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的数字》

关于本书-前言

埃斯特·卡尔维诺（摘自《在你说“喂”之前》）

伊塔罗·卡尔维诺很早，从青少年期，就开始写作：短篇、寓言故事、诗及剧本。剧本是他第一选择，也或许是最爱。那段时间写了不少剧本，不曾发表。但他独具的自我批判力和客观自省能力，促使他早早放弃了那个创作方向。1945 年给好友艾乌哲尼欧·斯卡法利（eugenio scalfari）的一封信中，卡尔维诺简短宣布：「我改走文学创作了。」斗大的字占满全页，可见其重要性。

从那一刻起，卡尔维诺的写作生涯不曾间断：不管什么地方，什么场合，在书桌上或就着膝盖，在飞机上或旅馆房间内，无时无刻不埋头工作。所以，他留下的作品如此多样，包括许多短篇、寓言，实不意外。其中一部分经他结集成册，还有很多发表在报纸和杂志上，另外也有未发表的。

本书所收录的──包括未发表的──是他 1943 年（当时未满 20 岁）到 1984 年的部分作品。

其中不乏原属长篇小说的构思，后来却发展成短篇的成果。这在卡尔维诺并非罕事，像〈白帆〉（il bianco veliero）这部未发表的长篇小说，就不止一个章节被独立收入 1958 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racconti）。

还有一些作品是应特殊要求完成的：如果不是一家在亚洲酿造某畅销威士忌的酒厂为庆祝建厂五十周年，邀请欧洲几位知名作家撰文志庆的话，卡尔维诺未必会写出〈冰蚀〉。当时只有一个限制，就是在文中必须杜撰一种酒。〈冰蚀〉先以日文问世，后以意大利文发表。另外一篇〈邪恶之家〉的那场火的写作过程及发表途径也颇不寻常。这回业主是 ibm，要求笼统：用计算机从事文学创作，可以到什么程度？这发生在 1973 年的巴黎，当时计算机尚不普及，卡尔维诺兴致勃勃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计算机，最后以人脑代替计算机，完成了这项任务，作品刊在意大利版的《花花公子》上。事实上，这对精神上注定要与鼓吹组合艺术（ars combinatoria）及不断向自身精确能力挑战的oulipo（ouvrior de litterature potentielle） 结合的卡尔维诺来说，并非难事。

关于本书开头几篇未曾发表、且十分简短──卡尔维诺称之为「极短篇」──的短篇，或许由他 1943 年创作初期的一段注记，可以了解他的态度：「因为压抑，所以有寓言。当一个人无法明白表达己念时，便寄情于童话。这些极短篇，是一个年轻人在法西斯治下的政治、社会经验的映照。」他还说，等时机一到，也就是法西斯政权结束的战后，寓言故事就不再必要，作家可以从事别种创作。不过由未收录及本书为数不少的作品标题和日期来看，尽管年少信誓旦旦，卡尔维诺多年后仍未放弃他的寓言创作。

〈水之呼喊〉和〈拼音游戏〉两篇得之不易，虽然狭义来说既非寓言也非短篇，但值得推荐给读者。

至于某些就整体角度来看似显突兀或自成一格的作品，也是卡尔维诺写作计画的一部分，只是不及实现。 

黑暗中的数字黑羊

从前有个国家，里面人人是贼。

一到傍晚，他们手持万能钥匙和遮光灯笼出门，走到邻居家里行窃。破晓时分，他们提着偷来的东西回到家里，总能发现自己家也失窃了。

他们就这样幸福地居住在一起。没有不幸的人，因为每个人都从别人那里偷东西，别人又再从别人那里偷，依次下去，直到最后一个人去第一个窃贼家行窃。该国贸易也就不可避免地是买方和卖方的双向欺骗。政府是个向臣民行窃的犯罪机构，而臣民也仅对欺骗政府感兴趣。所以日子倒也平稳，没有富人和穷人。

有一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人知道－－总之是有个诚实人到了该地定居。到晚上，他没有携袋提灯地出门，却呆在家里抽烟读小说。

贼来了，见灯亮着，就没进去。

这样持续了有一段时间。后来他们感到有必要向他挑明一下，纵使他想什么都不做地过日子，可他没理由妨碍别人做事。他天天晚上呆在家里，这就意味着有一户人家第二天没了口粮。

诚实人感到他无力反抗这样的逻辑。从此他也像他们一样，晚上出门，次日早晨回家，但他不行窃。他是诚实的。对此，你是无能为力的。他走到远处的桥上，看河水打桥下流过。每次回家，他都会发现家里失窃了。

不到一星期，诚实人就发现自己已经一文不名了；他家徒四壁，没任何东西可吃。但这不能算不了什么，因为那是他自己的错；不，问题是他的行为使其他人很不安。因为他让别人偷走了他的一切却不从别人那儿偷任何东西；这样总有人在黎明回家时，发现家里没被动过－－那本该是由诚实人进去行窃的。不久以后，那些没有被偷过的人家发现他们比人家就富了，就不想再行窃了。更糟的是，那些跑到诚实人家里去行窃的人，总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因此他们就变穷了。

同时，富起来的那些人和诚实人一样，养成了晚上去桥上的习惯，他们也看河水打桥下流过。这样，事态就更混乱了，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在变富，也有更多的人在变穷。

现在，那些富人发现，如果他们天天去桥上，他们很快也会变穷的。他们就想：“我们雇那些穷的去替我们行窃吧。”他们签下合同，敲定了工资和如何分成。自然，他们依然是贼，依然互相欺骗。但形势表明，富人是越来越富，穷人是越来越穷。

