨和无轨电车、公共汽车特别反感，因为那里总是你推我读，特别是建筑工人和其他工人穿着肮脏的工作服拼命挤着上车的时候，会把机油或石灰蹭在你的外套上，而主要的是，那里所形成的不拘礼节的作风令人讨厌：拍拍肩膀请你递钱买票或传递找回的零钱，你就是为他们效劳，传来传去没完没了。徒步在城里走路又太远，而且很没有气派，与自己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因此，遇到公家的小卧车已出车在外或在修理的时候，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会连续几个小时不回家吃饭，而是坐在办公室里等给他派车。能有什么办法呢？跟行人随时都有可能碰上不愉快的事，他们之中有的举止粗鲁、穿戴寒酸，有时还喝得醉醺醺的。衣冠不整的人通常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很少有责任感，想必也没什么可失去的，否则就会穿得整洁些。当然，万一发生冲突，民警和法律是会保护鲁萨诺夫的，但这种保护必然会来迟一步，只能在事后惩罚坏蛋。

    如此看来，对世上什么都不感到害怕的鲁萨诺夫，开始害怕那些放荡不羁、喝得半醉的人了，而说得确切些是，害怕正面挨上一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正因如此，罗季切夫归来的消息，起初使他那么惊慌。他倒并不是害怕罗季切夫或古宗按法律程序对他起诉，因为按法律程序他们是奈何不得鲁萨诺夫的。然而，如果他们依然保持着健壮的身体，并且想摸他呢？

    不过，要是清醒地分析一下，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开始情不自禁产生的恐惧是完全不必要的。也许，罗季切夫早已不存在了，上帝保佑，但愿他回不来了。这些关于什么人已经返回的传闻，很可能是无稽之谈，因为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在自己的工作过程中，还没感觉到有预示新的生活局面的迹象。

    再说，就算罗季切夫真的回来了，那也是回到k市，而不是到这里。他现在还顾不上找鲁萨诺夫，而是需要自己处处留神，免得重新被撵出k市。

    即使他已开始寻找鲁萨诺夫，那也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找到通这里来的线索。到这里来，火车要跑3天3夜，穿过8个州。就算他坐火车来到了本市，他也总是先找到鲁萨诺夫家里去，而不是到医院里来。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来说，在医院里恰恰最安全。

    安全！……真可笑……带着这个肿瘤，竟然觉得安全……

    是啊，既然会出现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时代，那还不如死了。如果成天担心那些人一个个回来，还不如死了为好。把他们放回来——这是多么荒唐！何必呢？他们在那里已经习惯了，他们在那里已经变老实了，何必把他们放回这里，搅得人们不得安宁呢？……

    看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总算是度过了思想上的痛苦，打算重新入睡了。应当想办法睡着。

    但他需要上趟厕所——这是在医院里最令人不快的一件事。

    他小心翼翼地翻身，小心翼翼地动弹（肿瘤像一个铁拳压在他脖子上），从翻开的被窝里爬起身来，穿上睡衣和拖鞋，戴上眼镜，轻轻地蹲着地面走出去。

    严肃而黝黑的玛丽亚坐在桌旁值班，听到抄沙声便警觉地回过头来。

    楼梯尽头一张床上有个新病号——手臂和腿都很长的一个希腊人——在那里不停地折腾和哼哼。他只能坐着，不能躺下，仿佛被窝里容纳不下他似的，他那一双惊恐的失眠的眼睛目送着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

    在中间的楼梯平台上，一个面孔蜡黄、头发倒还梳得整齐的小个子，靠在垫高了的枕头上吸防雨布料的氧气袋。他的床头柜上放着柑子、饼干、果汁糕，还有一瓶酸奶，但这一切对他来说全都无所谓了，因为连普通的不用花钱的干净空气都不能按需要进入他的肺脏。

    楼下走廊里还有几张躺着病人的床。有些病人睡着了。一个东方人模样的老妇人痛苦地仰面躺着，浓密的长发蓬乱地披散在枕头上。

    随后，鲁萨诺夫走过一间斗室的门口，那里，凡是要灌肠的病人，不管他是谁，一律放在同一张不怎么干净的较短的小沙发上处理。

    终于，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屏住呼吸走进了厕所。在这个没有隔板、甚至连马桶也没有的厕所里，他尤其感到自己没有遮蔽和尊严扫地。一天当中，女护理员把这里打扫好多次，但总也来不及收拾干净，还会出现呕吐、血污和大小便的痕迹。要知道，使用这个厕所的有对卫生设备尚不习惯的野蛮人，有已经到了不中用边缘的病号。应该去找一下院长，争取允许他使用医生的厕所。

    不过，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似乎对实现这一具体的设想并未下定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