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刑架下的报告》

 前言

    一代英雄，惨遭杀害，但他们是一座座高大雄伟的雕像，矗立在大地上，鲜花环绕，阳光沐浴，人们把最崇敬的感情献上。一伙魑魅魍魉，蝇营狗苟，虽生犹死，都是些朽木雕成的木偶，人们投之以冷眼、蔑视与嘲笑。捷克民族英雄伏契克在他举世闻名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部不朽的作品里，深刻地揭示了人的伟大与渺歇-雕像与木偶的根本区别。读了它，使我们深深热爱那些为了人类社会的前进而献出自己一切力量乃至宝贵生命的英雄们，憎恨那些集卑鄙、残暴和可耻于一身的丑类。

    伏契克是捷克劳动人民的忠诚儿子、捷共中央委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法西斯军队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占领了捷克后，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伏契克毅然留在布拉格领导斗争。一九四一年春，党的第一个地下中央委员会被破坏不久，他又以坚强的毅力和无畏的精神，主动与另外两位中央委员一起，建立了第二个中央委员会。那些年月，希特勒的盖世太保疯狂搜捕共产党地下领导人。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被逮捕，受酷刑，遭屠杀。由于叛徒的出卖，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伏契克在布拉格被捕了。《报告》就是他在庞克拉茨盖世太保监狱里迭遭酷刑、备受折磨、随时都有被送上绞刑架的处境中，得到一个捷克看守的帮助，用铅笔头在碎纸片上写成的。这是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用鲜血凝成的一部壮丽的诗篇。

    死，对于怯懦者来说，具有无比的威胁力量。然而在英雄们面前，它却是那样地简单、平常。伏契克跟他的同志们就是这样："我们对死亡有足够的估计。我们都知道：一旦落到盖世太保手里，就不会再有生还的希望。在这里我们正是根据这一点来行动的。"伏契克从被捕的那天起，就受到极其残酷的拷问和毒打，处于死亡的边缘，难友们都为他做了临终祈祷。但他却以坚强的毅力，忍受着一般人难以忍受的折磨，从死亡的床上醒来了。敌人见棍子和镣铐未能制服伏契克，便从精神上来折磨他：带来他的爱妻跟他"对质"，当着他的面毒打他的战友，带他去"逛"他所热爱的金色布拉格……这一切手段，无非是想诱使他产生一分钟的动摇一瞬间的犹豫、一闪念的恐惧，从而毁灭他毕生的信念。然而，敌人的伎俩落空了，伏契克不曾闪现过一丝杂念，他对人民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活一天就同敌人斗争一天。他组织并领导"狱中集体"向纳粹匪徒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了把铁窗里的今天和自由的明天连接在一起"，他也用笔作刀枪，在狱中坚持写作。

    伏契克在《报告》中怀着热爱和感激之情，谈论"狱中集体"。受尽折磨的人们的兄弟般的友爱，具有一种向心力，能把大家凝结成一个整体。伏契克在《报告》里用许多生动的事例，说明这种友爱的威力，它能穿透墙壁，拥抱所有牢房。这是一种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不可征服的力量。伏契克在《报告》中，怀着极其深厚的爱，写出了这个集体里众多的英雄人物的真实特征。如工人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叶林涅克夫妇，平时显不出是英雄人物，可是在敌人面前却坚强如钢。当盖世太保闯进他们的家时，他们并肩站着。妻子问丈夫："现在怎么办？"丈夫回答："我们去死。"她没叫喊一声，也没摇晃一下，而是面对瞄准他们的枪口，用一种十分优美的姿势把手递给他的丈夫。她以往是爱哭的，可是在狱中却不曾流过一滴泪。她最后的遗言是："请转告外面的同志，不要为我难过，也不要被这件事吓祝我做了工人阶级要求我做的一切，我也将按照它的要求去死。"

    伏契克向那些经过这场灾难而活下来的人们提出一个要求：不要忘记这些好人，要热爱这些为他人、也为自己而牺牲了的人。他以全部热情赞颂："每一个忠实于未来，为了美好的未来而牺牲的人都是一座石质的雕像。"是的，人们热爱、崇敬他们。伏契克在《报告》里雕塑了一座座高大的英雄雕像。他冒着生命危险，以火一般的热情，忠实地记录下这些肝胆照人的英雄。他笔下的英雄人物朴实无华，个个都表现出真金不怕火炼的坚强性格。他们的英雄主义是无私的、谦逊的。他们真正当得起大写字母的"人"的称呼。