有些人富裕得已经根本无须亲自行窃或雇人行窃就可保持富有。但一旦他们停止行窃的话，他们就会变穷，因为穷人会偷他们。因此他们又雇了穷人中的最穷者来帮助他们看守财富，以免遭穷人行窃，这就意味着要建立警察局和监狱。

因此，在那诚实人出现后没几年，人们就不再谈什么偷盗或被偷盗了，而只说穷人和富人；但他们个个都还是贼。

唯一诚实的只有开头的那个人，但他不久便死了，饿死的。

呼喊特丽莎的人

我迈出人行道，朝后退几步，抬起头，然后，在街中央，双手放在嘴上作喇叭状，对着这一街区的最高建筑物喊：“特丽莎！”

我的影子受了月亮的惊吓，蜷缩在我的两脚之间。

有人走过。我又叫了一声：“特丽莎！”那人走近我，问：“你不叫得响一点，她是听不到的。让我们一起来吧。这样，数一二三，数到三时我们一起叫。”于是他数：“一，二，三。”然后我们一齐吼：“特丽丽丽莎莎！”

一小撮从电影院或咖啡馆里出来的人走过，看见了我们。他们说：“来，我们帮你们一起喊。”他们就在街中心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第一个人数一二三，然后大家一齐喊：“特－丽丽－莎莎！”

又有过路人加入我们的行列；一刻钟后，就成了一大群人，大约有２０个吧。而且还不时地有新成员加入。

要把我们这么一群人组织起来同时喊叫可不容易。总是有人在没数到“三”之前就叫了，还有人尾音拖得太长，但最后我们却相当有效地组织起来了。大家达成一致，就是发“特”音时要低而长，“丽”音高而长，“莎”音低而短。这样听上去就很不错。当有人退出时，不时地会有些小口角。

正当我们渐入佳境时，突然有人－－如果是从他的嗓音判断，他一定是个满脸雀斑的人－－问道：“可是，你确定她在家吗？”

“不确定。”我说。

“那就太糟了，”另一个说，“你是忘了带钥匙，对不对？”

“其实，”我说，“我带着钥匙。”

“那么，”他们问，“你为什么不上去呢？”

“哦，可我不住这儿，”我说，“我住在城市的另一头。”

“那，恕我好奇，”满脸雀斑的声音很小心地问，“那到底是谁住在这儿？”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说。

人群似乎有些失望。

“那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一个牙齿暴露的声音问，“你为什么站在这儿的楼下喊‘特丽莎’呢？”

“对于我来说，”我说，“我们可以喊其他名字，或换个地方叫喊。这并不重要。”

他们有些恼怒了。

“我希望你没有耍我们？”那雀斑声音很狐疑地问。

“什么？”我恨恨地说，然后转向其他人希望他们能为我的诚意作证。那些人什么也没说，表明他们没接受暗示。

接下来有一阵子的尴尬。

“要不，”有人好心地说，“我们一起来最后叫一次特丽莎，然后回家。”

这样我们就又叫了一次。“一二三特丽莎！”但这次叫得不太好。然后人们就纷纷回家了，一些人往东，一些人往西。

我快要拐到广场的时候，我想我还听到有声音在叫：“特－丽－莎！”

一定是还有人留在那儿继续叫。有些人很顽固。

黑暗中的数字良心

来了一场战争，一个叫吕基的小伙子去问他是否能作为一个志愿者参战。

人人都对他赞扬有加。吕基走到他们发步枪的地方，领了一把枪说：“现在我要出发了，去杀一个叫阿尔伯托的家伙。”

他们问他阿尔伯托是谁。

“一个敌人。”他回答，“我的一个敌人。”

他们跟他解释说他应该去杀某一类敌人，而不是他自己随便想杀就杀谁。

“怎么？”吕基说：“你们以为我是笨蛋吗？这个阿尔伯托正是那类敌人，是他们中的一个。当我听说你们要和那么多人打仗，我就想我也得去，这样我就能把阿尔伯托杀了。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我了解这个阿尔伯托，他是个恶棍。他背叛了我，几乎没个由头，他让我在一个女人那儿成了小丑。这是旧话了。如果你们不相信我，那我可以把整个经过跟你们讲一下。”

他们说行了，这已经够了。

“那么，”吕基说：“告诉我阿尔伯托在哪儿，我这就去那儿和他干一场。”

他们说他们不知道。

“不要紧。”吕基说，“我会找到人告诉我的。迟早我要逮住他。”

他们说他不能那样做，他得去他们叫他去的地方打仗，杀恰好在那里的人。关于阿尔伯托，他们是一无所知。

“你们看，”吕基坚持说：“我真是应该跟你们讲一下那件事。因为这个家伙是个真正的恶棍，你们去打他是完全应该的。”

但是其他人不想知道。

吕基看不出这是什么原因：“抱歉，也许我杀这个或那个敌人对你们而言是一样的，可是如果我杀了一个和阿尔伯托没关系的人，我会难受的。”

其他人不耐烦了。其中一个人颇费了番口舌，跟他解释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不可以认定自己要杀的某人是敌人。

吕基耸了耸肩。“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他说，“你们就别把我算上了。”

“你已经来了，你就得呆下去。”他们吼道。

“向前走，一、二，一、二！”这样他们就把他送上战场了。

吕基闷闷不乐。他可以随手杀人，但那不过是为了看看他是否可以找到阿尔伯托，或者阿尔伯托的家人。他每杀一个人，他们就给他一个奖章，但他闷闷不乐。“如果我杀不了阿尔伯托，”他想，“那我杀那么一大堆人是一点都不值得的。”他感觉很糟。

