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水路运输不仅简单、低廉，而且通常也更快速（如果排除变幻莫测的天气干扰）。歌德（goethe）在意大利旅行期间，从那不勒斯（naples）乘船到西西里返往时间分别用了四天和三天。这位才子对于旅途花费的时间之短感到惊讶，他用这几天时间舒舒服服地完成了与陆上路途一样的旅行。码头所及的距离就是世界的距离：从实际意义上看，从伦敦到普里茅斯（plymouth）或利斯（leith）的路程要比到诺福克郡布雷克兰村（breckland of norfolk）的路程更近一些。从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veracruz）到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利亚（seville），要比从西班牙中北部的巴利阿多里德（valladolid）更容易。从巴西的巴伊亚（bahia）去汉堡（hamburg），要比从东普鲁士的波美拉尼亚（pomeranian）走内地更方便。水路运输的主要缺点就是间歇太长，即使到1820年，从伦敦发往汉堡和荷兰的邮件，每周才两次，发往瑞典和葡萄牙的每周只有一次。至于发往北美的邮件，则是一月一次。但是，波士顿、纽约与巴黎的联系肯定要比喀尔巴阡山的玛拉马罗斯郡（maramaros）与布达佩斯之间的联系要密切得多。正因为通过远洋运输运送大量的货物和人员比较容易，所以两个相距遥远的都市之间的联系，要比城市和乡村间的联系更方便。比如说，从爱尔兰北部港口花五年的时间（1769－1774年）运送4．4万人到美洲，要比花三代人的时间运送5000人到苏格兰的敦提（dundee）还要容易。攻陷巴士底狱（bastille）的消息在13天内已在马德里家喻户晓，而在皮隆尼（peronne）这个距首都只有133公里的地方，直到巴士底狱陷落的第28天，才获悉来自巴黎的消息。

因此，对于当时的大多数居民而言，1789年的世界广袤无边。除非被某种可怕的偶然事件，比如军队征募所抓走，大多数人是生于斯、长于斯，并且通常就是在他们所出生的教区里度过一生。法国当时共有90个省，迟至1861年，在其中的70个省中，十分之九以上的人就只生活在他们的出生地。这个世界的其他地区都是政府代理人和传言谈到的事，没有报纸，即使在1814年，法国杂志的正常发行量也只有5000份，除了一小撮中上层阶级以外，几乎无人能识文断字。流动人口，包括商人、小贩、短工、工匠、流动手工业者、季节性雇工，还包括四处行乞的托钵僧或香客，乃至走私分子、强盗和市集上的老乡这类范围广泛、行踪飘忽不定的庞杂人群，这些人负责把小道消息传给大家。当然，战争期间散落于民间或者在和平时期驻防民间的土兵也负责传播消息。很自然地，消息也通过政府或教会这类官方渠道传给大家。不过，即使是这种遍布于全国的政府组织或者基督教组织的地方人员，他们很多也是本地人，或者说，他们定居于一处，终身为他们的同类提供服务。在殖民地以外的地区，由中央政府任命，并被派往接任地方职位的官吏，此时才刚刚出现。在国家所有的基层官员中，或许只有部队的军官才有指望经常迁徙，过着四海为家的生活。这些人只有在他所辖地区内，从各种各样的美酒、女人和战马中求得慰藉。

第一篇 发展　第一章 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 2

就其本来的情况而言，1789年的世界绝对是一个乡村世界，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谁若没认清这一点，就不能说是认识了这个世界。像俄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巴尔干半岛上的那些国家，城市从未特别繁荣兴旺过，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90％－97％，在有些地方，城市虽然已经衰落，但城市的传统依然很强烈。即使是这样的地区，乡村或者说农业人口的比例也特别高。据我们所掌握的估计资料，在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lombardy）地区，农村人口占85％；在威尼斯，农村人口占72％－80％；而在卡拉布里亚（calabria）和卢卡尼亚（lucania），这一比例则提高到90％以上。事实上，除了某些工商业非常繁荣的地区以外，我们很难找到农业人口少于总人口五分之四的欧洲大国。即使以英国而言，也是直到1851年，城市人口才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当然，“城市”（urban）这个词的涵义模棱两可。按照我们现代的标准，1789年时，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为大都市的欧洲城市只有两个：伦敦和巴黎，它们的人口分别为约100万和50万。人口在10万或10万以上的城市大约有20个，其中，法国有两个，德国两个，西班牙大概有四个，意大利大约有五个（地中海沿岸地区传统上是城市的故乡），俄国两个，葡萄牙、波兰、荷兰、奥地利、爱尔兰、苏格兰和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各一个。我们所谓的城市，还包括为数众多的地方小城镇，大部分城市居民实际上就是生活在这种小城镇里。小镇的中央是教堂广场，四周耸立着公共建筑和贵族宅邸，人们只需用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从广场走到农场。1834年是本书所述时期的后半段，当时奥地利有19％的人生活在城镇里，但即令在当时，城镇人口的四分之三依然是居住在人口不足两万的小城镇里，约有半数生活在人口规模2000－5000的小城镇。这些就是法国的短期雇工们在其法兰西之旅（tour de france）时漫游过的城市。由于随后几个世纪的萧条停滞，这些城镇16世纪的外貌就像琉璃中的苍蝇一样，被栩栩如生地保存了下来，它们所呈现的宁静色彩，正是唤醒德国浪漫诗人抒发其热情的背景。在西班牙，大教堂的塔尖高高地耸立在小镇上；在这些泥泞的城镇里，哈西德派（chassidis）的犹太人崇拜他们神奇的犹太教教士，而正统的犹太人则在这里为神圣法律中的细微末节辩论不休；果戈里（gogol）小说中的钦差大臣赶车入城，来这里恐吓富贵之人，而乞乞科夫（chichikov）则在这里思索购买死者灵魂之事宜。但是，满腔热情、胸怀大志的年轻人，他们也是来自于这样的城镇，他们发动革命或赚取第一笔财富，或者既是革命者又是大富豪。罗伯斯比尔来自于阿拉斯（arras），巴贝夫（gracchus babeuf）来自于圣昆丁（saint－quentin），拿破仑是阿雅克修（ajaccio）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