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名为《没有来日》的中篇小说，最早是在一七七七年出版，作者的名字被六个谜样的大写字母取代（既然我们处于一个充满秘密的世界中）：m．d．g．o．d．r，我们可以解读为："德农先生，国王麾下一个普通的贵族"；这本书以这种匿名方式出版了零星几本，一七七九年再版，又于次年以另一个作者的名字发表。新版流通于一八0二至一八一二年之间，仍旧没有作者的真实姓名；被遗忘了半个世纪之后，一八六六年终于又再版、自此作者名字被定为米蒙．德农，并在本世纪获得愈来愈多的重视。今日，这本书被视为最足以代表十八世纪艺术和精神的文学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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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日通行的语言中，享乐主义（hedonisme）指涉对淫荡或邪恶生活的非道德的喜好。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伊比鸠鲁，第一个提出"享乐的伟大"的理论家，对快乐人生的定义是十分吊诡的：不受苦的人是在享乐。因此，享乐主义最根本的概念其实来自痛苦：如果我们知道避开痛苦，便会快乐；而享乐带来的不幸往往多于幸福，因此伊比鸠鲁只建议谨慎、有节制地享受人生。伊比鸠鲁学派的学说其实根源大于一种很悲伤的思想：置身于这个悲惨的世界，人们只好把快乐视为唯一的、可掌握的价值，尽管可能只是微不足道、只有自己能感受到的：喝一口清凉的水、抬头仰望天空（望着上帝的窗口）、或是一个爱抚。

    微不足道与否，快乐只属于那些感受到它的人，一位哲学家或许会名正言顺地指责享乐主义自私的本质。然而我认为，享乐主义致命的弱点并非是自私，而是它无可救药的理想化特性（喔，我多么希望自己错了！）：事实上，我怀疑理想的享乐主义是否真能实现，我担心它所提倡的与人性并不相容。

    十八世纪的艺术，将享乐从道德规范的迷雾中解放出来，而产生了一种人们称之为放荡的风格，表现在范更拿（frago－nard）和瓦多（watteau）的画作中，也出现在萨德（sade)、小坎比勇（crebillon fils)或居克罗（duclos）的扉页间。因为如此，我一位年轻的朋友凡生非常喜爱那个世纪，如果能够的话，他巴不得把萨德侯爵的肖像当作徽章别在衣领上。我与他一起歌咏，但我强调（虽然没有人会在意）那个世纪艺术真正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对享乐主义有什么了不起的宣扬，而是在于它的剖析。这也是为什么我将修底罗啦克罗（choderlos de la－clos）所著的《危险关系》视为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

    小说中的人物只热衷于征服异性所得到的快乐。但渐渐地，读者了解他们追求的不是快乐本身，而是征服。引发他们蠢动的，并非为了快乐，而是渴望胜利。初看是一场嬉闹淫秽的游戏，不知不觉且无法避免地转化为一场生死之斗。但是争斗和享乐主义又有什么关联呢？伊比鸠鲁曾写道："睿智的人不从事任何与争斗有关的事。"

    《危险关系》所采用的书简文体，并不只是一种可被其他手法取代的写作技巧。这种文体本身便是口若悬河的毫不隐瞒地告诉我们角色所经历的事，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被叙述。被传播、被揭露、被公诸于世、被落笔为文。在这样一个什么都无所隐瞒的世界中，最容易取得也最具杀伤力的武器便是泄露。小说主人翁瓦尔孟（valmont）寄了一封绝交信给他引诱上手的女人，使她郁郁而终；然而，这封信是他的密友梅尔朵（merlteuil）侯爵夫人一字一句口述让他写下的。之后，这位梅尔朵夫人为了报复，把一封瓦尔孟写给她的秘密信函拿给瓦尔孟的情敌看，引发了一场决斗，瓦尔孟身亡。他死后，与梅尔朵夫人往来的私简曝光，侯爵夫人因而在世人的鄙视、围剿和放逐中结束一生。

    这本小说中，没有任何事是两人独有的秘密；所有的人都像身处在一个巨大的贝壳里，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响着充沛的、多重且不间断的回音。小的时候，大人告诉我把耳朵贴在贝壳上，便会听见海洋远古的低语。同样的，拉克罗的小说中，每一句说出的话都回音不断，永远响在耳际。十八世纪是如此吗？快乐的天堂是如此吗？或是人们一直是活在这个充满回音的大贝壳中而不自知？但是无论如何，一个鸣响如大贝壳的世界，并不符合伊比鸠鲁指导弟子的原则："你应该活在隐密之中！"

    接待处的先生人很客气，比一般旅馆接待人员来得客气。他还记得我们两年前曾来过此地，便告诉我们这里改变了许多。旅馆中辟了一间会议厅，供各种研讨会使用，也修建了一个漂亮的游泳池。我们很想看看游泳池，便穿过朝着花园开了许多扇落地窗的明亮大厅。大厅尽头，沿着宽敞的阶梯往下，可通往铺着磁砖、透明天顶的大游泳池。薇拉提醒："上一次来，这里是一个开满玫瑰的小花园。"

    把行李放进房间，我们便到花园里。绿色的草地向河的方向延伸，那是塞纳河。真美，我们陶醉其中，想好好地散个步。走了几分钟后，出现了一条公路，车子呼啸而过低们只好折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