同时他们仍在不断地给他颁发奖章，银的，金的，各种各样的。

吕基想：“今天杀一点，明天杀一点，他们就会越来越少，然后就会轮到那恶棍了。”

但是在吕基可以找到阿尔伯托前，敌人投降了。他感觉糟透了，自己杀了那么多的人，却毫无意义。现在，因为和平了，他就把他的奖章都装在一个袋子里，去敌国到处转悠，把奖章分给死者的妻子和孩子。

这样转悠的时候，他遇上了阿尔伯托。

“好，”他说，“迟来总比不来好。”他就把他杀了。

那样他就被捕了，被指控为谋杀并判处绞刑。在审判中，他不停地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良心，但没人听他的。

做起来

有这样一个镇子，做什么事都被禁止了。

现在，因为唯一未被禁止的就是尖脚猫游戏，所以镇上的臣民就经常聚在镇后边的草坪上，成天地玩尖脚猫游戏。

因为禁令被制订的时候总有恰当的原因，所以没有任何人觉得有理由抱怨，也没人觉得受不了。

几年过去了。有一天，官员们觉得再没有任何理由禁止臣民做这些事了，他们就派了传令官四处通知人们一切都开禁了。

传令官来到老百姓喜欢聚集的那些地方。

“听好了，听好了，”他们宣布，“所有的都开禁了。”

但人们还是玩尖脚猫游戏。

“明白吗？”传令官重申，“你们现在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了。”

“好的，”臣民们回答。“我们玩尖脚猫。”

那些传令官一再地提醒他们的臣民，他们又可以回到他们从前曾经从事的那些高尚而有用的职业中去了。但是老百姓都不愿听，他们继续玩尖脚猫，一圈又一圈，甚至都不停下来喘口气。

看到他们是白费劲了，那些传令官就回去禀报上面。

“这很容易，”那些官员们说，“现在我们下令禁止尖脚猫。”

人民就是在那时开始反抗的，杀了很多官员。

然后人民分秒必争地又回去玩尖脚猫了。

敌人眼睛

一天早上，彼得罗在路上走着，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烦扰他。这种感觉持续了一会儿，不过他也吃不准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好像是有人在他后面盯他的梢，可他看不见。

他猛地回过头去：临近的几条街上人倒是不少，可他所在的这条街上却只有大门和围墙，贴满破海报的木栅栏。周围几乎没人。彼得罗立即对自己感到很恼怒，向这种回头的冲动让步真是愚蠢。因此他决心继续走，继续他刚才的思路。 

那是个秋天的早晨，有一点儿阳光；虽然不至于让你欢呼雀跃，却也不会叫你心弦纷乱。但是，不管他自己如何想，那种不安感还是越来越拽住他，有一阵他觉得这种不安感就聚集在他的脖子上、背上、肩膀上，就像他永远躲不开的目光，如同某种充满敌意的东西在慢慢地逼近他。

为了克服自己的紧张，他觉得周围需要有些人，他便朝一条较繁忙的街上走去。但是又一次，在街角，他转身回头看，一个骑脚踏车的人经过，一个女人穿过马路，他仍然看不出周围的人和事与咬啮着他的焦虑之间有什么关系。转身的时候，他的眼睛对上了另一个男人的眼睛，那人同时也在转过头去。两个男人都同时迅速地把视线从对方身上移开，似乎彼此都在寻找另外的东西。彼得罗想： “也许那人会以为我在看他。也许我不是惟一的在这个早晨为感觉变得可恶地尖锐所苦恼的人。也许是因为天气，这日子，让我们都变得神经兮兮的了。”

他那时是在一条繁忙的街上，因为心里这样想着，他就开始打量周围的人，注意到有些人的举动十分可笑：羞恼般地甩着手，几乎碰到了脸；眉头皱成一团，似乎是被突然的忧虑或烦心的记忆袭击了。“多么痛苦的一天啊！”彼得罗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在电车站，他踢踏着脚的时候注意到，其他等车的人也同样在踢踏着他们的脚，一边读着电车线路告示牌，似乎要在上面寻找没写上去的东西。

在电车上，售票员在找钱的时候出了错，并且发了脾气。驾驶员向行人和骑车的拼命按喇叭；乘客的手紧紧地抓住栏杆，就仿佛沉船上的海员似的。

彼得罗认出了他的朋友考拉多的身影。他正坐下来，没看见彼得罗，心神不宁地朝窗外打量着，用一个手指甲抠着脸。

“考拉多！”他冲着他头上叫了一声。

他的朋友喊：“啊，是你！我没看见你。我在想事。”

“你看上去很紧张。”彼得罗说，然后他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想在别人身上发现和自己同样的状态。他说：“我自己今天也相当紧张。”

“谁不是呢？”考拉多说，他脸上那种耐心而嘲讽似的微笑让人愿意听他讲述，并信任他。

“你知道我的感觉吗？”彼得罗说：“我觉得就像是有双眼睛在盯着我看。 ”

“眼睛，你这是什么意思？”

“某个我遇到过的人的眼睛，可我记不得了。冷冷的眼睛，敌意的……”

“那种眼睛是不值得你看的，不过，你倒千万不可大意才是。”

“是……那眼睛像……”

“像是德国人的？”考拉多问。

“对对，像是德国人的眼睛。”

“那么，很明显了。”考拉多边说边打开了他的报纸，“比如这条新闻…… ”他指着标题：凯瑟林被特赦……ＳＳ重整旗鼓……美国资助新纳粹……“不奇怪他们又出现在我们背后了。”

