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结果 第十三章 意识形态:世俗界 3
与这些条理清楚的进步意识形态相比,那些反对进步的意识形态几乎不能称之为思想体系。它们是一些观念,是一些缺乏一种共同思想方法、依赖于它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敏锐洞察,以及其信念是来自生活而非自由主义的一些观念。因此,它们只需相对稍加注意就行了。
这些观念的重心是,自由主义破坏了人们视为生活根本的社会秩序或社会群体,并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竞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难以容忍的无政府状态和市场的非人道化取而代之。在这一点上,保守和革命的反进步主义者,或者富人和穷人的代表们,甚至都趋向于同意社会主义者,这是一种趋同的现象,在浪漫主义者(见第十四章)中尤为显著,并产生了诸如“保守的民主”或“封建社会主义”这样的奇怪纲领。保守主义者爱将理想的社会秩序(或者既接近理想又实际可行的社会秩序,因为生活舒适之人,其社会抱负总是比穷人要温和节制一些。)与受到双元革命威胁的任何政权,或与过去的特定体制,例如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视作同一回事。自然,他们也强调其中的“秩序”因素,因为正是这一点保护了社会层级中的上层对抗社会层级中的下层。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革命者宁可怀念过去那些更为遥远的黄金时代,那时人们的处境很好,而现世根本不存在真正令穷人满意的社会。他们也强调遥远的黄金时代,人与人之间那种互相帮助和如同一体的感情,而不强调它的“秩序”。
不过,两者都同意,在某些重要方面,旧制度曾经或依然比新制度来得好。在旧制度下,上帝使人们贵贱有序(这一点让保守主义者高兴),但又将义务(不管执行得多么不充分和多么糟糕)加之于贵者。人是不平等的,但不是根据市场行情定价的商品。最重要的是他们生活在一起,生活在社会和个人关系的紧密网络之中,受习惯、社会制度和义务的清晰引导。无疑,在梅特涅的秘书根茨和英国激进的狂热记者科贝特心中,有着非常不同的中世纪理想。但是两人都同样攻击宗教改革。他们认为,宗教改革引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甚至恩格斯这位最坚定的进步信仰者,也曾以令人向往的田园诗画来比喻被工业革命破坏的18世纪古老社会。
由于没有缜密的演化理论,反进步的思想家发现他们很难判定到底是什么东西“出了毛病”。他们最爱攻击的罪魁便是理性,或更确切地说,是18世纪的理性主义,因为它让愚蠢和邪恶来干预那些对人类的理解和组织而言已是过于复杂的事情:社会不能像机器那样加以计划。柏克写道:“最好是永远忘记《百科全书》和所有的经济学家,而回归到那些使王公们伟大和国家幸福的规矩和原则。”直觉、传统、宗教信仰、“人的本性”、“真正的”而非“虚假的”理性,这些东西依思想家的知识癖好而被组织起来,去反对系统的理性主义。但是,其最重要的征服者是历史学。
若说保守的思想家没有历史进步意识,但是他们对在历史过程中自然而渐进地形成和稳定下来的社会,与突然“人为”建立起来的社会之间的区别,倒有非常敏锐的意识。若说他们不能解释历史的衣服是怎样裁剪的,而且根本就否认有裁剪这回事的话,他们倒是能够令人羡慕地解释这件衣服是怎样经由长期的穿着而变得使人舒服的。反进步意识形态最为严肃的知识追求,便是投入对往昔历史的分析和修复,投入对与革命相反的历史连续性的探究。因此,保守阵营最重要的阐释者,就不是诸如博纳尔和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1753-1821)这类捉摸不定的法国流亡者——他们总是以近似疯狂的理性论证企图使死亡的往昔重新活过来,即使他们的目标是恢复非理性主义的美德,他们也这样做——而是像柏克这样的英国人和德国法理学家的“历史学派”,该派致力于在历史的延续性上使现存的旧制度具有合法性。
第二篇 结果 第十三章 意识形态:世俗界 4
现在,剩下要考察的是这样一组意识形态:它们奇怪地徘徊于进步分子和反进步分子之间,或者用社会术语来说,徘徊于以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一边,以贵族、商人阶级和封建群体为一边的两部分人之间。它们最重要的信仰者是西欧和美国的激进“小人物”,以及中南欧地位卑微的中产阶级,他们舒服地但又并非完全满意地置身于一个贵族的和君主的社会结构之中。这两者都在某些方面相信进步,但两者都不打算追随进步自然会导致的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归宿。前者是因为这些归宿将注定要把小手工业者、店主、农民和商人,或者变为资本家,或者变为劳动者;后者则是因为他们自身太过虚弱,他们在雅各宾专政经历之后被吓怕了,无法向其王公们的权力挑战,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就是这些王公的官员。因此,这两群人的观点就结合了自由主义(前者还暗含着社会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成分,进步的和反进步的成分。并且,这种本质上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使他们比自由主义的进步主义者或反进步主义者,更能深入洞察社会的本质;这也迫使他们采用辩证法。
第一类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最重要的思想家(或不如说是直觉的无才),早在1789年就已寿终正寝,此人即卢梭。徘徊于纯粹的个人主义和人只有在群体当中才是其自身这一信念之间;基于理性的国家理想和反“情感”的理性怀疑之间;在承认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破坏“自然”原始人和谐的必然性两者之间,卢梭表达了他个人以及其阶级的困境,这些阶级既不能接受工厂主人对自由主义的确信,又无法认同无产者对社会主义的确信。这位难以相处、神经质、但却又相当伟大的人物,无需我们详细探讨,因为并没有卢梭主义的专属思想学派或政治学派——除了罗伯斯比尔和共和二年的雅各宾分子。卢梭思想的影响相当普遍而强大,尤其在德国和浪漫主义者之间,但那不是一种体系的影响,而是一种观念和热情的影响。他在平民和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中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但是也许仅仅在诸如马志尼和与他同样的民族主义者这类思想最模糊的人中间,他才占有支配地位。整体而言,它更常与诸如杰斐逊和潘恩这类18世纪理性主义正统思想的改编物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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