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次我出自本能地将虚构故事背景安排在纽约，而我一生中在这个城市只住过短短几个月，谁知道为什么，大概因为纽约最单纯，至少对我来说，最简明扼要，一种城市原型：就其地形、眼睛所见及社会而言。巴黎却十分浓浊，很多东西、很多涵意深藏不露。或许它让我有一种归属感：我说的是巴黎的意象，不是城市本身。然而又是城市让你一落脚立即感到亲切。

仔细想想，我从来没将任何一个作品的背景安排在罗马过，明明我在罗马住的时间长过在纽约，或许也多过在巴黎。另一个我说不出口的城市，罗马，另一个被写尽了的城市。不过，所写关于罗马的相较于关于巴黎的实在相形见绌：唯一的共同点是，无论罗马或巴黎都很难找到新鲜不至于重复的话题；至于新事物呢，任何一点改变都会立时有一群评注者蜂拥而至。

许是我不具备与场所建立个人关系的能力，我总是有点半调子，欲走还留。我的书桌彷彿一个岛：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在那里。再说今天城市与城市正合而为一，原来用以分示彼此的歧异消失不见，成为绵亘一片的城市。之所以有《看不见的城市》这个灵感，是鉴于我们之中甚为普遍的生活方式：有人不断由一个机场换到另一个机场，过的是他在任何城市所过雷同的生活。我常说，重复太多次都有点不想说了，我在巴黎的家是一栋乡间小屋，我的意思是从事写作，我的部分工作可以在孤独中进行，哪里不重要，可以是一栋与世隔绝的乡间小屋，可以在岛上，而我的这栋乡间小屋在巴黎市区。所以，在义大利主要是与工作相关的生活，来巴黎是当我能够或需要独处的时候，巴黎比较有此可能。

义大利，至少都灵和米兰，距巴黎只一个小时的航程。我住的地方上高速公路很近，所以去奥利机场很方便。当城内因堵车路上寸步难行时，我去义大利，举个例子，还比到champs-élysées快。我也可以「通勤」，可能喔，说起来住在欧洲如同住在一个城市的日子不远了。

同样地，一个城市不再被视为一个城市的日子也不远了：短距离移动比长途旅行需要的时间还更多。当我人在巴黎时可以说从不离开这间书房，不变的习惯是每天早上去st. germain-des-prés买义大利报纸，来回都乘地铁，所以我不是闲荡人，像波特莱尔笔下神化的那位在巴黎街头瞎晃的传奇人物。你看，不论国际旅行或城市间往来都不再是走过各式场所的一次探险，纯然只是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之间的距离是一片空茫，不连续性。坐飞机旅行，是一段云中插曲，市区内移动，是一则地下插曲。

从我年轻时第一次到巴黎发现了地铁这个简便、全城就在我脚下的交通工具后，我就一直很信赖它。猜想我跟地铁之间的这种关系还与地下世界的魅力有关：威恩（jules verne）的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黑色印度群岛》和《地心之旅》。也可能吸引我的是那份匿名的快感：我可以夹在人群中观察大家，保持绝对隐形。

昨天地铁里有一个光着脚的男人，既不是流浪汉亦非嬉皮，跟我及大多数人没有两样，戴着一副眼镜在看报纸，看起来像大学教授，典型的心不在焉忘了穿袜穿鞋的教授。那天下着雨，而他赤脚走路，没有人注意他，没有人好奇，隐形的梦想成真……。当我所在环境让我自以为是隐形人时，我觉得无比自在。

上电视的感觉完全相反，摄影机对着我，把我钉死在看得见的我，我的脸上。我认为作者一旦曝光，损失不小。以前真正受欢迎的作家根本没人知道他们是谁、长什么样子，他们只是书皮上的一个名字，而这一点使他们拥有非比寻常的魅力。加斯东·勒鲁（gaston leroux）、莫里斯·勒布朗（maurice leblanc）（继续这个使巴黎神话在上百万人中流传的作家话题）是当时极受欢迎的作家，而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还有一些更知名的作家，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教名，只有开头字母。我觉得对一个作家而言理想境界应该是，接近无名，如此，作家的至高威信才得以远播。这个作家不露面、不现身，但他呈现的那个世界占满整个画面。像莎士比亚，关于他，没有留下任何画像让我们窥其相貌，也没有任何史料能真正说明他的二三事绩。今天，作家愈想越俎代庖，他所呈现的那个世界就愈空洞，作者亦被掏空，最后落得两败俱伤。

有一个匿名盲点，那才是写作的出发点，正因为如此，要界定我提笔写作的地方与环绕其外的世界的关系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在旅馆房间内可以写得很顺，那里，在我眼前的是一张白纸，别无选择，没有退路。也许这个条件在年纪较轻时更理想，世界就在那里，在门外，密密麻麻的讯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这般浓郁，我只需稍离一步就可以下笔。如今某些东西变了，只在属于我的地方我才有办法安心写作，身边还得有书，彷彿随时得参考一些不知道什么资料。或许不在于书本身，而是书所建构的一种内在空间，宛如将我自己视为一间我理想中的图书馆。

然而，我始终没能拥有一间完整的图书馆，我的书总是散落各处，每次我人在巴黎想查一本书，那本书在义大利，而每次我在义大利想要查一本书，那本书又在巴黎。这边写边查书的习惯差不多有十来年了，以前不是这样的，我写的东西，一切都来自记忆，一切都属于活过的经验。包括每一个文化方面的引述都应该原本就在我内心，属于我，否则就有违游戏规则，我就不能拿它当作素材诉诸纸上。现在完全相反：就连世界也成为我偶尔参考的对象，而在这个书架及外面的世界之间并没有想像中的那道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