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尔·德巴季以向报社出售幽默画为生，但他每次进酒吧都要把身上带的钱全部花光。每次都是趾高气扬、昂首挺胸地进去，垂头丧气、抱头鼠窜地溜出来。

    他十分严格地遵守时间安排：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星期，大吃大喝三个星期。人们不知道他何时产生了这样的念头，他提出一句政治口号：将蒙马特尔从法国独立出来，争取其人民获得独立自主的权利。

    他到处鼓吹蒙马特尔获得独立的种种优越性。周围的其他市镇邀请他时锣鼓震天、大摆酒宴，像邀请一个国家的特命全权大使那样热烈而隆重。

    朱尔·德巴季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喝酒不花钱的赊账办法，效果颇佳。一旦他身无分文了，便肩扛大衣、手提旅行箱，垂头丧气地钻进一家咖啡馆。人们问他：

    “德巴季先生，您去哪里?”

    而他眼泪汪汪地回答道：

    “我回我的国家去。”

    “您的国家在哪里?”

    “色当。”

    “色当，那么远呀?”

    “是的，那很远。可你们要明白我是多么伤心啊。”

    此时，大家都与他一起悲伤起来。为了相互安慰，人们打开一瓶又一瓶酒，与他共饮、一醉方休。经过如此麻醉，大家都可以感觉好受一点儿。如果别人想不起来拿酒喝，朱尔·德巴季便跳上桌子，大吼道：

    “普鲁士人已经攻进了色当。我们蒙马特尔人决不投降，我们一定要抵抗到底!”

    人们共同举杯为蒙马特尔军队的英勇善战而干杯。

    通常情形下，喝足之后，次日凌晨他们个个都醉醺醺地离开。而朱尔·德巴季领导的蒙马特尔军队不撤，他们永远不会投降，德巴季也决不做拿破仑三世，因而他再次受到其人民的热烈欢迎。

    也许整个蒙马特尔都拿起武器、穿上1870年的军服，一致保卫蒙马特尔山的前卫画家弗朗西斯科·布尔波特的那一天应该除外。

    事情是这样的：布尔波特是一位庆祝或游行活动的业余组织者。每年，为了让未曾接受过市长先生检阅的女友高兴，他都策划一次“假结婚”。他们和周围的民众均戴上假面具，一边唱歌跳舞，一边吃喝，通宵达旦，人们共同向“新娘”表示祝贺，市长自然也来表示他的祝福……

    布尔波特同其房东有矛盾。房东执意赶他走，画家叫他的弟兄们来增援。他提议大家重新穿上在巴黎公社之前保卫巴黎时穿的军服，在他家周围筑起街垒，时刻准备为反击房东的进攻做出一切必要的牺牲。

    在布尔波特做好一切准备之前，房东让步了。而布尔波特却仍按原计划招其弟兄们进驻“阵地”，在约定好的那天，用大车向蒙马特尔的大街小巷运来了化装为“重骑兵、轻骑兵、步兵和公社社员”的一个团的人。他们个个手持步枪，雄赳赳气昂昂，神气十足。按照罗朗·多热莱斯的说法，在当天夜间晚些时候，从蒙巴那斯径直开来一些同样打扮、手持刺刀的国民卫队士兵，同蒙马特尔部队会合，将那些在沿途站岗的真警察惊得目瞪口呆。

    聚集在那里的化装士兵们分散守卫在各条大道上，举枪瞄准从电影院出来的过路人。他们佯装战争一直持续到凌晨，最后布尔波特的部队吹响冲锋号，举起刀枪攻下加莱特磨坊，签署停战协定之后才算收场。

    乐天派弟兄们这种半挑衅、半嬉闹的行动吸引了沿途许多穿燕尾服、带礼帽的好奇者及游客驻足观看。幸运的是那些马车无法上至山丘顶，它们只好停在布朗斯广场，它们的乘客继续沿着狭窄的小道步行直至最热闹的地段。

    蒙马特尔一直保持着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它有自己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他们属于同一个艺术思想流派。这一艺术思想派别特别注重各种艺术的相互交融，其创始人是巴勃罗·毕加索、安德烈·萨尔蒙、马克斯·雅各布以及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德巴季同他的弟兄们一起跳舞，卡尔科在酒吧的餐桌旁唱《马赛曲》，马克·奥尔朗在窗户底下吹号，叫其同伴们起床。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心地善良；有饭吃，但很差；饮酒毫无节制；睡觉无固定地方，找到哪里睡哪里，哪里能睡就睡哪里。当时已经开通了从南至北连接蒙巴那斯与蒙马特尔的地铁线路，但他们还未能在地铁站内过夜。他们常常无合法证件，警察盘问时，他们说有住处，但说不出固定住址。他们中有的人也伸手乞讨，有的人可以胡乱涂抹几幅画，将就着卖了nfda4口。有的弹奏音乐，挣几个铜板，但更多的人是向邻居、熟人蹭饭吃白食的老手。而那些邻居、熟人也常常十分慷慨大方，同意他们欠着，有了钱再给。在小餐馆的炉子上时刻热着一些锅，锅里是当地民众日常吃的大锅饭，锅里放着一把把大勺子，这就是专门为囊中羞涩的客人准备的。画家和诗人们常常同极端自由主义者们在这里吃饭、饮酒、畅谈，通宵达旦。20世纪之初，这类人在蒙马特尔多如牛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