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左派公开认为，革命斗争是一场既反对外来统治者亦反对国内统治者的群众斗争。他们比本书所述时期的民族和社会革命者，更怀疑在皇权统治下拥有既得利益的贵族和软弱的中产阶级，怀疑他们在领导新国家走向独立和现代化方面所具有的能力。因此，他们自己的方案受到西方新兴社会主义的强烈影响，虽然他们与前马克思主义的多数“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不同，他们既是社会批评家也是政治革命家。例如，1846年短命的克拉考共和国，便废除了所有的农民义务，并向城市贫民许诺建立“国民工厂”。南意大利烧炭党中的最先进分子，也采用了巴贝夫-布朗基主义的政纲。也许波兰是个例外，极左派的思潮在这里相对弱小，而且在动员他们如此急于吸收的农民的运动失败后，该运动主要由学童、大学生、贵族或平民出身的落魄知识分子和一些理想主义者组成，其影响力更进一步削弱。（然而，在小农制、佃农或次佃农的少数地区，如罗马涅或德国西南部地区，马志尼类型的激进主义在1848年之后，成功地组织了相当程度的民众支持力量。）

因此，欧洲末开发地区的激进派从未有效地解决其问题，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支持者不愿对农民作出充分或及时的让步，部分是因为农民在政治上不够成熟。在意大利， 1848年革命实际上是在消极的农村人口不太理解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波兰（1846年起义迅速发展成受奥地利政府鼓励的、反对波兰乡绅的农民起义），除普属的波兹南地区（poznania）外，1848年根本没有革命发生。甚至在最先进的革命国家如匈牙利，贵族领导的土地改革的种种局限，也使充分动员农民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变得完全不可能。而在大部分东欧地区，穿着帝国军人制服的斯拉夫农民，是德国和匈牙利革命者的强力镇压者。

第一篇 发展　第六章 革命 6

虽然因当地状况差异，因民族和阶级而出现分裂，但是1830－1848年的革命运动，仍保持了许多共同之处。首先，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看到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密谋者的少数人组织，经常处在流亡之中，或局限于受过教育的弱小世界里。（当然，革命爆发时，普通人民也会活跃起来。1848年米兰起义的350名死者中，只有约12人是学生、职员，或出身地主阶级者；74人是妇女、儿童，而其余是手工业者或工人。）其次，它们保有一套沿袭1789 年大革命的政治程序、战略和策略思想，以及一股强烈的国际团结意识。

第一个共同点很容易解释。除了在美国、英国，或许还包括瑞士、荷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之外，在正常时期（而非革命前后）的社会生活中，几乎都不存在群众运动组织和传统；除英国和美国之外，其他地区也不具备出现的条件。一份每周发行量超过6万份并拥有更大数目读者的报纸，如1839年4月宪章派的《北星报》（the northern star），在其他地方是完全无法想象的。5000份似乎已是报纸最常见的发行量，虽然半官方报纸或（从19世纪30年代起的）娱乐性杂志，在法国这样的国家可能会超过2万份。而甚至是像法国和比利时这样的立宪国家，极左派的合法动员也只被断断续续地承认，其组织更经常被视为是非法的。所以，当民主政治的幻影只存在于合法享有政治权利的有限阶级中时（其中一些在非特权阶层中有其影响力），群众政治的基本方法——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公众运动、群众组织、请愿、与普通人民面对面的巡回演讲等等——便少有实行的可能。除了英国人外，大概不会有人认真考虑通过签名或示威的群众运动来争得议会普选权，或者经由群众宣传或压力运动来废除一项不受欢迎的法律，就像英国宪章运动和反《谷物法》联盟各自试图做的那样。宪法的重大变化意味着合法性的中断，而社会的重大变化更是如此。

非法组织自然要比合法组织规模较小，而且它们的社会组成远不具代表性。众所公认，当一般性的烧炭党秘密会社演化为无产阶级革命组织时，例如布朗基派，其中产阶级的成员会相对减少，而工人阶级成员，即手工业者和技术帮工，其人数则相应上升。19世纪30年代后期到19世纪40年代的布朗基派，其成员据说主要是来自下层阶级。日耳曼非法者同盟（后来演变为正义者同盟〔league of just］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也是如此，其骨干系由流亡国外的德国帮工组成。但这样的情形在当时是相当例外的。像以往一样，大批的密谋者主要是来自于专业阶层、小贵族、大学生及中学生、记者等等；也许烧炭党全盛期（伊比利亚半岛国家除外），还多了一小部分年轻军官。

此外在某种程度上，整个欧洲和美国左派继续在与共同的敌人斗争，并拥有共同的愿望和共同的纲领（由“英国、法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波兰、意大利、瑞士、匈牙利和其他国家居民”组成的）。兄弟民主会（fraternal democrats）在其原则宣言中写道：“我们摒弃、批判并谴责一切世袭的不平等和‘种族’区分，因此我们认为国王、贵族和凭藉占有财产而垄断特权的阶级，都是篡夺者。政府由全体人民选出并对全体人民负责，是我们的政治信条。”激进派或革命者对这样的内容会不同意吗？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者，他会赞成一个在经济上财产可以自由运用的国家，虽然财产不再能享有以往的政治特权（如1830－1832年宪法中规定的选举财产资格限制）；但如果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者，那么他一定会主张财产必须社会化。无疑，这样的冲突时刻必将到来（在英国已见诸宪章运动时期），到那时，以前反对国王、贵族和特权的盟友，将会变为互相抗斗的敌人，而其基本冲突将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但及至1848年，在英国之外的国家，冲突的时刻尚未到来。只有少数国家的大资产阶级仍公然站在政府阵营之中。甚至最自觉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也把自己看作一般激进和民主运动中的极左翼，而且通常认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不可或缺的开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一份将来反对资产阶级战争的宣言，也是（至少对于德国）目前的联合宣言。而当德国最先进的中产阶级——莱茵地区的工业家们——于1848年请求马克思担任其激进机关报《新莱茵报》（neuerheinische zeitung）的主编时，他们不仅希望他接受，并希望他不要只把这份报纸编成共产主义的机关报，更要编成日耳曼激进派的代言者和领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