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画家将他们的研究建立在一种建设性的工作上，他们用纸、铁和硬纸板制作雕塑品。波德莱尔认为，除“野蛮时代”的雕塑外，雕塑是一种次等的或者“补充性”艺术。他们就拿这样的行动来答复波德莱尔，简直有点儿令人目瞪口呆。这就好像是对诗人的观点进行反戈一击，变被动为主动。在波德莱尔看来，立体主义雕塑存在什么问题呢？他指责它无法让人们“从单一的角度观看”物体；为欣赏作品丰富的内涵，观众必须围绕作品转着观看；“同时表现的面过多”。

    波德莱尔看到的这些弱点，恰恰是勃拉克和毕加索眼中的珍贵之处。他们首先建造起“轻型”构造物，然后在画布上用绘画的手段反映这样建造的构造物。他们就是这样从雕塑出发过渡到绘画。立体主义的绘画作品就是从他们如此反复的劳动中诞生出来的。例如，毕加索根据他在奥尔塔为费尔南德画的所有肖像，于1909年雕塑成的《费尔南德头像》；或者于1912年根据一个用硬纸板制作成的三维样品，雕塑出一系列的吉他。

    在这些力图包罗万象的作品中的问题，是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1910年完成的解析立体主义著名作品《达尼埃尔-亨利·卡恩维莱肖像》(图36)是在照着本人画了无数遍之后，又分两个阶段完成的。毕加索对这种方式很不满意，因为使用它创作出的作品人们看不懂。于是，他增加了他称为“标记”的一些坐标和符号，这些突出的“符号”例如耳朵的阴影、鼻梁、领带的一节、头发的雏形、交叉搁置的双手……能够深深地吸引观众眼睛的注意力。

    两位画家在他们的工作中开始尝试一个新的阶段，并且努力实现他们解析立体主义的真实目的，即在作品中注入更多的清晰度。这一次是在画作中引进一个能够辨别物体的细节、符号，将以前撤销的一些特征还给观众。不久以后，在毕加索使用利波兰瓷漆之前不久，格里斯和毕加索的作品中重新出现了勃拉克在1910年《水罐和壶》中用逼真画法画的钉子、铅字、粘贴纸和零碎材料。该研究的目的仍然是使用在画布上粘贴纸张的方式，使画中显现出样品物体（例如吉他）的立体感。

    勃拉克和毕加索创立的立体主义是二人共同的劳动成果。这一劳动成果的获得，建立在二人相似的兴趣和各自从事的共同研究的基础之上。在艺术史上，像他们二位之间存在如此和谐的互补性是十分罕见、没有先例的。

    他们各自做了些什么呢？

    提此问题没有意义。找到此问题答案的结果只能是：将本属于恺撒的还给恺撒，把由于毕加索的名声过大埋没了的勃拉克的功绩归还给勃拉克，恢复他本应得到的地位。

    勃拉克受塞尚的影响多一些，毕加索受原始主义的影响多一些。毕加索之所以将原始主义作品“塞尚化”，正体现了他与勃拉克之间的互相影响。

    第一幅被称为立体主义的作品出自勃拉克之手，而被人们认为开辟了立体主义道路的作品是毕加索所作。

    首次在官方绘画展览会上展出的第一幅立体主义画作是勃拉克所作。费尔南德·奥利维尔认为勃拉克的那幅作品受到了毕加索1908年作的《三个女人》(图37)的启发，而且西班牙人还为此对他的同志十分生气。但是，阿波利奈尔对此不发表意见，马克斯·雅各布的说法恰好相反，他认为：是从不参加官方画展的毕加索极力鼓励勃拉克参加了这次展览。

    1912年的一天，勃拉克进了一家杂货店，买了一卷仿木纸。他把这种纸粘贴在画布上，成功地制作出了《柜台与酒杯》。就这样，他创造了贴纸画。毕加索也如法炮制，是他使用一块蜡染布首先创作出了立体派粘贴画《藤椅上的静物》(图38)。

    1911年，勃拉克在塞莱特创作的《葡萄牙人》(图39)中使用了立体感很强的逼真手法和在镂空模板上刻字母、数字的手法，反映了从一个酒馆窗户玻璃的另一侧看一位乐师的景象，而玻璃上写着那些字母和数字。一年之后，毕加索在他的《小提琴》上刻上了“美丽的爱娃”（赞美他的新情妇）。在此之前，他在一块椭圆形的画布上采用勃拉克的手法画过这幅画。

    1912年，勃拉克在绘画中使用草木灰和食用油和的沙子。几个月之后，毕加索也使用同样的方法从事创作。

    在勃拉克于1911年底用纸做成的立体建筑物的启发下，1912年秋天，毕加索成功地用硬纸板制作了《吉他》。

    于是呢？

    于是我们赞同皮埃尔·卡巴纳在谈论毕加索时，说“合法剽窃的技巧”是他的惯用手法。尼诺·弗朗克对毕加索的看法更加苛刻：

    毫无疑问，毕加索是我们时代的一位英雄，也是我们时代最令人仰慕的艺术家。他的自私十分神圣：始终致力于利用所有事与所有人，不择手段地从他人口袋中获取自己的财富，朋友间的友谊与情人间的爱情全部成为他利用的对象，在工作中同样利用他几可利用的一切。有人认为他是靠利用女人起家的，这种说法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