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找到了一个尚未诞生就已经完结的爱情的庇护所。

卡西亚妮的父母已经故去，她唯一的兄弟在库拉索发了财，也在那里成家立业。她孤身一人住在自家的老房子里。多年前，当阿里萨还在热恋着她，希望她成为自己的情人的时候，在得到她双亲同意后，经常在星期天去看她，有时在那里直到深夜。

他对修缮这所房子作出了很大贡献，以致最后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家。

然而，在看电影的这天晚上，他感到客厅里象是清除了对他的一切记忆。家具全部变换了位置，墙上挂上了另外的石印彩画。他想，这么大的变动，其意图无非是想把他从记忆中永远抹掉，想说明他从来没有在那儿存在过。客厅里的猫也没有把他认出来。他由于被遗忘而感到忿忿不平，不由得脱口而出：“您已经完全把我忘掉了。”但是，她一面背着身斟酒，一面说，他大可不必因此不快，因为公猫是不认人的。

两人紧紧地靠着倚在沙发上，谈起他们自己，谈起某个下午发生了一件事——骡拉有轨车，当时他们还互不相识。他们一直是在相邻的办公室里工作的，但直到那时为止，除了日常工作之外，他们没有谈过别的事情。

在交谈时。阿里萨把手放到了她的大腿上，开始轻轻地抚摩起来，有如清场老手。她顺从了他，可连一下出于礼貌的颤动都没有。只是当他试图走得更远时，她才不得不拉起他试图探索的手，在他手心上吻了一下。

“规矩点，”她说，“我早就发现你并不是我要找的男人了。”

还在她很年轻的时候，一个机灵、健壮、陌生的男子，在防波堤上突然将她推倒，三抓两扯地剥光了她的衣服，跟她做了一次短暂而疯狂的爱。她仰面躺在石头上，浑身都是伤痕，可是她真希望那个男子永远留下来，直到有一天在她的怀里为爱情死去为止。她没有看到他的脸，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可是她确信，根据他的体型和身高，她完全能够在千千万万的人中间将他认出来。从那时起，她对一切愿意听她讲的人说：“假如您凑巧遇上一个魁梧的男子，而他又是在某年十月十五日夜里十一点半在防波堤上强奸了一个可怜的过路女人的话，就请您告诉他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我。”

这话简直成了她的口头弹。她把事情告诉了那么多的人，可是没有得到任何反应，最后她绝望了。阿里萨本人也听她絮叨过多次，就象听到一艘夜间启航的轮船告别声一般。钟敲凌晨两点，他们每人都喝了三杯白兰地。他似乎真的明白了自己不是她所等待的男子。对此，我并不感到难过。

“好哇，母狮！”他临走时对她说，“我们总算克制住了，算我这只老虎跟你无缘。”

那天晚上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在这之前，关于费尔米纳患肺结核病的可怕传言使他夜不成眠，他莫名其妙地认为，费尔米纳已经无药可救，肯定会走在丈夫的前头。可是，当他看见她从电影场出口处磕磕绊绊地走出时，他很自然地把事情的理解加深了一步，突然领悟到，先走的可能是他，而不是她。这是个预兆，是最可怕的预兆，因为这种预兆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后面给他留下的是耐心等待的岁月，幸运的、希望的岁月。可是，在地平线上依稀可辨的，唯有充满想象中的病灾的茫茫大海，失眠后清早一滴一滴地排尿和每日黄昏时的死亡。他想，过去曾经与他海誓山盟的情人，如今开始图谋与他作对了。曾几何时，他因怕遇不测，战战兢地去赴一次冒险的幽会，可是，他没有想到，那儿门没有上挂，铰练刚刚上过油，显然，这是给他提供方便，使他悄没声地进去。但是，在最后一刻他又后悔了，担心给一个素味生平的殷勤女子造成死在床上的无可弥补的损害，因而，他思念那个他从上个世纪等起，一直不发一声失望的叹息地等到本世纪的那个女人，便是合情合理的了。她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女人，可是，说不定那个女人在来不及伸出胳膊扶着他穿过一个个圆形的坟包和长满在风中摇曳的虞美人花的草地，并帮他平安地到达另一个世界之前，她自己就已经溘然长逝了。

事实上，按照当时的观点，阿里萨已步入了老年行列。他已满五十六周岁。他认为，这五十六年是他的黄金时代，因为那是个充满爱情诗篇的时代。可是，没有一个男人象他那样滑稽可笑，到了他那样的年龄又变得象个年轻人，不管事实如此，还是他自认为那样。不是所有男人都能不怕难为情地承认，他们还在为上一个世纪的一件难堪事而偷偷哭泣。对年轻人来说，那是一个不好的时代。不同年龄的人都有不同的穿着方式，可是老年人的穿着方式从少年时即开始，一直持续到进坟墓为止。这与其说是年龄的标志，倒不如说是社会尊严的象征。青年人的衣着如果跟他们的祖父母一样，并且早早戴上眼镜，那就更会受人尊敬。三十岁用手杖，那是司空见惯的事。对女人来说，只有两个年龄：一是结婚的年龄——不超过二十二岁；二是作老处女永远独身的年龄。另外的女人，结婚的，作母亲的，编剧的，当祖母的，是另一类型的女人，她们不按已逝的年月来计算自己的年龄，而是按离死还有多久来计算自己的年龄。

相反，阿里萨尽管明明知道自己从小就象个老头儿——这的确是个奇特现象——但他对种种衰老的迹象却采取了满不在乎的态度。开始，那是出于一种需要。特兰西托将她丈夫扔到垃圾堆里去的长礼服拆洗后重新缝制好，让他穿着到学校去，一坐下就拖到了地上。头上给他戴的是父亲的官员礼帽，尽管在里边塞了一圈棉花，仍旧一直扣到了耳根。另外，他从五岁起就戴上了近视眼镜，和母亲一样头发是银白色的，又直又粗，和猪鬃差不多，他的面目没有一点个人特征。值得庆幸的是，由于连年内战，政府多次发生内订和进行更迭，学校的要求逐渐地不象从前那般严格了。公立学校甚至已完全不讲究学生的出身和社会地位。尚未长大成人的孩子们走进课堂时身上还散发着街垒战的火药味，穿着不知在哪次战斗中机智勇敢得到的叛乱军官的制服，戴着他们的徽章，腰带上挂着明显与身分相符的武器。在游戏时，他们动不动就拔枪打架。要是老师在考卷上不给好分，他们就以枪威胁。拉萨耶学校的一个三年级学生、预备役军官上校，一枪就打死了宗教社团教长胡安?埃尔米塔修士，因为修立在教义问答课上说上帝是保守党正式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