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里首次遇见阿波利奈尔时，他们二人在巴黎市内溜达了整整一夜。在圣日耳曼大街溜达的时候，一个人来到他们身边问何处有方便的地方。雅里从衣袋中拔出手枪，对准那位陌生人，命令他后退五米。来人退到五米之外后，他才告诉他该走什么路。

    连发六枪，是雅里的戏剧作品中主人公于布的拿手好戏，而有关雅里玩弄枪支的故事也同样数不胜数。

    一天晚上，雅里在莫里斯·雷纳尔家吃饭，毕加索的朋友雕塑家马诺鲁走到他的身边，只想同他认识一下，交个朋友。这一下惹雅里生气了，他命令雕塑家尽快离开那里，让他安静会儿。那位西班牙人仍然待在原地未动，雅里拔出手枪，朝窗帘开了枪。

    另外一次，他在一家酒馆，坐在一位女士身边。不知出于何种神秘的理由，他对身边的一位消费者产生了反感，他站起身来，拔出手枪，朝一面镜子开了枪。突然间变得粉碎的镜子哗啦啦散落一地，在场的人们惊慌失措，乱作一团，而雅里却平静得如同未发生任何事一样。他重新坐下，转身对身边的那位女士讲：“好了，现在镜子碎了，咱们继续聊。”一天，他试图用手枪开启酒瓶盖，在他租赁房子的院子里开枪，惊慌失措的房东女主人喊道：“先生，快住手！您这样会打死我的孩子的！”

    “那有什么关系，我们给您再生一个好了！”他强词夺理地辩解道。

    一天晚上，他去观看一场音乐会。他身穿用纸做的衬衣，上面用中国墨画了一条黑色领带。在收票口，他的装扮引起了工作人员的不满，将他打发到音乐厅顶层楼座。当时他一声不响，未做任何反应。然而，当全场安静下来，乐队指挥已经准备好开始演出时，他突然站起来，大声喊道：“这真太令人愤慨了！怎么可以让前三排那些带着乐器打扰观众的人入场呢？”

    1906年5月28日，在接受过临终圣事、起草完遗嘱之后，雅里给他最要好的朋友拉希尔德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应该得到休息的于布老头将努力入睡。他深信在人解体腐烂之后，脑子仍然在发生作用，而且他的梦想就是天堂。于布老头也许即将永远地安息了，在一定的条件下，他十分渴望重返三角坛。

    第二天，他在原信上增加了以下附言：

    我重新打开了昨天写毕的信件。大夫刚才来过，他坚信我得救了。

    ［摘自1987年发表的雅克-亨利·勒维斯克的《阿尔弗雷德·雅里》］

    他的确得救了，雅里又活了近一年半。他每天去医生家就诊时，随身总带着两把手枪和一根包铅棍棒。他的境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悲惨：身上穿着他的朋友们抛弃的衣服，负债累累，遭受结核病的折磨。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但又对所有人隐瞒。他在默默地等待着生命的结束。

    1907年10月29日，当人们上去敲位于四层半的那扇门时，雅里不开门了。瓦莱特找人撬开门锁，看见作家躺在床上，已经动弹不得了。人们送他到了教会医院。在两天内，他不停地低声重复着：“我在寻找，我在寻找，我在寻找……”

    大夫为他作了检查，病人出奇的平静。雅里面无血色，肝脏破裂，脉搏微弱，但不抱怨，也不呻吟。

    1907年11月1日，他因患结核性脑膜炎，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他同时还有慢性酒精中毒，但这并非导致他死亡的原因。

    雅里把他修建的三角坛作为遗产遗赠给他的妹妹。有人说（首先是马克斯·雅各布说）他将其手枪留给了毕加索。无人知道他的自行车——一辆用86法郎向他人购买的克勒芒96赛车的下落，直至去世时，他仍然未能付清这笔钱。

    雅里英年早逝。年仅36岁的阿尔弗雷德·雅里没来得及在文坛上扮演应属于他的角色。他的放荡与他做的一系列荒唐事，构成了与他同时代的青年人能够读懂的语言。第一位理解阿尔弗雷德·雅里并懂得他的语言的人，便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阿尔弗雷德·雅里是一位文坛上少有的奇才。他的任何行动，甚至他的全部恶作剧中都蕴藏着无限的文学内涵。

    ［摘自1975年出版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令人心旷神怡的现代文学家》］

    第二位是安德烈·布勒东：

    ……长期以来，人们比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走得更远，认为十分有必要严格地将生活与艺术区分开来。但从雅里开始，这一观点受到了质疑，最后终于从原则上彻底消失了。

    ［摘自1966年出版的安德烈·布勒东的《黑色幽默选集》］

    阿尔弗雷德·雅里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模仿被他自己定义为“完美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戏剧人物于布，而且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于布那样的人，那么如何做才是对雅里的最好的纪念呢？

    雅里的悲剧在于，其实他的坏名声来自一个冒名顶替：他并不是于布老头，而且从来都不是于布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