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孩童时代见过村子里的屠夫一把抓起一只鸟，把它的头剁下，将血放净。我痛苦得直想大声叫喊，而我看见屠夫却十分高兴时，我的喊声被压在嗓子眼儿里没有能够释放出来……但我始终觉得这喊声堵得我喘不上气来。我有一次画侮辱老师的肖像时，我试图将这一喊声释放出来，仍然未能够实现。然而当我画《死牛》时，终于将一直憋在嗓子里的那股喊声释放了出来。

    ［摘自保存在艺术图书馆中1955年出版的埃米尔·斯吉特雅的《苏丁与他的时代》一书］

    苏丁去巴黎郊区的维莱特买了一头屠宰过的整牛，回来用一些铁钩挂在画室的屋梁上。天长日久，等到牛开始变质腐烂时，和斯波罗斯基一样对苏丁忠心耿耿的波莱特·茹尔丹，为了让牛骨架保持颜色鲜艳，到许多屠宰场寻找牛血涂抹腐烂的牛。苏丁在画之前，有时也帮助她用刷子将找来的血刷在死牛腐烂了的肌肉上。

    很快，苍蝇越来越多，可是苏丁对此视而不见；恶臭气味越来越大，邻居们纷纷告状。一天早上，市政府卫生部门的人员找上门来。向来害怕穿制服的官方人员的苏丁吓得躲藏起来。于是，只有波莱特·茹尔丹出面解释在室内保存死牛的原因。她成功地说服了市政府的这些雇员为画室进行了消毒。他们还向她讲解了如何才能够避免牛尸体的腐烂和散发臭气。其实问题很简单，只要给死牛注射一些氨液就可以了。

    从此以后，苏丁无论到哪里，都随身带一个注射盒。每当遇见死去不久的动物，他都给其注射氨液，然后带回家来做他的绘画标本。

    基基十分想向苏丁表达对他的爱慕，但她没有说出口来。她知道苏丁早已不像从前那样是独身一人了。他重新找到一个他青年时期的心上人——德博拉·梅勒尼克。有人传说他们已经举行了宗教婚礼，并且有了一个女孩子，但苏丁很快终止了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当人们同他提到他的女儿时，他说自己没有女儿，而且立即转移话题。他不想知道任何事情，但没有过去蛮不讲理了。从此以后，身边总有女人在陪伴着他。

    1937年，他爱上一位德国犹太移民、社会党人——热达·格罗特。他给她起了个别名“看护小姐”。因为在他们相识后不久，他患了急性胃溃疡。在他卧床不起的时候，格罗特守护过他整整一夜。很快，他们一起住到勃艮第大区约讷省的索拉。大战期间，他们一起回到了巴黎。

    1940年，格罗特被关进了集中营；1943年，她奇迹般地返回巴黎。在此期间，卡斯坦夫妇在一次艺术展览会开幕式上向苏丁介绍了一位聪明美貌，但也十分任性的女子——玛丽-贝特·奥朗斯。她曾经是马克斯·恩斯特的第二任妻子。从此，她成为苏丁的最后一位伴侣。

    德国人占领法国期间，盖世太保一直在追捕无国籍的犹太人苏丁。在巴黎，他尽量少出门。万一出门，他总把帽子拉得很低，几乎扣在眼上，他以为这样就能够不被人认出。他已经不能吃别的东西，每天只吃土豆泥和蔬菜汤，瘦得皮包骨头，十分吓人，并且大把大把地掉头发。为了保护头发，他在头顶上打了个鸡蛋，像个鸡蛋饼似的扣在头上，然后再戴上帽子。

    他最后躲藏在玛丽-贝特·奥朗斯在植物园街的一位朋友家里，只有夜间才敢出门。看门人向占领当局告发他之后，他逃到了安德卢瓦省的桑比尼。玛丽-贝特·奥朗斯领着他一个又一个地更换旅馆，直至他们找到了一座僻静的住房，在那里安顿下来。但那时苏丁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1942年8月，他的胃病日趋严重，出现了胃穿孔，被送进西农医院。他央求医生立即为他手术，但玛丽-贝特拒绝了，她坚持要去巴黎的一家医院，找一个专家为他进行手术。他们租了一辆救护车。玛丽-贝特·奥朗斯想回住处取他的绘画作品带回巴黎。她要求救护车返回桑比尼，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取其余的画作。这样一来，来回耽搁了二十四小时。当他们最后到达巴黎时，苏丁的胃已经大面积穿孔。1942年8月7日进行了手术，9日早上六点，苏丁停止了呼吸。送葬的艺术家的人数少得可怜，但其中有毕加索和还没有去集中营的马克斯·雅各布。他被埋葬在了蒙巴那斯墓地。帕森和他的女人们在那里已经等待他十二个年头了。

    塞姆·苏丁坟墓的地皮属于奥朗斯家族。他的墓上没有插犹太教的五角星，而是一个天主教的十字架。虽然不合情理，但绝非独一无二。他墓碑上的题词不仅出生日期被搞错了，连他的名字也被写错了……

    丁香园丑闻

    ……于是出现了一些奇怪现象，起初几乎没有引起家人的警惕，直到有一天在公众中发生了一些极端行为，人们才知道他是诗人。

    路易·阿拉贡

    1925年7月的一天上午，文人们再次在丁香园酒馆聚会。这是《新文学》杂志在为天主教的象征主义诗人圣-波尔·鲁克斯退居法国西部菲尼斯太尔省的卡马莱而举行的饯行宴会。超现实主义派人士均受到了邀请，因为《新文学》杂志专门为诗人圣-波尔·鲁克斯出版了一期专刊，而超现实主义派人士似乎都为该期刊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超现实主义派人士们认为圣-波尔·鲁克斯是属于以马拉美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人，也就都原谅了他顽固的宗教观念。安德烈·布勒东给他的题词是“世上的明白人”。二十年后，阿拉贡在他的《共产党人》一文中，向这位被他称为“十分了不起的人”表示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