    伏契克也要求人们警惕那些"妄想阻挡革命洪流的腐朽过时的人"——那些大大小小的木偶。他们是些出卖灵魂、丧尽天良的禽兽，用别人的生命来保持自己的地位，用别人的鲜血来填塞自己的欲壑。有奶便是娘，苟且偷安就是他们的处世哲学。伏契克那双无比敏锐的眼睛，从死亡中复活而被唤醒的感官，最能觉察这伙败类。像叛徒米列克，这个曾经冒过枪林弹雨的人，现在却在盖世太保的皮鞭下，丧失了勇气，于是用出卖组织、同志以及自己的恋人来保全自己的生命。他终于被集体所摒弃。伏契克在《报告》里痛斥了那些不配作捷克人的刽子手。这些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变得比魔鬼更可恨。他们都是些极为阴险、狡猾、凶残的木偶，受法西斯和各种反动势力牵动的木偶。正是这些木偶构成纳粹反动统治的支柱，是黑暗时代的灾星。

    伏契克英勇就义已经五十年了。《报告》不仅是捷克无产阶级文学中的经典著作，也是全世界进步人民的共同的精神财富，自一九四五年在捷出版以来，已被译成九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人民中广为流传。在我国，早在五十年代，就先后发行过两个根据其他文字转译的版本，对我国读者起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今天，当我重读自己于一九七九年根据捷克原文本译出的这部闪耀千秋的著作时，耳际好似又响起了伏契克被押赴刑场时高唱的《国际歌》歌声，眼前呈现出一座座巍然矗立的高大的英雄雕像，但同时，也瞧见了正在地球上一些阴暗角落晃动的一只只木偶的黑影。我想，所有读过或将要读到伏契克这本《报告》的正直的人们，都会永远记住伏契克用鲜血和生命发出的谆谆嘱咐："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是的，一切为人类进步事业而献身的人们，都无不感谢伏契克真诚的提醒：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警惕那些公开的和隐藏的、残忍的和阴险的、形形色色的木偶。

    伏契克，这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革命的新闻工作者、作家和评论家，一九○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生于布拉格的斯米霍夫工人区的工人家庭。从少年时代起，他就过着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立志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终身。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鼓舞下，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他刚满十八岁就加入了诞生不久的捷克共产党。一九二一年他进入布拉格查理大学文学院学习；同时为了维持生活，当短工和街头广告员。

    在学校期间，他就为党的报刊和其他进步刊物撰写文章。后来他被党指派为文艺与政治评论周报《创造》的总编辑和党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的编辑。他曾两次到过苏联，写了许多报告文学作品，满腔热情地歌颂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此，曾被捷克反动当局逮捕入狱。出狱后他又积极参加了一九三二年春捷克北部矿工大罢工，报道了矿工斗争的真相。一九三六年以后，捷克的独立日益受到纳粹德国的严重威胁。慕尼黑协定出卖了他的祖国。伏契克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写了许多政论文章、传单、宣言和告人民书等，揭露国内外敌人的叛卖行为及纳粹匪徒的侵略野心，号召人民起来斗争。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捷克全部被希特勒德国占领。伏契克一面积极参加并领导地下斗争，一面继续研究捷克十九世纪的文学。他对捷克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如聂姆曹娃、扬·聂鲁达等都著有专论。这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写成的文学研究著作，为捷克无产阶级文学评论事业作出了贡献。

    由于叛徒出卖，伏契克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不幸被捕。敌人用尽各种酷刑，软硬兼施，但他经受住了肉体上和精神上最严峻的考验，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他在布拉格庞克拉茨纳粹德国盖世太保监狱里被监禁了四百一十一天，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被杀害于柏林的勃洛琛斯狱中。

    伏契克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将永远铭刻在捷克人民心上，成为捷克民族胜利的象征，也将永远鼓舞着人们为自由、民族独立和美好的未来去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

