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对那些演员在重重限制下竭力演得真实、热烈和有人情味，总很佩服。艺术能够利用传统格式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艺术的胜利。

我们到了克利希大街，走进布拉西里?格拉夫饭店。时间是夜晚十二点过去不久，馆子里挤满了人，但是，我们找到了一张桌子，叫了火腿蛋。我告诉拉里，我见到伊莎贝儿。

“格雷应该高兴能回美国，”他说。“他在这里就象鱼儿失水一样。他非要重新有了工作，是不会快乐的。敢说他会赚到很多钱。”

“他如果赚到很多钱，那都是亏的你。你不但治好他的病，而且治好他的心病。

你使他恢复了自信心。”

“我做得很有限。我仅仅指给他看怎样医好自己。”

“这点‘有限，你是怎样学会的？”

“碰巧。那是我在印度的时候。我当时患失眠症，刚好向一个我认识的老瑜伽教徒谈起；他说即刻给我治一下。他对我做的就是你看见我给格雷做的那一套；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几个月来都没有睡得这样好过。后来，时间当在一年以后，我和我的一个印度朋友爬喜马拉雅山；他把脚踝跌伤了。当地找不到医生，而他的脚痛得不可开交。我想到照老瑜伽教徒那样试一下，竟然奏效。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总之他完全不痛了。”拉里笑起来。“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比任何人都更加诧异。

这里面实在一点神秘也没有；它只是把这种想法灌输到病人的头脑里。”

“说来容易，做起来可不容易。”

“如果你的胳臂不由自主地从桌子上抬起来，你会诧异吗？”

“当然非常诧异。”

“它会的。当我们回到文明世界以后，我的印度朋友告诉人们，说我会这项本领，并且带领别的人来看我。我非常之不愿意做，因为我还不完全懂得这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们坚决要我做。不知道什么道理，我总把他们治好了。我发现不但能止痛，而且能驱除恐惧。奇怪的是，许多人都患恐惧病。我说的恐惧并不是指怕被关闭起来或者怕站在高地方，而是怕死亡，或者更糟糕的，怕生命。他们往往看上去好象非常之健康，生活富裕，一点心事也没有，然而却被恐惧折磨着。我有时觉得，这是人性中的最扰人意的一种心理倾向；有一个时候，甚至盘算这是不是植根于某种动物本能，是人类从那个第一次感到生命颤栗的原始物质继承下来的。”

我一面倾听着拉里，一面怀着期望，因为他很少讲话有这样长的。我而且觉察到这一次他总算愿意谈心了。也许我们刚才看的那出戏减轻了某种内心的压抑，那种明快的抑扬顿挫的节奏，正如音乐会引起的反应一样，克服了他的天生拘谨。忽然间，我感到自己的手有点不对头。我对拉里刚才说的那个半开玩笑的问题一点没有在意。现在我觉得自己的手不再搁在台子上，而是不由自主地离开台面有一英寸光景。我吃了一惊，看看手时，发现它微微有点抖。我感到自己胳臂的神经有一种古怪的颤动，它震动了一下，手和小臂就自动地抬了起来，我老老实实，既不参与也不抵抗，直到它们离开桌子有好几英寸；接着，感到整个胳臂举过肩头。

“这很古怪，”我说。

拉里笑了。我稍微运用一点意志，手就落回到桌子上。

“这不希罕，”他说。“别当它什么了不起。”

“是不是你刚从印度回来跟我们谈到的那个瑜伽教徒教给你的？”

“不是的，他对这类事情很不耐烦。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自己具有某些瑜伽教徒自命具有的能力，但是，他认为运用这些能力是幼稚无聊的。”

我们要的火腿蛋来了。两人吃得津津有味，喝喝啤酒，谁都没有说话。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我则在想着他。吃完之后，我燃起一支纸烟，拉里点上他的烟斗。

“你去印度首先是为了什么？”我蓦然问他。

“碰巧。至少当时是认为如此。现在我比较倾向于认为这是我在欧洲呆了多年的必然结果。差不多所有对我影响最大的人都好象是偶然的遇合，然而，回想起来却象是非碰上他们不可似的。那就象是他们全在那里等待我在需要时找上他们。我去印度是想休息一下，因为工作得太累了，还想把思想清理清理。我找到一个水手的工作，就在那种周游世界的旅游船上。船正开往东方，并且要通过巴拿马运河到纽约。我已经有五年不回美国，很想家。人情绪低落。你知道我们好多年前在芝加哥初次见面时，我是多么的无知。我在欧洲读了许许多多的书，见识了不少事情，但是，比我开始着手寻找我要追求的东西时好不了多少。”

我想问他追求的什么，但是，感到他会笑笑，耸耸肩膀，说这事不值得一谈。

“可是，你为什么要去当一名水手呢？你又不是没有钱，”我换了个题目问他。

“我要体验一下。只要我精神上到了饱和点，只要我把暂时能吸收的全都吸收了，我发现做做水手之类的事情有好处。那年冬天，我和伊莎贝儿解除婚约之后，我就在朗斯附近的煤矿做了六个月的工。”

就在这时，他叙述了我在前面讲的他那些遭遇。

“伊莎贝儿把你扔掉时，你难过吗？”

在回答我以前，他有这么半晌眼睛盯着我看，一双深得很特别的眼睛这时好象不向外看，而是在向内看。

“是的。我那时年纪轻，已经打定主意要结婚，并且安排好我们的生活打算。

我指望可以生活得很美满。”他淡淡一笑。“但是，结婚要有两个人才行，正如吵架要有两个人才吵得起来一样。我从没有想到，我给伊莎贝儿安排的那种生活使她大失所望。我如果懂得一点人情世故的话，决不会向她提出来。她太年轻，太热爱生活了。我不怪她。但是我没法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