“哦，那么……你认为那是……但为什么我们现在才觉得呢？凯瑟林和ＳＳ的存在都很有些年头了，一年，甚至两年。可能那时他们还在监狱里，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在那儿，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

“那眼睛，”考拉多说，“你说你感觉到有眼睛在盯着你。至今为止他们还没敢怎么盯人：他们眼睛下垂，而我们也不再习惯他们了……他们是过去的敌人，我们恨他们过去所做的，不是现在的他们。不过，现在他们发现了他们过去盯人的……他们八年前盯人的方式……我们是记得的，开始感到他们的眼睛又在盯着我们了……”

在过去，彼得罗和考拉多，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记忆。而且他们，一如从前，不是什么幸福的人。

彼得罗的哥哥死在一个集中营里。彼得罗和他的母亲一起生活，在他们家的老房子里。傍晚时，他回到家。门照例地嘎嘎响，碎石子在他的鞋底下吱吱叫，就像白天，每次如果你仔细听，它们发出的声音就像是脚步声。

那个晚上出来的德国人，他现在走在什么地方？可能他现在正穿过一座桥，在运河边或一排矮房子边踱步，房子里的灯亮着，在一个满是煤和碎石的德国— ———他现在是普通人的打扮，扣子一路扣到下颌的黑外套上，绿帽子，眼镜，他此刻正盯着，盯着他，彼得罗。

他打开门。“是你！”传来他母亲的声音。“终于回来了！”

“你知道不到这时候我是不会回来的。”彼得罗说。

“是，我知道，可我等不及。”母亲说，“一整天我的心都在嗓子眼上……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条新闻……那些将军又接管了……说是他们一直都是对的 ……”

“你也是！”彼得罗叫道。“你知道考拉多说什么了？他说我们现在都感觉到了那些德国人又在盯着我们了……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都紧张……”然后他笑了起来，似乎这事只有考拉多一个人这么想。

但是母亲的手在他脸上挥了一下。“彼得罗，是不是要打仗了？他们是不是回来了？”

“这个，”彼得罗想，“直到昨天，当你听人谈起另一场战争的危险性时，你是不会想到这有什么特别的，因为过去的战争有它们自己的模样，而且也没人知道新战争会是什么样子。但现在我们知道了：战争又找回它过去的脸了，还是他们那些脸。”

吃过晚饭，彼得罗出门，外面下着雨。

“彼得罗？”他的母亲问。

“什么事？”

“这种天气还出门？”

“怎么啦？”

“没什么……别太晚……”

“我不是小孩了，妈妈。”

“好吧……再见……”

他的母亲在他身后关上门，停下来听他在石子路上的脚步声，门的叮当声。她站在那儿听雨的声音。德国在遥远的地方，在阿尔卑斯山脉的那一头。那儿可能也下着雨。凯瑟林驱车经过，他的车溅起了泥浆；把她儿子带走的ＳＳ正要去重整旗鼓，穿着闪亮的黑雨衣，他们老兵的雨衣。当然，在今天晚上去担什么心是愚蠢的；同样明天也不必担心；甚至这一年都不必担心。但她不知道她可以有多长时间不必担心。即使在战争年代，有些晚上你也不必担心。但你现在却早就开始为第二天担心了。

她一个人，外面是喧闹的雨声。穿过这个被雨浸透了的欧洲，过去的敌人的眼睛刺穿了这夜，正好刺中她。

“我能看见他们的眼睛。”她想，“但他们也该看见我们的。”她于是牢牢站住，紧紧地盯住黑暗。

团队精神（原译名：孤独）

我停下来打量他们。

他们在干活，晚上，在一条冷僻的街上，在商店的门板上动手脚。

这是一块很重的门板：他们正用一个铁门闩当杠杆，但是门板就是一动不动。

我当时正在闲荡，一个人，没什么特别的地方要去。我就抓住那个门闩帮他们一把。他们挪了点地方给我。

我们不是同时在使劲。我就叫：“嗨，往上！”站我右边的人用他的肘子捅了捅我，低声说：“闭嘴！你疯了！你想叫他们听见吗？”

我晃了晃我的脑袋，就好像是说我不过是说溜了嘴。

这事儿颇费了我们一点时间，大家都浑身是汗，但最后我们把门板支到足够一个人从下面钻进去的高度了。我们互相看看，十分高兴。然后我们就进去了。他们让我提着一个口袋，其他人把东西拿过来放进去。

“只要那些狗日的警察别出现！”他们说。

“对！”我说：“他们真是狗娘养的！”“闭嘴！你没听见脚步声吗？”他们每隔几分钟就这么说一次。我很仔细地听着，有点害怕。“不，不，不是他们！”我说。

“那些家伙总在你最不希望他们出现的时候到来！”其中一个人说。

我晃了晃自己的脑袋。“把他们统统杀了，就行了。”我回答说。

然后他们派我出去一会，走到街角，看看有没有人过来。我就去了。

外面，在街角，另有一群人扶着墙，身子藏在门廊里，慢慢朝我移过来。

我就加入进去。

“那头有声响，在那些商店边上。”我旁边的人跟我说。

我探头看了一下。

“低下你的头，白痴，他们会看见我们，然后再次逃走的。”他嘘了一声。

“我在看看。”我解释说，同时在墙边蹲了下来。

“如果我们能不知不觉地包围他们，”另一个说，“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活捉了。他们没有很多人。”

