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送完电报，还有足够的时间去一趟古代修道院墓地，我母亲的亲戚———盖佛尔家族和西恩家族就葬在这里，我母亲自己也想葬在这里。从这儿可以看到高高的卡瑞戈古诺城堡的废墟，我骑到那里，坐在最高的那堵墙上，遥望着香农河流向大西洋，奔向美国，梦想有一天，我可以扬帆远航。

    邮局里的男孩子们告诉我，我很幸运，能拿到卡莫迪家的电报，会得到一先令的小费呢，这是你在利默里克能得到的最大一笔小费。这样的好事怎么会轮得到我呢？我是刚来的呀。他们说：啊，有时候，特丽莎。卡莫迪会来开门，她患有肺炎，他们害怕被传染。她十七岁，经常进出疗养院，肯定活不到十八岁。邮局里的男孩子们说，像特丽莎这样的病人清楚自己没多少活头了，她会发疯地追求爱情和罗曼史，以及每样东西。每样东西，这就是患肺炎的人要对你做的，邮局里的男孩子们说。

    我骑车穿过十一月湿漉漉的大街，惦记着那一先令的小费。我拐进卡莫迪家住的那个街道，自行车滑了出去，我跌倒在地，蹭伤了脸，划破了手背。特丽莎。卡莫迪来开的门，她长着红头发，绿眼睛，像利默里克郊外的田野一样绿，两腮鲜红，皮肤白得吓人。她说：啊，你都淋湿了，还流着血。

    我骑车滑倒了。

    进来，我给你抹点药。

    我犹豫了，该不该进去呢？我可能会染上肺炎的，那可就完了。我才十五岁，还想活，还想要那一先令的小费。

    进来，站这儿你会没命的。

    她坐上水壶烧茶，然后在我的伤口上抹了些碘酒。我竭力像个男子汉那样，一声不吭。她说：啊，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小男子汉。到客厅吧，去炉子前把衣服烤干。瞧，你干吗不把裤子脱掉，在炉栅上烤烤呢？

    啊，不了。

    啊，来吧。

    我来吧。

    我慢吞吞地把裤子挂在炉栅上，坐在那儿，望着水汽升腾起来。我望着自己那东西在挺起，担心她进来时可能会看见我在兴奋哩。

    她端着面包、果酱和两杯茶走进来。主啊，她说，虽然你这小伙儿是个皮包骨，却有个不错的家伙。

    她把碟子和茶杯放到炉边的桌上，扔在那儿不管了。她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我的“兴奋”，领我穿过房间，来到靠墙的绿沙发上。我的脑子里一直想着的是罪过、碘酒、对肺炎的恐惧、一先令的小费和她的绿眼睛。她躺在沙发上，说不要停下来，不然她就要死了。她哭了起来，我也哭了起来，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啦，会不会从她嘴里传染上肺炎。我时而飘飘欲仙，时而坠入悬崖，要是这就是罪过的话，那就随它去吧。

    我们在沙发上小憩了一会儿，她问我：你还有电报要送吗？我们都坐起来，她突然惊叫：啊，我流血了。

    你怎么啦？

    我想是因为第一次吧。

    我对她说：等一会儿。我到厨房里把那个瓶子拿过来，把碘酒洒在她的伤口处。她立即从沙发上跳起来，像个疯子似的在客厅里转个不停，又跑进厨房用水冲洗一番。擦干后，她说：主啊，你真够傻的，你不该往女孩子那里洒碘酒。

    我以为你被弄伤了。

    这件事情以后，我又给她家送了几个星期的电报。有时候我们在沙发上兴奋，但有些日子她咳嗽得厉害，能看出她十分虚弱。她从不告诉我她身体不好，从不告诉我她患有肺炎。邮局的男孩子们说我拿着一先令的小费，还有特丽莎。卡莫迪陪着，一定过得无比美妙。我从不跟他们讲我没拿到小费，从不跟他们讲绿沙发和兴奋的事，也从不跟他们讲每当她为我开门，看到她是那样虚弱时，我有多么痛苦。那一刻，我最想做的就是为她烧茶，坐在绿沙发上紧紧地拥抱她。

    一个星期六，我奉命将电报送到特丽莎母亲上班的伍尔沃斯百货公司。我尽量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卡莫迪太太，我经常给您送电报，我想那是您的女儿吧？特丽莎？

    是的，她住院了。

    她住的是疗养院吧？

    我说的是医院。

    她跟其他的利默里克人一样，不好意思说“肺结核”，而且，她也没给我一先令，压根就没有任何小费。我骑车去医院看望特丽莎，他们说你得是她的亲戚，还得是成人才行。我告诉他们，我是她表弟，八月就满十五岁了，他们却叫我走开。我骑车来到圣芳济会教堂，为特丽莎祈祷。圣弗兰西斯啊，烦请您转告上帝，告诉他，那不是特丽莎的过错，那些星期六我本可以不送她家的电报的。告诉上帝，特丽莎对沙发上的兴奋没有责任，是肺病迫使她这样做的。我爱她，就像您深爱着每一只小鸟、牲畜或鱼儿一样。求您告诉上帝，把她的肺结核弄走吧，我保证再也不碰她了。

    下个星期六，他们又给了我一封卡莫迪家的电报。在街上刚骑到一半，我就看见那扇百叶窗已经合上了，还看见门上有黑纱花圈，看见白色紫杠的吊唁卡。透过门和墙，我看见自己和特丽莎赤身裸体地在绿沙发上疯狂翻滚。我知道此刻她已经进了地狱，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