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再也无法忘怀了。他现在在英国的一家食堂做三明治，每周给我寄几个先令。你一定很奇怪英国人怎么想的，要一个有肺炎的人，还给他一个做三明治的工作。帕迪也在英国，在克里特伍德的一家酒吧有份不错的工作。要不是帕迪爬墙拿来那个舌头，丹尼斯这会儿还待在家里呢。

    舌头？

    那次丹尼斯很想吃个和卷心菜土豆一起炖的好羊头，所以我用家里最后几个先令去巴里肉店买了一个。我炖羊头时，他好像等不及似的，躺在床上一直叫嚷着。我把羊头盛进盘子，端给他，他高高兴兴地吃了起来，连骨髓都吸得干干净净。吃完了，他问：玛丽，舌头在哪里？

    什么舌头？我说。

    这只羊的舌头啊，每只羊生下来都有舌头，用来“咩咩咩”地叫。可这个羊头却偏偏没有舌头，快去找屠夫巴里，找他要舌头。

    我又去了一趟屠夫巴里那儿，可他说：这只该死的羊来的时候，叫喊得太厉害，我们只好割掉它的舌头，喂狗吃了。那条狗吃了，从此就像羊一样“咩咩”地叫了。要是它再不改，我就割掉它的舌头扔给猫吃。

    我回家告诉丹尼斯，他就在床上发起狂来：我要那个舌头，全部的营养都在舌头里呢。你知道后来怎么了？我的帕迪———你的朋友，天黑后去了屠夫巴里那儿，爬上墙，割下来挂在墙上的一个羊头的舌头，带回来给他卧病在床的老爸。我把那个舌头炖熟，搁了好多盐。而丹尼斯呢，他吃完舌头，刚躺回床上，就把毯子一扔，站起来向全世界宣布，什么肺炎不肺炎的，他不打算在床上等死了，要是终有一死，还不如死在德国人的炸弹下，去为家人挣它几英镑，而不是躺在这张床上瞎叫唤。

    她给我看了一封帕迪的来信，他在他叔叔安东尼的酒吧工作，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每周能挣二十五先令，天天有汤和三明治。他很喜欢德国人空袭，这样他可以趁酒吧关门的时候睡上一觉。夜里他就睡在楼上过道的地板上。他每个月给母亲寄两英镑，剩下的钱都积攒起来，准备把她和家人接到英国，克里特伍德的一间房比亚瑟码头的十间房都舒服。在那里，她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找到活儿干。在一个正在打仗的国家，特别是美国佬也在参战的国家，你还找不到活儿干，那就太没天理了———美国佬简直花钱如流水。帕迪正计划去伦敦中部找活儿干，那儿的美国佬给小费非常大方，足够一个爱尔兰六口之家吃上一星期。

    克劳海西太太说：我们终于有钱吃穿了，这多亏了上帝和圣母。你一定猜不到帕迪在英国遇见谁了，布兰登。奎格雷，恁们过去经常叫他“问题”的那个，才十四岁就像个大老爷们似的在工作了。他在工作攒钱，好去当骑警，像奈尔森。艾迪那样唱着“我要一直呼唤你哦哦哦哦哦哦”，周游整个加拿大。要不是希特勒，我们都会死掉的，说起来这不是件坏事。你可怜的母亲怎样了，弗兰基？

    她好极了，克劳海西太太。

    不，她不好。我在“大药房”见过她，她看上去比我那卧病在床的丹尼斯还糟。你一定要当心你那可怜的母亲，你看上去也不妙，弗兰基，两只眼睛红红的，直往外凸。给你点小费，两便士，自己买块糖吃吧。

    好的，克劳海西太太。

    拿着吧。

    周末，奥康纳太太把这辈子的第一笔薪水发给我，有一英镑，这是我第一次挣到的英镑。我跑到楼下，来到奥康纳街。街灯已经点亮，下班的人们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跟我一样，口袋里也揣着薪水。我真想让他们知道，我跟他们一样，也是个大老爷们啦，我有一英镑呢。我从奥康纳街一旁走过去，又从另一旁走回来，我希望他们注意一下我，但是他们没有。我想向全世界挥舞一下我的英镑，让他们说：看，他来了，工人弗兰基。迈考特，口袋里揣着一英镑呢。

    这是星期五的晚上，我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可以吃煎鱼和薯条，去利瑞克电影院看电影。不，不去利瑞克。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不用再跟那帮人坐在一起，一看到印第安人屠杀卡斯特将军、非洲人在丛林中追赶人猿泰山，他们就大喊大叫个没完。我现在可以去萨瓦电影院，花它六便士买张前排的票，那里坐着上等人，他们吃着成盒的巧克力，发笑时用手捂住嘴。看完电影，我还可以到楼上的餐馆喝杯茶，吃上几块面包。

    迈克尔正在街对面喊我，他饿了，不想大老远地往拉曼。格里芬家赶，想去修道院长那里弄点面包吃，再住上一夜。我告诉他不用担心什么面包，我们去大广场咖啡馆吃煎鱼和薯条，管他够，还有柠檬水随便喝。然后，我们就去看詹姆斯。卡格尼主演的《胜利之歌》，再买两大块巧克力吃。看完电影，我们再喝茶、吃面包，完了，就像卡格尼那样边唱边跳地走回修道院长的家。迈克尔说在美国生活一定非常棒，那里的人除了唱歌跳舞什么都不干。他都快睡着了，还在说有一天要去那里唱歌跳舞，问我能不能帮他去。等他睡着了，我开始细想我的美国梦。我得把钱都攒起来当路费，而不是随随便便地花在煎鱼、薯条、茶和面包上。我得从我的英镑里省下几个先令，不存钱的话，我就得永远待在利默里克。我现在十四岁，要是每星期攒些钱的话，到了二十岁，我肯定能去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