我们一阵一阵地移动，踮着脚，屏着气：每隔几秒钟，我们就交换一下晶亮的眼神。

“他们现在逃不掉了。”我说。

“终于我们可以在现场捉拿他们了。”有人说。

“是时候了。”我说。

“不要脸的混蛋们，这样破店而入！”有人吼道。

“混蛋，混蛋！”我重复，愤怒地。

他们派我到前面去看看。我就又回到了店里。

“他们现在不会发现我们的。”一个人一边说着，一边把一包东西从肩上甩过来。

“快，”另外有人说：“让我们从后面出去！这样我们就能在他们的鼻子底下溜走了。”

我们的嘴上都挂着胜利者的微笑。

“他们一定会倍感痛心的。”我说。于是我们潜入商店后面。

“我们再次愚弄了那帮白痴！”他们说。但是接着一个声音响起来：“站住，谁在那儿？”灯也亮了。我们在一个什么东西后面蹲下来，脸色苍白，相互抓着手。另外那些人进入了后面房间，没看见我们，转过身去。我们冲出去，发疯也似的逃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大叫。我绊了几次脚后，落在了后面。我发现自己混在了追赶他们的队伍里。

“快点，”他们说：“我们正赶上他们呢。”

所有的人都在那条窄巷里奔跑，追赶他们。“这边跑，从那里包抄。”我们叫着，另外那群人现在离得不远了，因此我们喊：“快快，他们跑不了啦。”

我设法追上他们中的一个。他说：“干得不坏，你逃出来了。快，这边，我们就可以甩掉他们了。”我就和他一起跑。过了一会，我发现只剩下自己一个了，在一条弄堂里。有人从街角那里跑过来，说：“快，这边，我看见他们了。他们跑不远的。”我跟他跑了一阵。

然后我停了下来，大汗淋漓。周围没人了，我再也听不见叫喊声。我站着，两手插在口袋里，开始走，一个人，没什么特别要去的地方。

黑暗中的数字闪灵

这事发生在某天，十字路口，人群中间，人们来来往往的地方。

我停下来，心中一动：我其实是一无所知。无知，极端的无知：我不知道人、事的原委，一切都是那么的无理、荒谬。于是我笑了起来。

我当时觉得奇怪的是我以前竟然全然未曾觉察，直到那时我对所有的东西都是全盘接受：交通灯、汽车、海报、制服、纪念碑，这些和这个世界任何感性都完全脱离的东西，我接受了它们，以为有某种必然性，某个因果链把它们系在一起。

接着，笑声在我嗓子里消失了，我感到脸红且羞惭不已。我招手吸引人们的注意，“停一停！”我大叫，“有些东西错了！所有的都错了！我们所做的荒唐透顶！这是不对头的！哪里是个尽头啊？”

人们在我身边停住，朝我打量，好奇地。我站在他们中间，挥舞我的手臂，绝望地想表达自己，想让他们分享我在闪灵的刹那所体会到的东西：但是我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说，因为在那一刻，我举着手，张着嘴，那重大的天启似乎又被吞噬，尽管冲动在，但话语却是旧的。

“那么，”人们问：“你的意思是什么？所有的东西都各按其位。所有的都是原样。所有的都缘于其他。所有的都和其他相嵌合。我们看不出这有何荒谬或错误可言！”

我站在那儿，空落落的，因为当我回头再看，所有的东西又回到了它们的位置上，所有的都显得自然之极：交通灯、纪念碑、制服、高楼区、电车轨道、乞丐、队列；但它们无法令我平静，它们折磨我。

“对不起，”我说，“可能是我自己出错了。看来是这样了。任何东西都没错。对不起。”然后我在他们愤怒的注视下走开了。

不过，即使到今天，每次（经常地）当我发现自己无法理解某样东西时，我就会本能地充满希望地想，也许我的那个时刻又来临了，也许我将再一次地感到自己一无所知，我将掌握那个在刹那间发现和失去的另类知识。

鸭之飞翔

听到枪声，他从木床上跳起来；混乱中有人打开了牢门，包括他这间。一个满脸胡子的金发男人探头进来跟他说：「快走吧，你自由了。」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纳塔雷还是很高兴，记起自己衣衫不整，身上只穿了一件背心，便抓起一条军裤往腿上套，那是他仅有的衣物。怎么弄都穿不好，纳塔雷气得指天骂地。

就在这时候，一个两百公分高的斜眼彪形大汉拿着一根木棍进来，鼻孔一掀一掀地哼哼唧唧问：「在哪里？在哪里？」然后纳塔雷发现木棍已经在自己脑袋上方，迎头劈下。彷佛在他脑中有群鸭子一飞冲天，脑门正中央鲜血飞溅。纳塔雷软软倒下，失去知觉。

跟他们早已达成协议的其中一个军人进来，高喊：「你干什么？那是犯人！」立刻许多人忧心忡忡地围住躺在地上脑袋开花的男人。出手打人的大汉还兀自嚷着：「我不会搞错的！他还穿著法西斯的制服！」

动作得快，非洲援军随时会到。还有机关枪、弹匣、炸弹得带走，剩下的全得烧光，特别是那些文件。偶尔有人会来问问人质：「好了没有，我们要走了。」而人质是乱成一团。将军单穿一件衬衫在牢房走来走去，「我马上就去换衣服」，他说；还在征询神父意见的药剂师的领带凌乱地挂在脖子上；女律师倒是妆扮妥当，一切就序。

还有，得盯着具军人身分的犯人，两个晃来晃去、马裤打扮的老兵有聊不完的家庭、小孩，角落里闷不吭声的下士，一脸蜡黄。

最后将军开始讲话，说他们在这里是人质，一定很快就会被释放，要是跟游击队走，很难说会怎么样。三十来岁体态丰满的女律师本有意要跟小队走，不过神父和药剂师跟将军说好了要留，结果统统留了下来。

