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成为缺少不了的人了，我的笑灌了唱片，录了音，广播剧导演们对我关怀备至。我苦笑，淡笑，狂笑——笑得像电车售票员或食品行业的学徒，早晨的笑，黄昏的笑，夜晚的笑和拂晓的笑，总之，无论哪儿需要笑，无论需要怎么笑，我都可以干。

人们都会相信我这种职业是很辛苦的，何况我——这是我的特长——还掌握了感染性的笑，因此三、四流的滑稽演员也少不了我，他们有理由胆战心惊，生怕自己的噱头不灵，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闲坐在那些杂耍场里，充当一种更为微妙的捧场者的角色，以便在节目薄弱的地方发出感染性的笑声。干这种活得掌握严格的分寸：我纵情狂笑，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必须正在火候上——一到这时候，我就按照计划发出大笑，全体观众就会跟着大笑起来，这就使节目的噱头得救了。

可是我呢，在这之后筋疲力尽地悄悄溜进更衣室，穿上大衣，很高兴自己终于下班了。回到家里，通常已有电报在等着我：“急需你笑，星期二录音。”于是，几小时后，我又坐在一列暖气太热的直达快车上，抱怨自己命苦。

下班以后或休假期间我不大想笑，这是人人都会明白的。

挤奶工人如能忘掉奶牛，瓦工如能忘掉灰浆，他们就会感到高兴，木匠家里常有关不上的门或费很大劲才能拉开的抽屉，糕点师傅爱吃酸黄瓜；屠宰工人爱吃杏仁糖；面包师宁要香肠不要面包，斗牛士爱玩鸽子，拳击家见到自己的孩子流鼻血会惊恐失色——这一切我都能理解，因为我下班后从来不笑。我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别人都认为我——也许不无道理——是个悲观主义者。

婚后头几年，妻于常对我说：“你笑一笑呀！”可是后来她明白了，我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当我可以松弛一下绷紧的面部肌肉，用十分严肃的表情缓解我劳累的心境的时候，我就感到幸福。是呀，旁人的笑也会使我心烦意乱，因为这太容易使我想起我的职业。就这样，我们的夫妻生活过得安安静静，太太平平，因为我的妻子也把笑给荒疏了。偶尔我发现她露出一丝笑容，于是我也微微一笑。我们说话时声音都很小，因为我讨厌杂耍场的嘈杂声，讨厌可能充斥在录音室里的噪音。不认识我的人以为我这个人不爱说话。也许我的确如此，因为我老得张嘴去笑，次数实在太多了。

我不动声色地走着我的人生之路，只允许自己偶尔淡淡地笑一笑，而且我常想，我究竟有没有笑过？我想：没有过。我的兄弟姐妹会说，我从小就是一个严肃的孩子。

就这样，我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笑，却不知道自己的笑。

拉客的雅克

夜里，他跟送饭人来替换躺在指挥所后面的戈尼采克。那几天，夜漆黑漆黑的，恐惧像雷雨一样笼罩在黑魆魆的陌生土地上。我在前面监听哨位上监听前方黑暗中一声不响的俄国人，同时也倾听后方传来的送饭人的声音。

带他来的格哈德也给我送来了饭盒和香烟。

“你还要面包吗？”格哈德问道，“或者让我给你保存到明天早晨？”从他的嗓音里听得出，他急于要回去。

“不，”我说，“全拿过来，马上都吃掉。”

他把面包、油纸包着的罐头肉、一卷水果糖和放在一小块硬纸板上的乳脂递给了我。

在此期间，那个新来的人浑身发抖，一言不发地站在一旁。“还有他，”格哈德说，“他是来接替戈尼采克的。少尉派他到你这儿来守监听哨。”

我只说了一声“好”，通常都是把新兵派到最艰苦的哨位上。格哈德悄悄地向后方摸去。

“下来！”我小声说，“别那么大声音，该死的！”他傻乎乎地把武装带、铁锹和防毒面具弄得啪嗒啪嗒响，笨拙地钻进洞里，险些碰翻了我的饭盒。“笨蛋，”我只是嘟哝了一声，并给他腾出地方。我知道——与其说是看到还不如说听到——现在他正按照规定卸下武装带，把铁锹放到一边，又把防毒面具放在铁锹旁，把步枪搁在前面胸墙上，枪口对着敌人，然后又把武装带系上。

豆汤已经凉了，暗中看不见那许多准会从豆子里煮出来的虫子，这倒不错。汤里的肉并不少，都是煎得松脆的肉块，我吃得很带劲，然后再吃纸包里的罐头肉，并把面包塞进空饭盒。他默默地站在我的身旁，一直面对着敌人，我在黑暗中只能看到隐隐约约的侧影，当他转向一边的时候，从他那瘦削的脸庞上可以看出他还很年轻，钢盔几乎像乌龟壳。这些年轻人的脸上有一种十分明确的神态，使人想起孩子们在郊区田野上玩的那种士兵游戏。他们似乎总是在说“我的红色兄弟维奈托”①，他们的嘴唇害怕得发抖，他们的心肠由于勇敢而僵硬。这些可怜的年轻人……

“坐下吧，”我用那种能使人听懂但距离一米以外就听不到的语调说，这是我费很大劲学会的。“这儿，”我又说，拽了拽他的大衣下摆，几乎是强制他坐到土墙上挖出来的座位上去。“反正你不能老站着……”

“可在哨位上……”说话的声音细弱，像多愁善感的男高音一样沙哑。

“轻点，老弟！”我训斥他。

“在哨位上，”他低声说，“是不许坐下的。”

“什么都不许，也不许进行战争。”

虽然我只看得见他的轮廓，但我知道他现在像学生上课时那样坐着，双手放在膝上，坐得笔直，随时准备跳起来。我蜷缩成一团，用大衣蒙着脑袋，点着烟斗。

“你也想抽吗？”

“不。”他已会很好地悄悄低语，这使我感到惊奇。

“来吧，”我说，“那就喝一口。”

“不，”他又说，可是我抓住他的脑袋，把瓶口凑到他嘴边。他像一个初次喝酒的少女一样，容忍着喝了几口，然后作出一个猛烈的表示厌恶的动作，于是我就把酒瓶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