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不喜欢这双脚。”

    “那好吧，咱们把它们锯掉！”

    他们并没有动那幅画。莱昂·斯坦毫不犹豫地用50法郎买下了作于1905年的《挎花篮的小姑娘》(图17)。接着，莱昂说服了妹妹一起亲自登门拜访这位他们从未听说过的西班牙画家。同“洗衣船”那帮人经常来往的罗歇，自告奋勇充当中间人。第一次来访结束，斯坦兄妹俩买走了好几幅画。多亏他们来，毕加索才得以有钱购买足够他使用几个星期的原材料。斯坦兄妹的到来，使他避免了为画新作而被迫覆盖旧画的窘境。

    毕加索与格特鲁德很快就成了朋友。西班牙画家十分喜欢这位美国女人的体形，建议为她画张肖像。她同意了。他希望她像安格尔ingres（1780—1867），法国画家。古典主义画派最后的代表人物。他代表保守的学院派，与当时新兴的浪漫主义画派相对立，形成尖锐的学术斗争。画《伯坦先生像》(图18)一样，取实实在在、稳稳当当地坐姿。

    画像的第一天开始了。画家将其模特儿安置在一把散了架的扶手椅里，他自己坐在画架前的一把椅子上。脸贴在画布上，先画出一张草图：格特鲁德双手抱着膝盖，背稍微向前倾斜，缩作一团，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整个画像透着一股男子汉的力量。第一天，一切十分顺利。斯坦家里人在下班之后，都来接他们的女英雄。人人都表现得十分兴奋，甚至觉得当时的那张画可以被看做已经画完、付钱、拿走，并可以立即展出的画像。

    “那么，以后呢？”毕加索问。

    “您想让我再回来吗？”格特鲁德以深沉的声音小声地探询道，其神情与画家在画中体现出的完全一样。

    她不仅第二天来了，而且一连来了数月。每天下午，她离开弗莱律斯街来蒙马特尔，推开“洗衣船”的大门，坐进画家对面那把散了架的椅子里。

    莱昂有时来看看，费尔南德有时也前来瞅瞅。她感到斯坦兄妹有点儿滑稽可笑，特别是格特鲁德，上身穿着灯心绒外衣，脚上却穿系带的凉鞋。但她看得出此人身上有股坚忍不拔、顽强不屈的精神，因为一连数小时保持一个姿势一动不动地坐在巴勃罗·毕加索面前，绝对是需要有一种顽强精神的。然而，不知何故，画家却始终不画她的嘴巴。

    费尔南德想对她表现得热情一点，建议模特儿读拉封丹的寓言。格特鲁德接受了她的建议。日子就如此在读书和聊天中，一天天地流逝着。

    这样过了九十天之后，毕加索突然停下画笔。面对着沮丧的格特鲁德，他供认说：“我看您脸的时候，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刚刚画了模特儿的脸，又把它擦掉。

    别无他法，他只好动身再次去戈索勒。

    早在他第一次去戈索勒之前，一位雕塑家朋友向他大谈位于比利牛斯山、距离安道尔不远的这个加泰罗尼亚山村的贫困与物质匮乏。没有公路交通，人们只能骑骡子进去。周围是一片片、一团团的褐色、黄色山间景色。远离现代生活，一切都是天然的，没有受到任何污染与破坏。热情好客的山村居民中，许多人从事走私活动。这一切恰好是毕加索需要的。于是，他去了那里。

    毕加索正是在戈索勒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创作方式。而这一新的创作方式，促使他在一年之内完善了他的艺术革命。这一艺术革命的成果就是《阿维尼翁的少女》(图19)。在当地光秃秃的风景和居民们俭朴的生活中，毕加索经过对自己绘画风格去粗取精的精心提炼，使它最后达到了精细、高雅、完美的程度。他一直在寻找高更在太平洋塔希提岛发现的东西：一种纯洁、原始的形式，以及其他，例如风格的新颖。目的是在重新恢复他在画那些蒙马特尔被社会遗弃的人或圣拉扎尔监狱的女囚犯时的价值观念，同时确定他与传统艺术之间的区别；建立一种考证：对绘画的考证，对社会的考证，对已有文化的考证……推翻现存的习俗，寻找原始的自我——同情他人的思想自由、无政府主义的青年。

    起初，他用安格尔的风格作画，因为他对1905年秋季艺术博览会上展出安格尔的《土耳其浴室》(图20)十分着迷。他的《费尔南德在梳妆》属于极端古典主义。后来的作品受到大量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在卢浮宫展出的罗马征服之前的古伊比利亚雕像、12世纪未开垦的戈索勒以及马蒂斯和德朗的作品。

    毕加索在孜孜不倦地观察、寻求、发现。1906年，他画了《大红裸体》。画中画的是全裸的费尔南德，背景是一朵大红玫瑰。人物头发直立、双手合拢、脸部的光线比身体暗、没有目光，眼睛无眼眶、又细又长、像一条缝，面部无任何表情、不带任何主观意识。

    一副面具的模型。

    当毕加索为躲避在戈索勒爆发的伤寒传染病回到巴黎时，他站在格特鲁德·斯坦的画像前，甚至没有再见模特儿，只用一笔就把原来擦掉的头画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