凌晨两点，游击队零零星星往山上撤退，跟他们一起走的还有两个做内应引他们入营的值勤兵，几个牢房放出来的年轻人，以及三个有机关枪抵在背后的法西斯党人犯。持木棍的高个子用毛巾包裹纳塔雷的头伤，把他扛在肩上带走。

甫离开营地，就听到城市另一边传出枪声。是那个疯子杰克在广场中央对空扫射，好把黑人引过去，拖延一些时间。

行装中唯一的消毒剂是治腿伤的磺胺软膏，为了填满纳塔雷头上的伤口，用掉了整整一条。早上刚派了两个人去找疏散到山下村落的一位医生补充药品。

消息传出去，老百姓对那晚突袭军营成功都感到很高兴；一天之内游击队就募到了不少物资，可以对他的伤口进行消毒，用纱布、胶带和绷带包扎。纳塔雷眼睛紧闭，嘴巴微张，还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在呻吟，还是在打鼾。渐渐的，原先老是血淋淋的伤口开始收口，恢复正常颜色，有感觉，只是每一次头都像要裂开来，眼中群鸭冲天，教他咬牙呻吟，念念有词。隔天，身兼厨师、护士和掘墓人的宝林宣布了大好消息：「他骂人了！他快痊愈了！」

骂完人，吃东西的欲望来了；一碗又一碗的蔬菜汤倒进嘴巴里，狼吞虎咽，吃得一身都是。然后那张被绷带、药膏层层包住的圆脸，露出动物满足的笑容，嘴里还咕哝些大家听不懂的话。

──他说的是什么话？──站在那里看热闹的人问。──他是哪里人啊？

──你们问他啰。──以前同房的牢友和值勤兵回答说。──喂，外乡人，你是从哪里来的？──纳塔雷瞇着眼想了想，呻吟一声，然后吐出一些支离破碎难解的句子。

──他是变傻了，──领头的金发男子问。──还是原来就傻？──其它人也不知道。──不过，那一棍可打得不轻，──他们说，──就算之前不傻，现在也变傻了。

大脸又圆又扁又黑的纳塔雷，许多年前被征召入伍后，就四处飘荡。从此与家乡失去联络，因为他既不会写字也不识字。曾经他们放他休假，结果他坐错火车跑到都灵去。九月八日意大利与盟军签订停战协议后，他人到了杜托，衣衫褴褛，便当盒系在皮带上，又继续流浪。然后就被抓了。再后来有人还他自由，又有人打伤他的头。不过这一切对他来说没什么好奇怪的，就跟他这一生所有的经历一样。

世界对他而言是绿色、黄色、噪音、吼叫、挨饿、睡不饱的总和。这样的世界并不坏，有不少好东西，即使他什么都不懂，而试图搞懂的时候头又会剧痛，脑中轰的一声群鸭乱飞，棍棒齐下。

金发男子的部下是城市行动队的成员，他们就驻扎在市郊外最近的松树林中，那一区都是早年资产阶级来度假的别墅。既然那一带归他们所管，游击队员便搬离山洞、帐篷，找了几间政府阁员的别墅住进去，养了一床垫的虱子，床头柜则是现成的机关枪架，有酒，有干粮，有唱机。金发男子为人严峻，对敌人冷酷，对同伴专横，不过只要做得到，他也尽量让大家过点舒服日子。所以，他们办了几次同乐会，找来了几个女孩。

纳塔雷也乐在其中。拆了绷带和药膏，只剩浓密发间一道不小的疤痕，和他以为是万物在昏睡的恍惚失神。同伴开他各种玩笑他都不生气，用难懂的方言高声咒骂完就没事了。要不他就跟人打架，包括和金发队长，每次都输，他也无所谓。

有一晚，大家决定要开他个玩笑：让他跟女孩子单独在一起，看会发生什么事。结果女孩中玛格丽特雀屏中选，肉肉的小胖妞皮肤白里透红，同意出马。大家便开始跟纳塔雷耳语，让他以为玛格丽特喜欢他。不过纳塔雷很谨慎，觉得不大可能。大家把酒拿出来，安排了玛格丽特坐在他身边，好挑逗他。纳塔雷眼见她频送秋波，桌下大腿厮磨，更加胡涂了。后来房间里只剩他们两个人，大家都躲到门后偷看。他一直傻笑。她则更进一步撩拨他。纳塔雷这才发现她虚假的笑容，眼睛一眨一眨。忘记了木棍，忘记了鸭群，忘记了头上的疤痕，他一把攫住她，丢到床上。现在他全明白了：明白压在自己下面的那个白里透红、软绵绵的女人要什么，明白那不是游戏，而是他和她的事，正如饮食大事。

可是那女人原本水汪汪的眼睛，才一眨眼功夫，变得愤怒、不驯。她的双臂开始抵抗，在他下面挣扎、尖叫：「救命啊，他欺负我！」大家一拥而入，哄笑，怪叫，泼水到他身上。于是一切恢复原样，那头颅深处的痛；而玛格丽特一面整理胸前的衣服，一面忍不住放声大笑。眼睛发亮、嘴唇湿润的玛格丽特突然尖叫，向大家求救，他不明白。当周围的同伴对空鸣枪、笑到在床上打滚的时候，纳塔雷像个小孩嚎啕哭了起来。