    蒋承俊

    一九九三年九月于北京

 作者夫人的话

    在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里，我从难友们的口中得知，我的丈夫尤利乌斯·伏契克，《红色权利报》和《创造》杂志的编辑，于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柏林被纳粹法庭判处死刑。

    他后来的命运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只有集中营四周高墙的回声。

    一九四五年五月希特勒德国失败后，一些法西斯匪帮还没来得及折磨死或屠杀掉的囚犯们，从监狱和集中营里被解放出来。我也是这些被解放出来的人中的一个。

    我回到了自由的祖国。我开始寻找我的丈夫。就像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他们一直在寻找被德国占领者抓进遍及各地的无数拷问室的丈夫、妻子、孩子、父亲和母亲。

    我打听到，尤利乌斯·伏契克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就是判决后的两个星期，在柏林被处死了。

    我还了解到，尤利乌斯·伏契克在庞克拉茨监狱里写过东西。是监狱的看守阿·科林斯基给他提供了写作的机会，科林斯基把纸和铅笔带进牢房去给我的丈夫，然后又把写满字迹的纸条，一张一张地从监狱里秘密地带出来。

    我找到了这个看守。我把尤利乌斯·伏契克在庞克拉茨监狱里写的稿子逐渐收集起来。这些编了页码的稿子分别保存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手中；我把它们整理出来呈献给读者。这是尤利乌斯·伏契克最后的著作。

    古斯塔·伏契科娃

    一九四五年九月于布拉格

 一九四三年春写于庞克拉茨盖世太保监狱

    规规矩矩地、挺直身子坐着，两手扶膝，两眼呆呆地凝望着佩切克宫候审室发黄的墙壁，望得眼睛发花，——说实在的，这不是最便于思索的姿势。可谁能强迫思想也规规矩矩地坐着不动呢？

    曾经有人——大概永远也无从知道是什么时候和什么人——把佩切克宫里的这个候审室叫做"电影院"。真是天才的比喻。一间宽敞的房间，放着六排长凳，凳子上直挺挺地坐着受审的人，他们面前是一面光秃秃的墙，犹如电影院的银幕。把全世界所有制片厂摄制的影片加在一起，都远没有从这些等待着新的拷问、新的折磨和死亡的受审者的眼睛里映射在这墙壁上的影片多。这是关于全部生活和生活里极其细微的情节的影片，是关于母亲、妻子、孩子和被摧毁的家园、被毁灭的生命的影片，是关于坚贞的同志和叛变的行为、关于把传单传递给某人、关于流血牺牲、关于交付委托时紧紧握手的影片，是充满恐怖和决心、憎和爱、苦痛和希望的影片。这里的每个人都和生活绝了缘，每天都有人眼睁睁地死去。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重获新生。

    我在这里成百次地看了关于我自己的影片，成千次地看了这部影片的细节，现在我尝试着把它叙述出来。如果还没等我讲完，绞索就勒紧了的话，那么千百万还留在世上的人，自会续完它那"happyend"（英语："幸福的结局"）。

 第一章　二十四小时

    还差五分就要敲十点了。这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一个美丽而温润的春夜。

    我急急忙忙地走着——尽我化装成跛脚老头这个角色所能允许的速度快步走着，——要在大门上锁之前赶到叶林涅克家，我的"助手"米列克在那儿等着我。我知道，这次他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告诉我，我也没有什么要告诉他的，但是不去赴约，很可能会引起惊慌——主要的是，我不想让我们这两位好心肠的主人产生不必要的担忧。

    他们用一杯茶招待我。米列克早已在那里等我了，——除了他，还有弗里德夫妇。这可又是一次不谨慎的行动。

    "同志们，我很高兴见到你们，但不希望这样大伙聚在一起。这样最容易把我们引向监狱和死亡。要是不遵守秘密工作的规定，就得停止工作，因为这样不仅对自己有害，而且还会连累别人。明白吗？"

    "明白了。"

    "你们给我带来了什么？"

    "五月号的《红色权利报》。"

    "好极了。你怎么样，米列克？"

    "老样子，没什么新闻。工作进行得还好……""好了，就这样吧。五一后咱们再碰头。我会通知你们的。再见。"

    "再喝杯茶吧，先生。"

    "不，不了，叶林涅克太太，我们在这里的人太多了。"

    "至少再来一小杯吧，我请求您。"

