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知道！”“你不想再看见它吗？”“咳，嘘，尿床的小东西，不说了，啊？”一天，令举国皆惊的挪用公款和腐败的一个丑闻曝光，在他的书房里喝茶吃蛋糕的当儿，爷爷给我讲了他十五岁那年在敖德萨时，把“自行车骑得飞快”：我有一次拿着一份急件，一份通知，送到热爱锡安委员会成员利连布鲁姆那里。”(利连布鲁姆不仅是个著名的希伯来文作家，还在敖德萨热爱锡安组织里担任财务主管这一荣誉职位。) “他，利连布鲁姆，的确是咱们的第一任财政部长。”爷爷向我解释说。在等候利连布鲁姆写回信时，这个经常出没游乐场所的年仅十五岁的年轻男子拿出香烟，伸手拿客厅桌上的烟灰缸和火柴盒。利连布鲁姆迅速抓住爷爷的手，拦住他，接着走出房间，一会儿回来时，手上是从厨房里拿来的火柴盒。他解释说客厅里的火柴是用热爱锡安组织的经费买的，只在委员们开会时用，只能给委员们使用。“因此，你瞧，在那时候，公家的东西就是公家的，不是谁都可以用的。不像我们国家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过了两千年终于建立了一个国家，让人家去偷。在那时候，每个孩子都懂得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无主财产，什么不是，什么是我的，什么不是我的。”然而不总是这样。

一次，大概是五十年代末期，发行了一张面值十里拉的精美钞票，上面印有诗人比阿里克的照片。当我攥着我的第一张比阿里克钞票，径直走到爷爷家里，给他看看国家如何尊敬他在年轻时代就认识的人。爷爷确实非常激动，双颊染上了喜悦的红晕，他把钞票翻过来掉过去，举到灯泡底下，仔细查看比阿里克的照片。(在我看来他似乎是在朝爷爷顽皮地眨眼，似乎在说“咳?”)爷爷眼里闪动着小小的泪花，可是当他沉醉于精神快乐时，把新钞票折起来，塞进了夹克衫的内兜里。十个里拉那时是笔不小的数目，尤其是对像我这样的基布兹人。我惊呆了：爷爷，你在干什么呢?我只是把它拿来给你看看，让你高兴高兴。你过一两天，肯定会有自己的。”“咳，”爷爷耸耸肩膀，“比阿里克欠我二十二个卢比。”话说敖德萨，爷爷还是个十八岁的少年时，爱上了一位令人敬重的姑娘叫施罗密特·列文。施罗密特喜欢舒适的东西，喜欢上层社会。她热衷于款待社会名流，与艺术家交友，过“文化生活”。那是场可怕的恋情：她比她的小型卡萨诺瓦大八九岁，而且她碰巧是他的嫡表姐。

最初，惊愕不已的家庭不愿听到成熟女子和小男孩之间有什么婚姻联系。不光是二人年龄差距大，有血缘关系，而且，小伙子没有受过可赢得功名的教育，没有固定职业，除倒买倒卖之外没有固定收入。除这些灾难之外，还有一点尤为重要，沙俄法律禁止嫡表亲通婚。根据照片，施罗密特·列文——拉莎凯拉·克劳斯纳(娘家姓布拉兹)姐姐的女儿，是个身材结实肩膀宽阔的年轻女子，不是特别漂亮，但是文雅，高傲，并保持得体的严肃和克制。她头戴软毡帽，精致地在额头上分出一条线，右帽檐耷在整齐的头发和右耳上，左帽檐的翘起部分像船尾，亮晶晶的女帽饰针把一小束水果别在帽前，左边插着的一根羽毛骄傲地在水果上，帽子上，以及所有这一切之上舞动，像傲慢自大的孔雀尾巴。女士左臂上戴一只时髦的山羊皮手套，拎着个长方形的皮手包，右臂紧紧地和年轻的亚历山大爷爷的胳膊交织在一起，而她的手指，也戴着手套，轻轻地在他黑大衣袖子上盘旋，不加掩饰地触摸他。他站在她右边，衣着整洁，笔挺，装扮得漂漂亮亮，尽管厚鞋底增加了他的高度，尽管他头上戴着顶霍姆堡毡帽，但他还是显得比她瘦小。他年轻的面庞严峻，坚毅，近乎忧郁。他悉心修饰的胡子驱不掉脸上孩子般的稚嫩。他的眼睛狭长，忧郁。他身穿一件文雅宽大带垫肩的半长大衣，上过浆的白衬衫，戴一条丝领带，右胳膊上夹着甚至摆动着一只时髦的拐杖，杖柄上雕刻着花纹，金属包头发着光，在旧照片里，它像剑锋一样闪亮。

