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法国要比英国容易一些,因为毫无疑问,法国经济处于相对停滞状态,若无这场革命和战争,法国的工业和商业几乎肯定会进一步发展,速度会更快一些。尽管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国家经济曾有很大的发展,但仍无法弥补18世纪90年代的倒退和推进动力的丧失。对英国人来说,答案就没那么显而易见了,因为他们的发展快如流星,惟一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战争,是否会发展得更快一些?今天普遍同意的答案是肯定的。对其他国家来说,这个问题一般而言没那么重要,那些国家就像哈布斯堡王朝控制的大部分地区一样,经济发展缓慢不定,而其战争花费在数量上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当然,这样直截了当的说法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为论据。即使以17、18世纪英国人公开的经济战争为例,我们也不会认为战后的经济发展是来自战争本身或战争所带来的刺激,而是因为胜利,因为消除了竞争者而且夺取了新市场。这些战争在破坏商业、转移资源等方面的“代价”,是对照所获取的“利润”来衡量的,这表现在战后交战双方的实力消长之上。按这样的标准,1793-1815年战争所得到的补偿,显然是绰绰有余的。以稍稍降低经济发展速度(但仍然是很快的)为代价,英国决定性地消灭了最危险的潜在竞争者,并在两代人的时间中,跃居为“世界工厂”。在每一种工业或商业指数上,英国都比1789年时更进一步领先其他所有国家(或许美国除外)。如果我们相信,暂时消灭它的竞争对手并在实际上垄断航运和殖民地市场,是英国进一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前提,那么获得这一点的代价并不算太高。就算我们辩称,没有1789年之后的长期战争,英国的领先地位仍足以确保它的经济霸权,但我们还是可以确定地说,保护这项霸权不必再受到法国的政治、经济的威胁,英国所付出的代价并不算太高。
第一篇 发展 第五章 和平
(列强)目前的协调一致,是其对付在每个欧洲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的革命余火的惟一保障;而且……最明智的做法是搁下平时的小争端,共同支持现有的社会秩序准则。
——卡斯尔雷
此外,俄国沙皇是当今惟一能够立即进行大战的君主。他掌握着当今欧洲惟一能够调用的军队。
——根茨,1818年3月24日
在20 多年几乎没有中断的战争和革命之后,战胜的旧政权面临着尤为困难而危急的缔造和平以及维持和平的问题。它们必须清理20年的废墟,并重新分配领土战利品。此外,对所有明智的政治家显而易见的是,今后任何大规模的欧洲战争都是无法容忍的,因为这样一场战争,几乎意味着一次新
的革命,也就是旧政权的毁灭。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kingleopold:维多利亚女王聪明但略嫌讨厌的舅父)在讲述稍后的一次危机时说:“在欧洲充满社会弊端的现状下,发生……一场全面战争,其影响将会是空前的。这样一场战争……必定会带来一场原则性的冲突,我认为这样一场冲突,将改变欧洲的形式并推翻它的整体结构。”国王和政治家既不比以前更聪明,也不比以前更爱好和平,但是他们无疑会比以前更加恐惧。
在避免全面战争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成就相当不凡。从拿破仑失败到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1854-1856年)之间,欧洲实际上既没有全面战争,也没有在战场上发生一个大国与另一大国的任何冲突。的确,除克里米亚战争外,在1815 -1914年之间,没有任何战争同时牵涉到两个以上的大国。20世纪的人民应当可以体认到此一成就的重大。而当时国际舞台的不平静以及冲突诱因的层出不穷,更教这样的成就令人难以忘怀。革命运动(我们将在第六章加以分析)一次又一次地摧毁了得来不易的国际稳定:在19世纪20年代的南欧、巴尔干半岛和拉丁美洲,1830年的西欧(尤其是比利
时),以及1848 年革命前夕的全欧。而内有分崩瓦解的危机,外有强国——主要是英、俄,其次是法国——觊觎的威胁,土耳其帝国的衰落,使所谓的“东方问题” (eastern question)成为一个持久的危机根源:19世纪20年代爆发于希腊,19世纪30年代引燃于埃及。尽管它在1839-1841年一场特别尖锐的冲突后,暂时被平息下去,但仍像以前一样具有潜在的爆炸性。英、俄两国为了近东和亚洲两大帝国间的未被征服土地而关系交恶。法国则十分不甘于比它1815年前微弱甚多的地位。不过尽管有这许许多多的陷阱和旋涡,外交之船仍然航行在艰难的水道上,并没有发生碰撞。
我们这一代人,在国际外交的基本任务上,即避免全面战争之上,有着如此显著的失败,因而,我们倾向于用他们的直接后继者不曾感知的敬重,来回顾那些政治家及 1815-1848年的外交方法。1814-1835年间主管法国外交政策的塔列朗(talleyrand),迄今仍是法国外交家的典范。而英国外相卡斯尔雷(castlereagh)、坎宁(george canning)和帕麦斯顿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他们分别主掌1812-1822年。1822-1827年和1830-1852年所有非托利党(tory)执政期间的外交政策 ——更已成为令人仰叹缅怀的外交巨人。从拿破仑战败便出任奥地利首相,直到1848年垮台为止的梅特涅(metternich)亲王,在今天通常不会只被当作是一个反对改革的强硬敌手,而更常被视为一个维持稳定的明智之士,这和以往的看法是不同的。然而,即便以信任的眼光也不能说明在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和尼古拉一世(1825-1855)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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