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格列戈里奥·史蒂文森上校。” 

　　他带来了不好的消息。据他说，自由党人进行抵抗的最后几个据点已给消灭了。奥雷连诺上校正在一面战斗，一面撤离列奥阿察，派他带着使命来见阿卡蒂奥，说明马孔多无需抵抗就得放弃，条件是自由党人的生命财产必须得到保障。阿卡蒂奥轻蔑地打量古怪的信使，这人是不难被看成一个可怜老妇的。 

　　“你当然带有书面指示罗，”他说。 

　　“不，”使者回答，“我没带任何这类东西。每个人都明白，在目前情况下，身边是不能有任何招惹麻烦的东西的。” 

　　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条小金鱼来放在桌上。“我认为这就够了，”他说。阿卡蒂奥看出，这确实是奥雷连诺上校所做的小金鱼。不过，这个东西也可能是谁在战前就买去或偷去的，因此不能作为证件。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使者甚至不惜泄露军事秘密。他说，他带着重要使命潜往库拉索岛，希望在那儿招募加勒比海岛上的流亡者，弄到足够的武器和装备，打算年底登陆。奥雷连诺上校对这个计划很有信心，所以认为目前不该作无益的牺牲。可是阿卡蒂奥十分固执，命令把使者拘押起来，弄清了此人的身份再说：而且，他誓死要保卫马孔多镇。 

　　没等多久。自由党人失败的消息就越来越可信了。三月底的一天晚上，不合节令的雨水提前泼到马孔多街上的时候，前几个星期紧张的宁静突然被撕心裂肺的号声冲破了，接着，隆隆的炮击摧毁了教堂的钟楼。其实决定抵抗纯粹是疯狂的打算。阿卡蒂奥指挥的总共是五十个人，装备很差，每人顶多只有二十发子弹。诚然，在这些人当中有他学校里的学生，在他漂亮的号召激励之下，他们准备为了毫无希望的事情牺牲自己的性命。炮声隆隆，震天动地，只能听到零乱的射击声、靴子的践踏声、矛盾的命令声、毫无意义的号声；这时，自称史蒂文森上校的人，终于跟阿卡蒂奥谈了一次话。“别让我戴着镣铐、穿着女人的衣服可耻地死，”他说，“如果我非死不可，那就让我在战斗中死吧，”他的话说服了阿卡蒂奥。阿卡蒂奥命令自己的人给了他一支枪和二十发子弹，让他和五个人留下来保卫兵营，自己就带着参谋人员去指挥战斗。阿卡蒂奥还没走到通往沼地的路上，马孔多镇口的防栅就被摧毁了，保卫市镇的人已在街上作战，从一座房子跑到另一座房子；起初，子弹没有打完时，他们拿步枪射击，然后就用手枪对付敌人的步枪了，最后发生了白刃战。失败的危急情况迫使许多妇女都拿着棍捧和菜刀奔到街上。在一片混乱中，阿卡蒂奥看见了阿玛兰塔，她正在找他：她穿着一个睡衣，手里握着霍·阿·布恩蒂亚的两支旧式手枪，活象一个疯子。阿卡蒂奥把步枪交给一个在战斗中失掉武器的军官，带着阿玛兰塔穿过近旁的一条小街，想把她送回家去。乌苏娜不顾炮弹的呼啸，在门口等候，其中一发炮弹把邻舍的正面打穿了一个窟窿。雨停了街道滑溜溜的，好似融化的肥皂，在夜的黑暗里只能摸索前进。阿卡蒂奥把阿玛兰塔交给乌苏娜，转身就向两个敌兵射击，因为那两个敌兵正从旁边的角落里向他开火。在橱里放了多年的手枪没有打响。乌苏娜用身体挡住阿卡蒂奥，打算把他推到房子里去。“去吧，看在上帝份上，”她向他叫道。“胡闹够啦！” 

　　敌兵向他俩瞄准。 

　　“放开这个人，老大娘，”一个士兵吆喝，“要不，我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阿卡蒂奥推开乌苏娜，投降了。过了一阵，枪声停息，钟声响了起来。总共半小时，抵抗就被镇压下去了。阿卡蒂奥的人没有一个幸存。但在牺牲之前，他们勇敢地抗击了三百名敌兵。兵营成了他们的最后一个据点。政府军已经准备猛攻。自称格列戈里奥·史蒂文森的人，释放了囚犯，命令自己的人离开兵营，到街上去战斗。他从几个窗口射击，异常灵活，准确无误，打完了自己的二十发子弹使人觉得这个兵营是有防御力量的，于是进攻者就用大炮摧毁了它。指挥作战的上尉惊讶地发现，瓦砾堆里只有一个穿着衬裤的死人。炮弹打断的一只手还握着一支步枪，弹夹已经空了；死人的头发又密又长，好象女人的头发，用梳子别在脑后；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根链条，链条上有条小金鱼。上尉用靴尖翻过尸体，一看死者的面孔，就惊得发呆了。“我的上帝！”他叫了一声。其他的军官走拢过来。 

　　“你们瞧，他钻到哪儿来啦，”上尉说，“这是格列戈里奥·史蒂文森呀。” 

　　黎明时分，根据战地军事法庭的判决，阿卡蒂奥在墓地的墙壁前面被枪决了。在一生的最后两小时里，他还没弄明白，他从童年时代起满怀的恐惧为什么消失了。他倾听他的各项罪行时是十分平静的，完全不是因为打算表现不久之前产生的勇气。他想起了乌苏娜--这时，她大概跟霍·阿·布恩蒂亚一起，正在栗树下面喝咖啡。他想起了还没取名的八个月的女儿，想起了八月间就要出生的孩子。他想起了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想起了昨天晚上他出来打仗时，她为了第二天的午餐而把鹿肉腌起来的情景，他记起了她那披到两肩的头发和又浓又长的睫毛，那样的睫毛仿佛是人造的。他怀念亲人时并没有感伤情绪，只是严峻地总结了自己的一生，开始明白自己实际上多么喜爱自己最憎恨的人。法庭庭长作出最后判决时，阿卡蒂奥还没发现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即使列举的罪行没有充分的罪证，”庭长说，“但是根据被告不负责任地把自己的部下推向毫无意义的死亡的鲁莽行为，已经足以判决被告的死刑。”在炮火毁掉的学校里，他曾第一次有过掌权以后的安全感，而在离这儿几米远的一个房间里，他也曾模糊地尝到过爱情的滋味，所以他觉得这一套死亡的程序太可笑了。其实，对他来说，死亡是没有意义的，生命才是重要的。因此，听到判决之后，他感到的不是恐惧，而是留恋。他一句话没说，直到庭长问他还有什么最后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