    新斟的茶冒着热气。

    有人按铃。

    现在不是深更半夜吗？这会是谁呢？

    来的客人没有耐心，把大门敲得咚咚直响。

    "快开门。我们是警察。"

    "快到窗口去。快跑。我有手枪，我来掩护你们撤退。"

    晚啦。盖世太保已经站在窗下，用手枪瞄准了房间。他们砸开了门，从过道偷偷地涌进了厨房，接着闯入房间。一个，两个，三个……九个男人。他们没看见我，因为我正站在他们背后，在他们打开的门后边。我能够不慌不忙地射击。

    但是九支枪瞄准着两个妇女和三个赤手空拳的男人。如果我开枪，他们就会比我先被打死。假如我开枪自杀，枪声也会引起射击，他们仍然不免要成为枪下的牺牲品。倘若我不开枪，他们也许会在监狱里待上半年或一年，将来革命会把他们当中活着的人解放出来。只有米列克和我不可能从那里出来，敌人将折磨我们，——从我的嘴里他们是什么也捞不到的，而从米列克那里呢？这个人在西班牙打过仗，在法国集中营待过两年，大战期间又秘密地从法国逃回布拉格来的，——不，这种人是不会叛变的。我考虑了两秒钟，也许是三秒钟吧？

    如果我开枪，那也于事无补，只有我自己可以免受苦刑，但因此将会有四个同志白白地牺牲生命。不是这样吗？正是这样的。

    于是决定了。

    我从隐敝的地方走了出来。

    "哈，还有一个。"

    照我脸上打了第一拳。这一拳几乎要了我的命。

    "handeauf。"（德语："举起手来。"）接着就是第二拳，第三拳。

    我早就料到了这一手。

    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房间，现在变成了一堆倒翻的家具和各种什物碎片。

    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marsch。"（德语："走。"）他们把我推上汽车。手枪一直对着我。

    途中就开始审问了。

    "你是谁？"

    "霍拉克教师。"

    "你撒谎。"

    我耸了耸肩。

    "坐好，不然我就要开枪了。"

    "你开枪吧。"

    代替枪弹的又是拳打脚踢。

    我们从一列电车旁边经过。我觉得电车好像扎着白色的花彩。难道这个时候还有婚礼电车，在这深更半夜里？大概是我开始发烧了。

    佩切克宫。我原以为不会活着进到这里了。现在差不多是跑着上到四层楼。啊，原来这里就是有名的Ⅱ——Ａｌ反共科。

    我倒有些好奇起来了。

    那个瘦长个子的负责抓人的头目把手枪放进衣袋里，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他给我点上一支香烟。

    "你是谁"

    "霍拉克教师。"

    "你撒谎。"

    他手上的表指着十一点。

    "搜身。"

    开始搜查。他们脱去了我的衣服。

    "他有身份证。"

    "用的是什么名字？"

    "霍拉克教师。"

    "查对一下。"

    打电话。

    "当然没有登记。证件是假的。"

    "谁给你的身份证？"

    "警察局。"

    一棍子打下来。两棍子。三棍子。我用得着数数吗？朋友，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未必用得着这个统计数字。

    "你叫什么名字？说。住在哪儿？说。同谁有联系？说。

    秘密联络点在哪儿？说、说、说、不说就打死你。"

    一个健康的人能经得住几下这样的毒打呢？

    收音机播送出午夜时刻的信号。咖啡馆关门了，最后的顾客回家了，情人们还流连在门前难分难舍。瘦长个子的盖世太保头目愉快地微笑着走进屋来："一切都弄清楚了，——怎么样，编辑先生？"

    谁告诉他们的？叶林涅克夫妇吗？弗里德夫妇吗？可是他们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呀。

    "你瞧，我们全知道了。说吧。放聪明点。"

    专门的词汇。"放聪明点"的意思就是背叛。

    我可不聪明。

    "把他捆起来。给他点厉害尝尝。"

    一点钟。最后一辆电车回厂了，街上空无人迹，收音机向它最忠实的听众敬祝晚安。

    "还有谁是中央委员？电台设在什么地方？印刷所在哪儿？

    说、说、说。"

    现在我又能够比较安静地计算抽打的次数了。我唯一感觉得到的疼痛，是从那咬烂了的嘴唇上来的。

    "把他的鞋脱掉。"

