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这个集体的对奏鸣曲或对交响乐预定方案的服从，有那么一种可笑的东西。试想一下所有的交响乐作曲家，包括海顿、莫扎特、舒曼和勃拉姆斯，在他们的柔板中哭泣之后，给自己打扮一番，在最后的乐章到来时，扮成小学生，涌向课间休息的院子里去跳舞、蹦高，没命地喊叫一切都好，一切都圆满而终。这就是人们所称为的"音乐的愚蠢"。贝多芬明白了超越它的唯一途径是让结构彻底成为个人的。

    这便是他为所有艺术、所有艺术家留下的艺术遗嘱中的第一条，我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明：不应当把结构（整体的建筑组织）作为一个预先存在的，为作曲家准备好由他用自己的发明去填充的模子；结构自身应该是一个发明，一个动用作曲者独创性的发明。

    我说不出这段话在什么程度上被人倾听和理解。但是贝多芬本人善于从中吸取一切结论，高明地运用在他的最后的几首奏鸣曲中，它们的每一首都以独一无二、前所未有的方式结构而成。

    十四

    奏鸣曲作品Ⅲ；它只有两个乐章：第一个，戏剧性的，以差不多古典的奏鸣曲式制作；第二个，具有沉思特点，以变奏曲形式写成（此形式在贝多芬之前，在一首奏鸣曲中应该说是不大惯用的）：没有特点不同的变奏曲之间的互相对照，只有一个渐强，它始终为前一段变奏曲加一点新的微妙之差并且给予这一长的乐章以一种非凡的调式的统一。

    每一乐章在它的统一性中愈是完美，它愈是与另一乐章相对立。长度不匀称：第一乐章［在沙贝尔（scha－bel） 的演奏中］：八分钟十四秒；第二乐章：十七分钟四十二秒。奏鸣曲的后半部因此是上半部的两倍多（在奏鸣曲的历史上此例前所未有）！另外：第一乐章是戏剧性的，第二乐章是平静的、反思的。然而，始于戏剧性而终于一个如此长的沉思，这像是与所有的建筑方式的原则唱反调，而且使奏鸣曲注定失去过去对于贝多芬如此珍贵的全部戏剧张力。

    但这恰恰是这两个乐章意想之外的邻近之处，它辞令动人，它讲着话，它成了奏鸣曲中的语文动作，它的追述一番艰苦而短暂的生命形象，回味一首无尽的追随这生命的怀旧曲的隐喻式意义。这个隐喻意义，无法从词语上捉摸，然而却有力而恳切，给这两个乐章赋予一个统一性。不可摹仿的统一性。（人们可以无限地摹仿莫扎特式奏鸣曲的无个性的结构；奏鸣曲作品Ⅲ却因如此具有个性以致对它的摹仿只会是一种伪造。）

    奏鸣曲作品Ⅲ让我想到福克纳的《野棕榈》。其中交替着一段爱情故事和关于一个逃狱囚犯的故事，两个故事无任何共同之处，没有任何人物甚至没有任何可让人看出的动机或主题之间的亲缘关系。这个结构对于任何其他小说家都不能作为模式，它只能存在一次；它是任性的，不值得推重的，令人无法说明的；之所以无法说明，因为在它的后面人们听到一种esmusssein（德文——作者注），它使一切说明成为多余。

    十五

    出于他对体系的拒绝，尼采对哲学思考的方式作了深刻的改变：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这样认为：尼采的思想是一种实验性的思想。它的第一推动力在于破坏固定不变的东西，给那些被共同接受的体系埋下炸药，打开缺口，到未知中去冒险；未来的哲学家将是实验者，尼采说，自由地走向不同的，严格说来，可以互相对立的方向。

    如果说我信奉在一部小说中应有思想的强有力存在，这并不是说我喜欢人们所称为的"哲学小说"，喜欢小说对一种哲学的这种屈从，和将一些道德的或政治的思想"进行讲述"。真正小说式的思想（比如自拉伯雷以来小说所经历的）从来是非系统化的；无纪律的；它与尼采的思想相接近；它是实验性的；它将所有包围我们的思想体系冲出缺口；它研究（尤其通过人物）反思的所有道路，努力走到它们每一条的尽头。

    关于体系化的思想，还有这一点：思想的人自动地去进行体系化；这是他的永恒的欲望（也是我的，甚至在写此书的时候）：描写其思想的所有结论的欲望；预见所有的反对意见和预先给予反驳的欲望；因此而用街垒封闭其思想的欲望。但是，思想的人不应该去努力地让别人信服他的真理；他这样便会处在一个体系的道路上；在"有信念的人"的可悲道路上；政治人物喜欢这样形容自己；然而什么是一个信念？它是一种确定，固定不变的思想，而"有信念的人"则是一个被限制的人；实验性的思想不想去说服而是启发：启发另一个思想，将思想开动起来；所以一个小说家应当有系统地将他的思想非系统化，朝他在自己思想周围筑起的街垒踢上几脚。

    十六

    尼采对体系化思想的拒绝有另一种结果：一个巨大的主题开阔。阻碍人看到真实世界全部广阔性的各种哲学学科之间的隔板倒掉了，从此所有人类的事物都可以成为一个哲学家思想的对象。这也使哲学与小说相接近：哲学第一次不是对认识论、对美学、对伦理学、对精神现象学、对理性批判等等进行思索，而且对于有关人类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