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球游戏最初仅为个人或者一些朋友间私下里玩玩的活动，但在受到教育部门长期大力促进之后，最终成为了公开的组织，英国和法国最早建立了各自的团体，其他许多国家几乎立即效法。就这样，每个国家都成立了一个游戏委员会，推举出一位最高领袖，头衔是“游戏大师”，在这位大师亲自领导下举办公开的游戏活动都成为了文化大庆典。当然，这位游戏大师也和团体里其他所有高级官员一样，全都是无名氏。除了少数至亲好友，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唯有由每位游戏大师亲自主持的巨型公开活动，才可以动用公共的与国际性的大众传播媒介。游戏大师的责任很重，除了主持公开游戏活动，还得负责培养游戏选手和领导游戏学校，而高于一切之上的事则是以最严格的标准提高游戏的水平。唯有由世界各国游戏大师组成的世界委员会才有权（这在如今已是难以想象的事了）决定新符号和新公式的吸收，游戏规则的调整修改，增删新科目等。人们倘若把玻璃球游戏视作卓越文化人士创造与使用的一种世界语言，那么在各国游戏大师领导下的玻璃球游戏委员会便是保护这种语言的积存、发展以及维持其纯洁性的科学院了。每个国家的全国委员会都设有自己的游戏档案馆，凡是经过检验而许可收人的符号与秘诀都得到了妥善保管，其数量之多，早已大大超过了中国古代汉字。

一般说来，倘若能通过高等学校的毕业考试，获得这种精英学校的及格证书，那么也就算够资格的玻璃球游戏者了，但是若想超出一般水平，那么必得在某项主要学术或音乐方面有超常表现自是不言而喻，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有朝一日终于济身玻璃球游戏委员会或者甚至成为游戏大师，这几乎是精英学校里每一个十五岁少年的梦想，但是一待有可能获得博士头衔、仍然痴心不改、决意献身玻璃球游戏并为促进其发展而努力奋斗的人，其比例则是极小的。凡是真正的游戏爱好者全都勤于研究玻璃球游戏学问，潜心练习静修功夫，每逢举行“盛大”游戏竞赛时，他们总是在所有虔诚参与者群里成为核心中的核心，他们使这种巨型公开活动具有庄严性质，而不致蜕化变质为徒有外表的典礼。在这类真正游戏者和热心支持者眼中，一位玻璃球游戏大师就是一位君王，或者是一位高级僧侣，简直就像是一位神明。

而一切真正独立的游戏者，尤其是游戏大师，玻璃球游戏往往首先是一种音乐创作方式，恰如约瑟夫·克乃西特有一次谈论古典音乐的特性时曾就其真正意义所作的阐释：“我们认为古典音乐是我们文化的提炼与总括，因为它是这一文化最清晰、最典型的姿态和表现。我们在这种音乐氛围里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和基督教的文化遗产，继承了一种开朗、勇敢的虔诚精神，一种高尚的骑士道德。归根结蒂，任何一种经典性的文化遗产，莫不是一种人类道德的代表，一种集中了人类楷模行为的姿态。我们知道，在一五零零年到一八零零年期间，人们创作了多种多样的音乐作品，风格和表达方法差别悬殊，但是它们的精神，或者更确切地说，其中的道德内容都完全相同。以古典音乐作为表达方式的人们，他们的人生态度永远相同，他们永远建立于同一种生活认识之上，总是努力以同样的精神优势去克服一切偶然性。古典音乐的姿态具有什么意义呢，它意味着对人类之悲剧的认知，对人类智慧、勇敢、乐观的赞同肯定！不论是亨德尔或者柯普林一首小步舞曲的优美典雅，还是许多意大利作曲家或者莫扎特作品中化为微妙姿态的感情升华，还是巴赫音乐里视死如归的静谧沉着——全都鸣响着一种倔强精神，一种无视死亡的刚毅，一种骑士气概，一种超越常人的笑声，它们产生自不朽者的愉悦开朗。让我们的玻璃球游戏里也鸣响出这种声音吧，也在我们整个的生活、工作与苦难之中鸣响吧。”

克乃西特的一个学生记录下了这番言论。这里就用这席话结束我们对玻璃球游戏的介绍吧。

感召-1

约瑟夫·克乃西特的出身情况已无从查考。他的身世与精英学校的许多学生相似，若非早年丧亲，便不会被教育组织从不良环境中救出而培养教育的。不管怎么说，他总算没有受到精英学校与家庭问的矛盾冲突之苦，有些同龄年轻人却深受其害，不仅难以进人宗教团体，还使一些原本天赋颇高的青年思想混乱，甚至成为有问题的人。

克乃西特却属于幸运儿之列，他似乎是专为卡斯塔里、为宗教团体而生的，是注定要替教育组织当局服务的。尽管他的精神生活也并非毫无疑问，可他所经历的每一个精神奉献者天生必得的精神悲剧，却丝毫没有人身的苦难。如此吸引我们深入关注克乃西特个人品性的原因，也许并非完全由于这类精神悲剧；与其说是由于他的从容、开朗的性格，不如说是由于他光彩照人的个性，克乃西特凭借它们得以圆满完成自己的命运，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与世界上任何重要人物一样，他也有自己的“恶煞”和“吉星”，我们看到他的吉星使他免受阴郁和狂热的困扰。纵然如此，肯定也有隐蔽不明的东西是我们全不知晓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凡是历史著作，不管写得多么客观平实，也不管撰写者多么力求符合真实，仍然摆脱不了杜撰范畴，它们的三维本质都是属于虚构的。

因此，我们就连对那些最伟大的人物，不论是巴赫还是莫扎特，他们的实际生活究竞如何呢？是较为愉快呢还是很沉重，我们都不得而知。莫扎特以一位过早完成使命者的独特感人和可爱的天赋感动我们，巴赫则以上帝的父亲般的愿望开导我们，慰藉我们，要我们忠诚于痛苦，忠诚于死亡。而这一切我们都无法从他们的传记作品里读到，也无法从种种流传的私人生活轶事中得知，我们唯有通过聆听他们的作品，从音乐里获知这一切。更进一步说，尽管我们早已熟读巴赫的传记，早已由他的音乐推想出他的整个形象，但我们仍会情不自禁地要想到他死后遗稿的命运：我们想象他在世时似乎曾认为自己的全部作品将在死后立即遭人遗忘，手稿将被作为垃圾处理，因而内心黯然，他还认为他的一个儿子而不是他本人会成为“伟人巴赫”，成果累累，他还认为自己的著作不是被人再发现，就会受到诸如副刊文字年代的误解和糟踏，等等。同样，我们也倾向于想象莫扎特生前就已知道自己的安全已掌握在死神手中，恰恰在他写出大量健康、完美作品的创作繁荣时期，他便已预知死神即将拥抱他了。凡是有一件作品还留存世间的地方，那里的历史学家便只能做一件事，他必须把这件作品与创作者的生平联系起来作为富于生气统一体的两个不可分割部分进行综合概括。我们对莫扎特或者巴赫要这么做，对克乃西特也要这样做，尽管他隶属于我们这个缺乏创造性的时代，而且也并无一件像两位大师那样的“作品”留存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