一天早晨，德军昂然奋起：乘重型武装卡车来，展开地毯式搜寻。金发队长被枪声惊醒，来不及逃跑，被机枪扫到毙命草地。纳塔雷蹲在矮丛中，每听到有子弹呼啸而来就一头栽进土里，逃过一劫。队长死后，游击队便解散了：有人丧命，有人被抓，有人叛变投靠非洲军队，有人继续在一次又一次的围捕中流窜，有人则和盗匪聚结避难山上。

纳塔雷选择了后者。山中生活加倍辛苦，从一个山谷移到另一个山谷时，纳塔雷像骡子般大包小包扛在身上，轮守卫还兼打杂。跟军伍生活如出一辙，有好有坏。大家取笑他，嘲弄他，一如军中伙伴，不过还是有一点不同，他知道头颅中不再有群鸭振翅飞翔。

当纳塔雷看到头罩防火面具的德军持着喷火枪，沿葛勒达的大路向两边的矮树丛扫射前进时，他一切都明白了。卧倒在地，手中老式步枪子弹一发接一发，纳塔雷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做。他知道眼前那些人就是当时因为他没有证件而逮捕他的军人，是在杜托刻薄他工时的人，是罚他洗厕所的值班中尉，也是入伍前教他锄地锄了整整一个星期的主人，休假进城时人行道上伸脚绊他的年轻人，和那次反手打了他一个耳光的父亲。还有玛格丽特，明明对他有意思却又临时反悔，不能说是玛格丽特，而是那让玛格丽特反悔的东西：这对他来说比起其它事要更难理解一些，但在那一刻他明白了。纳塔雷又想，为什么那些人要对他开火，对他吼，在他枪下丧命。然后领悟到他们其实就跟他一样，从小被父亲甩耳光，听主人吩咐锄地，忍受军官嘲弄，现在对他泄恨；他们疯了，找他这个不相干的人泄恨，所以他才开枪，这些人若是都站在他这边，纳塔雷就不会对他们，而会对其他人开枪了，其它人是谁他也不清楚，然后，玛格丽特就会投入他的怀抱。至于敌人不可能会有这些和那些，好与坏，友善和敌对的区别，还有，为什么他是在对的一方，而他们是在错误的一方，纳塔雷完全不懂：这，正如鸭之飞翔，如此而已。

战争结束前几天，英国人决定空投补给物资。游击队往皮耶蒙特区移动，行军整整两天，入夜后在草地上点燃营火。结果英国人投下一件件金扣大衣（其时已进入春天），和意大利第一场非洲战役中被枪决的法西斯党人。游击队模仿土人那样，把尸首立在营火边然后转圈跳舞。纳塔雷跟着大家又吼又跳，乐在其中。

仰天长望的部落

醉人的夜，一枚枚飞弹划破夏日夜空。

我们部落的人都住在茅草、泥巴搭起来的棚屋里。采完椰子收工后晚上回到家，疲惫不堪的我们待在门口，或蹲，或躺在草席上，望着星空发呆，身边是顶着圆滚滚的肚子在地上玩耍的小孩。许久以来，或许一直以来，我们感染砂眼、红肿的可怜眼睛总是痴痴望着天空，主要是从我们村落上方的星空有新的星体飞过开始：留下白色航迹的喷射机、飞碟、飞弹，还有现在的原子导弹，又高又快，几乎看不到也听不到，只有当你全神贯注，才可以在南极星的星光中见到一闪，听到一声呜咽，然后经验老道的人就会说：「刚才有一枚飞弹以两万公里的时速经过；如果我没听错，比上礼拜四那枚慢了一点。」

自从空中有飞弹飞过，我们之中不少人突然变得特别亢奋。村里的巫师用耳语攻势暗示我们，从克利曼佳罗涌出的这些火流星是上天给我们的信号，所以神允诺我们的时间近了，经过几世纪的低下与卑微，我们部落终于要统治大河河谷了，未经开垦的大草原将遍植高粱和玉米。所以──这些巫师的意思是──就别再费心思考如何改变现况了，要相信上天，守着祂的阳光使者，别再追问了。

得说明的是，尽管我们是靠采椰子维生的贫穷部落，可是对外界发生的事可知道得一清二楚：我们知道什么是原子弹，它的原理，要多少钱；我们知道除了白人会像被机枪扫射那样全体死于非命，他们居住的城市也会像高粱地一般被铲平，整个地表变得干裂、千疮百孔，寸草不生。没有人会忘记原子弹是邪恶的武器，包括我们的巫师，甚至还在神的授意下诅咒它。不过把飞弹当作上天的火流星也不赖，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太担心，胡思乱想，只是脑中偶尔还是会闪过那个念头。

问题是──我们看过好几次──村落上方飞过预言中克利曼佳罗发出的邪恶之火后，就有飞弹反方向呼啸飞过克利曼佳罗的山巅消失不见：不祥的预兆，伟大时刻来临的希望日渐渺茫。就这样，心中五味杂陈，我们观察火药味越来越浓的致命天空，一如当年望着宁静夜空中的星星或彗星，审视命运。

部落中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导弹。我们身上则依然是粗糙的斧头、矛和吹枪。担心什么？我们是丛林最边缘的部落，在伟大时刻钟声敲响之前，是不可能有所改变的。

不过来买椰子的不再是那有时候剥削我们、有时候看我们脸色，划独木舟只身前来的白人；现在是「椰产合作社」的人来批发、定价，我们则被迫加快采椰子的速度，分成小组日夜轮班，以达到合约上的产量。

