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准备在全省的煤炭基地铜城市按原计划视察完工作后，顺便先到毗邻的黄原地区走一圈。 

没想到他在一个山沟的矿区发起了烧。这使乔伯年很着急——他已经给黄原打了招呼，说他明天到那里。 

他当时住在这个矿的招待所，又是半夜，只好把秘书小王喊醒，让他给自己找点药。 

小王的手在他额头上摸了摸，说：“让我给医院打个电话！” 

“算了，”他说，“吃几片药说不定明早上就会好的。你一打电话，市上和矿务局医院说不定把救护车都开来了。” 

“而且还把警报器拉得呜呜响！”秘书加添说。 

乔伯年笑了。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随便，他们都敢和他“放肆”地开玩笑。 

乔伯年索性接上秘书的话，进一步“发挥”说：“那样，大家以为失了火，说不定把救火车也开来了！” 

乔伯年一边开玩笑，一边吞下去八片羚羊感冒片和一包阿鲁散。 

第二天早晨，病情果真好了许多，他就立刻起程直奔黄原…… 

省委书记一到，地委书记就忙了。田福军先和乔书记在几个偏远县份的农村跑了一大圈；回到黄原后，紧接着就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会议，以听取省委书记对地区工作的指示。 

在这个干部会上，乔伯年热忱地肯定和赞扬了黄原地区的工作；同时指出了下一步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这实际上也是省委对田福军本人工作的肯定。乔书记的讲话使田福军眼圈不由地发热。他感谢省委在他困难的时候，及时支持了他…… 

省委肯定了田福军的工作，也不等于就否定了反对田福军的高凤阁同志。以后不多日子，在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同志的坚持下，高凤阁被调到南面一个地区如愿以偿地任了行署专员。领导这么一个大省，省委书记不可能在一切事上明察秋毫；再说，即使看出类似的问题，有时也不得不作某些妥协——这是政治生活中常有的现象……送走省委书记以后，黄原地区各县的县委书记都回去了。但田福军把原西县委书记张有智留了下来。他要单独和他商谈一件事。当然，他实际上也有许多话想对这位老朋友说。平心而论，原西县这两年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和有智分不开——他是一把手嘛！福军自己感到，他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在老朋友面前破不开脸皮。本来，他早应该直截了当指出有智同志这两年在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但他却一直没有这样做。 

这一天晚饭前，他把张有智从黄原宾馆带回到自己家里。爱云没去医院上班，忙了整整一个下午，已经备办好了一桌饭菜。饭桌上，因为老丈人徐国强和妻子都在座，福军先没和有智谈工作方面的事。四个人一边喝酒吃饭，说起许多过去的话题。有智是个爽快人，不仅和爱云开玩笑，还和他过去的老上级徐国强老汉也逗趣。 

吃完饭后，田福军和张有智进了会客室。爱云给他们沏好茶，就退出去了——作为地委书记的老婆，她知道丈夫要和有智谈些她不应该再听的话了。 

“有件事我想和你商谈一下。”田福军给张有智递上一根纸烟。 

张有智没说话，点着烟听福军的下文。 

“文龙已经从省党校毕业回来了。据地委组织部的老察和省党校方面的介绍，小伙子这两年学得不错，表现也很好。我想让他回原西县去给你当个副手……” 

“怎安排？”张有智的脸沉了下来。 

“副书记兼县长。” 

“什么？”张有智冲动地从沙发里站起来，“你把一个造反派弄来给我当县长？” 

“有智，你坐下，先别激动。”文龙在‘文革’中是造过反，前几年在柳岔公社也搞过极‘左’的东西。不过，他是个青年嘛，‘文革’中他还是个中学生，才十几岁。这几年来，小伙子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反省，照我看那是真诚的。对待青年，我们不能总是揪住过去的一些事不放。只要认真改了，我们该使用的还要用。 

“他是西农毕业生，又上了两年的党校中青班，等于争得两个大学的文凭，并且先后当过公社一把手和县上的副主任；年轻力壮，又有文化，说不定能在工作中开创新局面呢！至于过去的错误，他记取了教训，未必是一件坏事。俗话说，知耻者勇……” 

“哼，反正知耻不知耻只会个勇！”张有智挖苦说。 

田福军看张有智态度生硬，一时不知怎样说服他。他把茶杯往他面前推了推，说：“你……喝水。” 

张有智端起茶杯，长长出了一口气，说：“不能改变了？重有这小子我不反对，可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回原西来呢？”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呼专员和组织部也是这个意见。文龙本人也表示愿意回原西去工作，说他要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机会……” 

“哼，回原西来和我再闹腾一番，弄得鸡飞狗跳墙！” 

“有智！你为什么要这样看问题呢？人都在变嘛！”“不见得。我就没变！” 

田福军不好再说什么了。 

但是，有智，你真地没有变吗？ 

唉！田福军本来还想顺便和他的老朋友谈谈心，指出他这两年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看有智这样刚愎自用，只好又一次打消了这个念头——看来今天再谈这方面的事显然更不适宜；他们现在已经有些不愉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