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地扮演了其角色的邦雅曼·佩雷此时到了后台，摘掉了防毒面具。人们期盼已久的证人特里斯坦·查拉替代了他。他的对面便是布勒东，二人之间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这是苏黎世与巴黎之间的争斗、过去与未来的争斗，以及达达派与超现实主义者之间的争斗。

    查拉抢先发言：

    我不相信任何法庭，即使由达达派开的法庭我也不信。庭长先生，您一定会同我一样，承认咱们大家都是一帮坏蛋，因此，我们之间仅仅有大坏蛋和小坏蛋之分而已，这都无关紧要……

    布勒东：您明白为何让您出庭作证吗？

    查拉：自然是因为我是特里斯坦·查拉。尽管我还未完全明白让我出庭作证的必要性何在。

    苏波：辩方认为证人嫉妒被告，您是否敢于承认这一点呢？

    查拉：证人要对辩方说的是：你们统统在信口雌黄……

    布勒东：除了莫里斯·巴莱斯，您还能找出更加卑鄙龌龊的人来吗？

    查拉：是的。安德烈·布勒东、泰奥多尔·弗拉恩凯尔、皮埃尔·德瓦尔、乔治·里伯蒙-德萨涅、路易·阿拉贡、菲利普·苏波、雅克·里戈、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尔、邦雅曼·佩雷、塞尔日·沙尔舒纳。

    布勒东：证人的言外之意是否是说莫里斯·巴莱斯本人与证人刚才列举的都是他朋友的那些卑鄙龌龊的人同样好？……证人是想证明他是个十足的白痴，还是想让人将他关入疯人院？

    查拉：是的，我的确是让人当做一个十足的白痴，但是我并不想逃避对我的囚禁，相反，我打算在那里度过我的余生。

    安德烈·布勒东或许希望莫里斯·巴莱斯被判处极刑。然而，由十二个观众组成的陪审团却作出了另外的判决：作家被判处二十年劳改。判决一作出，布勒东就开始作第二手准备。

    巴莱斯诉讼案一年之后，毕卡比亚与“文学派”社人士及查拉的朋友都疏远了。他自己召开了一个“维护现代思想和确定方针的国际大会”。当时主要杂志社的社长和一些独立派艺术家：《法国新杂志》的波朗，《新思维》的奥尚方，《冒险》杂志的维特拉克，《文学》杂志的布勒东、埃里克、德劳内和莱歇都参加了这次大会。

    查拉认为这样一个大会（当时被俗称为“巴黎大会”）的宗旨与达达派主张的思想自由不相吻合，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最终作出了拒绝参加巴黎大会的决定。布勒东认为查拉处处与他作对，凡是他所行之事，查拉一概反对与抵制。于是，他要求参加这次大会委员会的委员（波朗未参加）签署一份新闻公告，公告宣告查拉为源于苏黎世“一个运动的倡导者”，而且这一运动“已经过时，与当前局势完全不符”。［摘自米歇尔·萨努耶的《巴黎的达达运动》］。为了使大家认清形势，不至于上当受骗，大会委员会将查拉称为“一个招摇撞骗的伪君子”。布勒东自己后来承认，他那时那样做的确是做了件蠢事。

    他们的做法实在有点儿太过分。为回击布勒东的排外言论，查拉在艾吕雅、里伯蒙-德萨涅和埃里克·萨蒂的支持下，在丁香园酒馆召开一个会议，邀请达达运动成员、该运动的同情者和参加过巴黎大会的艺术家们参加。布勒东出席了会议。许多收到邀请的人都参加了会议。大多数参加者一致抨击了布勒东在“巴黎大会”期间的做法是欺诈行为：那份新闻公报是他个人一手炮制的，却冠以集体的名义，而且为了毁坏其名誉，肆无忌惮地咒骂一位知名人士。本来艺术家们出于对他的信任，委托他组织艺术家巴黎大会，现在他们撤回了对他的信任。于是，这次会议告吹了。

    布勒东不服气，他发誓要报复。几天之后，《comoedia》杂志发表一篇文章，指责特里斯坦·查拉自称为“达达运动”一词的发明者，说其实他在起草《1918年达达宣言》中只发挥了微乎其微的作用，因为在他之前已经有过瓦谢、杜尚和毕卡比亚，因而，他对此运动也基本没有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最后，布勒东比较真诚地努力整顿了“文学”派的队伍。在1919年创建的《文学》报社，布勒东视为象征主义幸存者的纪德、瓦雷里、法尔格，阿波利奈尔熟悉的诗人萨尔蒙、雅各布、勒韦迪、桑德拉斯、莫朗、吉罗杜以及德里厄·拉罗谢尔都参加了报社的工作。接着，曾经使瓦雷里和纪德黯然失色的瓦谢、艾吕雅和查拉出现在他们的队伍中。曾经因为过于虔诚地笃信天主教而疏远了超现实主义的勒韦迪也重新归队了。

    巴黎大会失败之后，报纸成了该运动打文字战的工具。布勒东曾经短时期地放弃过对达达运动的攻击，致力于整顿其战斗队伍。他把阿拉贡、佩雷、兰布尔和维特拉克等人重新组织起来，还招募了一位新兵，并且直接地将一个人列入了他小小部队的突击队，这就是罗伯特·德斯诺斯。robertdesnos（1900—1945），法国诗人。1922年至1930年期间为超现实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