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比她大四岁，不只现在，而是从很久以前，在您出世之前许久就是如此。”

然后，他只想痛快地说出来，便以讥讽的口吻提示他。

“在未来的社会中，”他最后说，“大概您这会儿必须去公墓了，您还得为她和我的午餐送去一束鲜花。”

那时，乌尔比诺?达萨大夫才注意到他的预言是不恰当的。于是他赶快作解释，结果越解释越说不清楚。但阿里萨帮助他解脱出来了。他满面春风，因为他表示，跟乌尔比诺?达萨迟早还要有一次与这次相同的会面。那是为了履行一项不能避免的社会手续：正式向他的母爱求爱。午餐很鼓舞人心，不仅由于原因本身，还因为午餐向他表明那不容更改的请求将会多么容易地被乐意接受。要是得到了费尔米纳的允许，真是没有比此刻更合适的机会了。还有，在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午餐谈话之后，墨守成规的要求已显得多余了。

阿里萨即使在年轻的时候，上下楼梯都特别小心，因为他一向以为，老年是从第一次不太要紧的跌跤开始的，而死亡则随着第二次跌跤而来。他觉得他办公室的楼梯比所有楼梯更危险，因为它又陡又窄。很久以来，爬那道楼梯他都要使出好大劲儿，不仅要看清楚每道台阶，双手还要扶着栏杆，以免失足坠地。人们曾多次建议他换一个不太危险的楼梯，但每次他都推说到下个月再做决定，在他看来，换楼梯好象是向老年投降。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上楼梯需要很长时间，这并非象他匆忙解释的那样是因为越来越费劲，而是因为他越来越小心。然而，那天下午跟乌尔比诺?达萨大夫一起吃饭，喝了杯开胃的欧波尔图葡萄酒，吃饭时又喝了半杯红葡萄酒，尤其是谈话是如此令人鼓舞，回来后他真是高兴极了，竟然试图以年轻人的舞步一步跃上第三道台阶，结果扭伤了左脚，仰面摔倒，没摔死可真是奇迹！在摔倒的那一瞬间，他头脑仍十分清醒，他想他不会是跌一跤就死的男人，因为在生活的逻辑中，两个在那么多年中如此热烈地爱着同一个女人的男人，不可能先后仅差一年以同样的方式死去。他想得有道理。他的脚部和小退打上了石膏，被迫卧床。但是他比摔跤以前还精神。当医生叫他六十天不能动弹时，他真不相信会如此不幸。

“别对我这样，大夫，”他恳求道，“我的两个月就象您的十年一样呀／好几次他试图双手抱着那条塑像般的腿立起来，每次都向现实屈服了。但是，当他终于又用那只仍感疼痛的脚重新开始走路、脊背还露着鲜肉时，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命运以一次意外的跌躁奖励7他的坚贞和恒心。

最恼火的日子是第一个星期一。疼痛已减轻了，大夫的预言也很鼓舞人，第二天下午，四个月中第一次因不能去看费尔米纳而耿耿于怀。然而，在无可奈何地睡过午觉之后，他还是向现实屈服了，于是便给她写了封请求原谅的信。这是一封手写的信，写在香纸上，用的是发光墨水，以便她在暗处也能看得清楚。在信中他厚着脸皮，添油加醋，以戏剧的方式夸大事实，企图激起她的同情心。她两天后给他回了信，写得很有感情，十分亲切，但一字不多一字不少，有如热恋中一般。他立即抓住机会又给她写了一封信。当她第二次给他回信时，他决定要永远超越每星期吞吞吐吐交谈的极限，并且借口要掌握公司每天的工作进程，在床前装了电话。他请总机接线员接通那个从他第一次打电话后就牢记在心头的三位数字的号码。由于距离遥远，那银铃般的声音显得有些低沉、神秘而又紧张。但他听出来了，那是他的情人的声音，只是三两句通常的问候之后就跟他“再见”了。阿里萨为她的冷漠感到伤。乙：他们又如开头时一样了。

然而，两天后，收到了费尔米纳的一封信，信中恳求他别再给她打电话了。她的理由是足以成立的。此城电话屈指可数，都是通过一位接线员接通，这接线员熟悉所有用户，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奇闻轶事，而且不管用户在家与否，在哪儿她都找得到。工作效率太高也有不好的一面，她掌握用户的全部谈话，了解他们私生活的秘密，掩饰得最好的戏剧性谈话也瞒不过她的耳朵，她有时甚至介入用户的对话，发表自己的观点，或安抚他们的情绪，都不是什么稀罕事。另一方面，那一年中创办了一份晚报叫《任义报》，唯一的宗旨是抨击那些名门望族，而且指名道姓，毫无顾忌。那是报纸主人的报复，因为他的儿子们未被获准加入社会俱乐部。虽然自己的生活光明磊落，但费尔米纳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即使对最亲密的朋友也是如此。因而她仍通过信件这一不合时代潮流的方式与阿里萨保持联系。他们的信件来往是如此频繁和紧张，以致阿里萨忘记了自己的脚和床铺对自己的惩罚，忘记了一切，专心一意地伏在医院里专供病人吃饭用的那种轻便小桌上写信。

他们之间又以“你”相称了，又重新象在从前的信中那样交换对他们生活的看法。但是阿里萨又一次试图超速前进：他用大头针尖在山茶花瓣上刺出她的名字，放在一封信里寄给了她。两天后信被退了回来，没有半个字的评论。费尔米纳不能不这样做，她认为那都是小孩子们的事。尤其阿里萨还坚持要回忆他们在福音小公园中朗诵伤感诗句的那些黄昏、上学路上藏信，以及在扁桃树下刺绣诸如此类的事情的时候，她就更感到那是孩子们做的事了。她怀着内心的痛苦，将他放到应有的地位，向他提出了一个在人所共知的评论中象是偶然的问题：“你为什么坚持要谈不存在的事情呢？”后来她又责怪他那无视自然规律、徒劳无益地不服老的顽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