震惊了的敖德萨对这对罗密欧与朱丽叶持反对态度。两位母亲，她们是一对姐妹，投身于一场世界大战之中，它以指控犯罪开始，又以无尽的沉默宣告结束。于是爷爷把他那一点点积蓄提取出来，四处倒卖货物，一个卢比一个卢比地攒，两个家庭都愿意出点血，只要把丑闻从眼前和心中驱走。我的爷爷奶奶，一对为情所困的表兄妹，像成百上千的俄国犹太人和东欧犹太人那样，启程前往美国。他们打算在纽约结婚，得到美国国籍，要是那样的话，我可能会出生在美国布鲁克林，纽沃克，新泽西，撰写洋洋洒洒的英文小说，反映戴高顶黑色大礼帽移民们的感情和压抑，以及他们饱尝痛苦的后代们那神经质的苦难经历。但是，在纽约和敖德萨之间某地，在黑海或是西西里海岸线，要么就是当他们在黑夜中平稳地向直布罗陀海峡那闪烁的灯火行进，或许他们的爱之船正在驶过消失了的大西洋大陆时，在轮船甲板上，发生了又一幕戏剧，情节陡转，爱情又抬起了令人生畏的龙首：春日里，少年之心，为爱思悠悠。长话短说。我爷爷，那个年龄尚未满十八岁的准新郎又一次坠入爱河，如醉如痴，惊心动魄，死去活来，就在轮船的舱房里，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另一个船客，据我们所知，也比他大上十来岁。但是施罗密特奶奶，我们家就是这样一个传统，从未产生放弃他的念头。她立即揪住他的耳垂，握紧拳头，夜以继日丝毫没有放松，直至纽约的拉比按照摩西和以色列律法为他们主持了婚礼。(“揪住耳朵，”我们大家会兴高采烈地叽叽咕咕，“她一直揪住他的耳朵，直至举行了婚礼。”有时他们说：“直至举行婚礼?她从未放弃过他。直至她生命的尽头，甚至比尽头还要长，她紧紧抓住他的耳朵，有时拽拽。”)接着，巨大的谜团随之而至。一两年之内，这对怪异的伴侣再次支付旅途费用——或许他们的父母又帮了他们——登上另一艘轮船，头也不回地回到了敖德萨。简直是闻所未闻。从1880年到1917年，两百万犹太人从东方移民到西方，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定居美国，除了我的祖父母返程外，其他人做的都是单程旅行。可以想象，他们是惟一的乘客，因此我感情充沛的爷爷无人所爱，在整个回返敖德萨的路上，他的耳朵安然无恙。为什么回去? 我从来没有从他们那里索取到清醒的答案。“奶奶，美国怎么那么不好呢?”“没什么不好。只是太拥挤了。”“拥挤?美国拥挤?”“那么多人生活在那么小的一个国家里。”“谁决定回去的，爷爷，是你还是奶奶?”“咳，这是什么话?你问什么呢?”“你们为什么决定离开?你们不喜欢什么?”“我们不喜欢什么?我们不喜欢什么?我们什么都不喜欢。咳，怎么，到处是马，还有红色印第安人。”“红色印第安人?”“红色印第安人。”除此之外，我从他那里什么都掏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