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它们的艺术历史之中，并通过参与这一历史而实现。只有在历史之内我们才能把握什么是新的，什么是重复性的，什么是被发现的，什么是摹仿的。换言之，只有在历史之内，一部作品才可作为价值而存在，而被发现，而被评价。所以，就艺术而言，在我看来没有比跌落到它的历史之外更为可怕，因为这是跌入混乱，美学价值在其中鱼目混珠，人不再可以辨认。即兴与结构

    在写作《唐·吉诃德》的时候，塞万提斯一路没有束缚自己，去使自己主人公的性格产生改变。拉伯雷、塞万提斯、狄德罗、斯特恩的自由使我们如醉如痴，这个自由与即兴联在一起。复杂而严谨的结构艺术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才成为强令性的必要。当时诞生的小说的艺术，由于其情节集中在有限时空内，发生在诸多人物历史的交错处，因而要求情节与场面被精密地计算构成：在开始写作之前，小说家即划出了小说的构图，一而再，再而三地计算，一而再，再而三地描绘，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只需翻看一下陀斯妥耶夫斯基为《恶魔》作的笔记：七个笔记本，在七星出版社版（editionspleade）中占据400页（而全部小说占750页），动机寻找人物，人物寻找动机，众人物长时间争夺主角的位置；

    斯达伏洛金（stavroguine） 应当结婚，但是"和谁"？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想，他先后试着让他和三个女人结婚；等等。（悖论只是表面的：这个建筑机器愈经计算，人物愈真实自然。反对结构的偏见将其视为阉割人物"活生生"性格的"非艺术"因素只不过是那些对艺术毫无悟性的人的天真情感。）

    我们世纪的小说家，对小说艺术的先师们满怀乡愁，却不能在历史之线断裂之处将其重新接合；他不能跨越十九世纪的浩瀚经验；如果他想与拉伯雷或斯特恩的放佻的自由重新汇合，他就应当把这一自由与结构的要求重新结合起来。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读《宿命论者雅克》 （jacquelefataliste），为它勇敢的怪诞所造成的丰富性而欣喜若狂。小说中思索与趣事并存，一个故事套着另一个故事，它的结构的自由嘲笑了情节同一律，使我喜出望外。我问自己：这个绝妙的混乱是来自于一个了不起的精心计算的结构，还是来自于一个纯粹即兴的得意之作？毫无疑问，其中占主导的是即兴；但是我自发地想到的问题使我明白：也许有一个神奇微妙的建筑被包含在这个如醉如痴的即兴之中，即一个复杂丰富的构造之可能性，它同时经过周到的计算、衡量和预想，就像一座大教堂，即使它的最丰富的建筑狂想也须经过预先的思考。这种建筑式的意图是否会使小说失去其自由的魅力？它的游戏性？然而游戏到底是什么？任何游戏都建立在规则之上，规则愈是严格，游戏愈成之为游戏。与象棋手相反，艺术家自己为自己发明规则；无规则地即兴并不比为自己发明自己的规则体系而减少自由。

    然而将拉伯雷或狄德罗的自由与结构的要求重新结合，却给当代的小说家提出了不同于使巴尔扎克或陀斯妥耶夫斯基关心的问题。 例如： 布洛赫（broch） 的《梦游人》（lessomnambules）的第三卷是一部由五个"声部"组成的"复调"长河，五条完全独立的线，这些线被连在一起，不是由于一个共同的情节，也不是由于共同的人物， 每条线各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程序特点（a-小说，b-报导，c-短篇小说，d-诗，e-论文）。在全书的八十八章中，这五条线在下面这样的奇特顺序中交替：

    a－a－a－b－a－b－a－c－a－a－d－e－c－a

    －b－d－c－d－a－e－a－a－b－e－c－a－d－b－b

    －a－e－a－a－e－a－b－d－c－b－b－d－a－b－e

    －a－a－b－a－d－a－c－b－d－a－e－b－a－d－a

    －b－d－e－a－c－a－d－d－b－a－a－c－d－e－b

    －a－b－d－b－a－b－a－a－d－a－a－d－d－e．

    是什么使布洛赫恰好选择这个顺序而不是别的？是什么导致他在第四章恰恰选择b而不是c或d？不是特性或情节的逻辑，因为在这五条线中没有任何共同的情节。他是受别的标准指引：不同的形式（诗句、叙事、格言、哲学沉思）令人惊讶地相互为伍所产生的魅力；浸透在不同章回中的不同类型的感动的对照；章回长度的变幻；最后还有五个相同的关于存在的问题的展开，它们像五面镜子照在五条线上。我们找不到更好的说法，姑且称这些标准为音乐式的；可以这样总结：十九世纪建立了结构的艺术，但是，是我们的世纪为这一艺术带来了音乐性。

    《撒旦诗篇》 由三条或多或少独立的线索构成：a：撒拉丁·尚沙和吉布列尔·法利什达， 两个在孟买和伦敦往来生活的今日印度人；b：论述伊斯兰教起源的可兰经式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