尽管如此，我们之中还是有人认为预言中的伟大时刻已经逼近，不过不是什么星辰预示，所谓神所宣示的奇迹其实是只有我们、而非「椰产合作社」能解决的技术问题。没错，他们也无能为力！那我们就来谈谈「椰产合作社」吧！那些人坐在大河码头的办公室里，脚翘在桌上，手里拿着一杯威士忌，他们唯一担心的是这一枚新飞弹是否比另外一枚威力更强大，这也是最热衷的话题。关于这一点，他们的说法倒是和巫师的说法相同：我们的命运全系于这些火流星！

就连我，坐在棚屋门口，看着流星和飞弹发光及殒落，满脑子想的尽是海中生物将遭受池鱼之殃，还有那些决定发射飞弹的人在爆炸声中的相互致意。这些信号固然代表的是神的意旨，还有我们部落的兴衰存亡……，一直在我脑中盘桓不去的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唯星象是瞻的部落，将以贱价贩售椰子终老一生。

冰河期

要冰块吗？要？那我到厨房去拿。「冰」这个字迅速在她和我之间蔓延开来，将我们分开，或是让我们结合，不过是让湖岸相连的那薄薄一层冰。

我最不喜欢做的事就是准备冰块。被迫打断刚刚开始的谈话，就在我问她：喝点威士忌吗？而她说：谢谢，一点就好，我说：要冰块吗？的关键时刻。我只得彷佛遭放逐般朝厨房走去，跟不愿离开制冰盒的冰块搏斗。

没问题，我说，几秒钟的事，我喝威士忌也都放冰块。真的，杯子里清脆的叮当声陪着我，让我在人声鼎沸的场合中忘却吵杂，不致在喧嚣吵嚷中随波逐流，当她出现在我视线范围内、身影映入我的威士忌杯时，便走出了那份喧嚣，亮丽的她穿过两间烟雾迷漫、音乐震天响的房间之间的走道向我走来，我拿着我的杯子伫立原地，她亦然，她隔着冰块般清透的威士忌杯看见被阴影遮蔽的我，不知道她是否听见我跟她说的话或许因为我并未开口，我只晃了晃杯子，漂浮的冰块发出叮铃铃的声音，她也在玻璃和冰块的合奏中说了什么，但万万没有想到今晚她会到我家来。

打开冷冻室，不对，关上冷冻室，我得先找到冰桶。稍后一下，我马上回来。冷冻室是极地洞窟，倒悬着一根根小冰柱，制冰盒周围结成一摊冰，我使劲拔，指头也变成白色。雪屋中爱斯基摩新娘等待着在浮冰间迷了路的海豹猎人。现在只须轻轻一压，冰块将倾巢而出，结果不然，冰块结成偌大的冰板，把制冰盒倒转过来也掉不下来，放到水槽里，打开热水，水柱打在冰板上吱吱作响，我白色的指头转为红色。弄湿了衬衫袖口，感觉很差，要说我有什么不喜欢的，那就是一圈湿答答的布黏在手腕上的感觉。

你放个音乐吧，我弄冰块马上就来，怎么样？因为我水龙头没关她没听到，老是有东西妨碍我们听见或看见对方。就连在走道上，长发半遮面的她讲话时也刚好卡在杯缘，感觉上她在杯子、在冰块那头露齿而笑，她重复说：冰──河──期？彷佛我跟她说的一切她只听到了这个字，我在溶化缓慢的冰块这头说话，头发同样披散在眼前。

抓住制冰盒的边缘敲打水槽边缘，只有一块冰块剥落，掉出水槽外，会在地板上溶化成水，得捡起来，但冰块掉到碗柜下面了，我只好跪下来，伸长了手，冰块从指间滑过，终于捡起来丢到水槽里，回头再把制冰盒倒转放到水龙头下。

是我跟她说冰河将再度覆盖地球，整个人类历史是建立在两个冰河期之间眼看即将告终的间隔期，到时候微弱的阳光有气无力地照着遍地的白霜，麦子在日照消失之前累积的热能在酒发酵的时候再度回流，太阳与冰的战火延烧到酒杯底，冰山在漩涡的弧线中漂流。

三、四个冰块突然掉落水槽，还来不及把制冰盒倒转回来，所有冰块咚咚咚一股脑掉了下来。我手忙脚乱要把水槽中的冰块捡回冰桶里，分不清哪一个是刚才掉到地上弄脏的那个，只好逐个清洗，用热水，不行，用冷水，冰块已经开始溶化，冰桶底部汪着一滩水。

来自北海的冰山密密麻麻地顺着波斯湾海潮漂流，宛如一群巨大的天鹅朝热带前进，阻塞了港口，登陆河口三角洲，高耸如摩天大楼的锐利冰刃插入摩天大楼的帏幕玻璃墙中。先是接二连三的碎裂声吞没所有城市，划破北国夜晚的寂静，之后天崩地裂的声音渐趋缓和、平息。

不知道她在那里干什么，静悄悄的，半点声音也没有，她可以来帮我呀，这位小姐，连问一声需要我帮忙吗？都没有。好在我已大功告成，用厨房抹布擦干了手，可是我不希望手上留有厨房抹布的味道，最好再洗个手，用什么擦手呢？地表储存的太阳能不知道够不够在下一个冰河期维持人体体温，还有酒及爱斯基摩新娘雪屋的太阳热。

我回来了，可以安心喝我们的威士忌了。你看她不出声在那里干了什么好事？她把衣服脱了，赤身裸体躺在皮沙发上。我想迈步朝她走去，可是客厅被冰团团包围：地毯和家具上结了一层刺眼的冰，天花板上悬下一根根钟乳冰石，结成透明的冰柱，我和她之间竖起一道厚实的冰板，我们是被封在冰山里的两具躯体，透过在微弱阳光下闪闪发亮的锋利多角冰墙望着若隐若现的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