    真的，脚掌上的神经还没有麻木。我感觉到了疼痛。五下，六下，七下，现在仿佛棍子直打进了脑髓。

    两点钟。布拉格在鼾睡中，也许什么地方有孩子在睡梦中啼哭，丈夫在抚摸妻子的肩膀。

    "说。说。"

    我用舌头舔了舔牙床，想努力数清被打掉了多少颗牙齿。

    但怎么也数不清。十二、十五、十七颗？不，这是现在"审问"我的那些盖世太保的数目。他们当中有几个显然已经疲倦了。而死神却迟迟不来。

    三点钟。清晨从四郊进入城市，菜贩向集市走来，清道夫们打扫街道。也许我还能活一个早晨。

    他们带来了我的妻子。

    "你认识他吗？"

    我舔了舔血迹，不想让她看见……这未免有点幼稚，因为我满脸都在流血，连指尖也在滴血。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她这样回答，没有流露出一点恐惧的神色。亲爱的。她恪守我们的约言，任何时候也不承认她认识我，尽管这样做现在已经无济于事了。究竟是谁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们呢？

    他们把她带走了。我尽力用最快乐的目光向她告别。也许这目光一点也不快乐。我不知道。

    四点钟。天亮了还是没有亮？蒙上了厚布幔的窗户不给我答复。而死神仍不见到来。我应该去迎接他吗？应该怎样去迎接呢？

    我打了谁一下，然后就跌倒在地上。他们用脚踢我，在我身上乱踹。好啦，这样就会死得快些啦。一个穿黑衣服的盖世太保一把抓住我的胡子，把我提了起来，得意地笑着给我瞧他手里一绺刚拔下来的胡须。实在可笑。现在我一点也感觉不到疼痛。

    五点。六点，七点，十点，中午了，工人们上工又下工，孩子们上学又放学，商店里做着买卖，家里烧着饭，妈妈也许正在思念我，同志们也许打听到我被捕了，正在采取安全措施……以防我供出来……不，你们不用害怕，我是不会出卖的，请相信我吧。总算离死不远了。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一场热病中的恶梦。拷打一阵之后是泼凉水，接着又是一阵拷打，又是："说，说，说。"可是我还没有死去。妈妈、爸爸，你们为什么把我养得这样结实啊？

    下午五点钟，他们一个个都疲倦了。拷打现在已经稀疏，间歇很长，多半只凭一种惯性才打两下。忽然，从远方，从那遥远遥远的地方，响起了一个像爱抚似的平和而宁静的声音："Ｅｒｈａｔｓｃｈｏｎｇｅｎｕｇ。"（德语："已经够他受的了。"）然后我坐了起来，桌子在我面前直晃。有人给我水喝，有人递给我香烟，但我捏不住它。有人试着替我穿鞋，又说穿不上。然后又有人把我半搀半拖地带下楼梯，塞进汽车里，我们就坐车走了。有人又把手枪对准我，我觉得好笑。我们从一辆扎着白色花彩的婚礼电车旁边经过，但也许这一切只是一场梦，一场热病，也许是临死前的痛苦，或者就是死的本身。濒临死亡本来是沉重的，但这次我竟毫无沉重之感，它轻得像一根羽毛，只要呼出一口气，一切就都完结了。

    完结了？还没有，总是完不了。这会儿我又站了起来，真的站起来了，自个儿站着，不用旁人搀扶。我眼前是一面污黄的墙，墙上溅了些什么？好像是血……是的，这是血，我抬起手试着用指头去抹它……抹着了，还是新鲜的，我的血……有人从背后打我的头，命令我举起手做一蹲一起的动作；做到第三次时，我倒下了……一个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站在我跟前，踢了我几脚，想把我踢起来。这有什么用呢？又有人向我泼凉水，我坐起来了，一个女人给我药吃，问我哪儿痛，这时我感觉到我的全部疼痛是在心上。

    "你没有心。"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说。

    "啊，我有心的。"我说。我因为还有足够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心，而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自豪。

    后来一切又都消失了：墙壁、拿药的女人和那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现在我面前是敞开着的牢房的门。一个肥胖的党卫队队员把我拖进去，脱掉我那被撕成碎片的衬衣，把我放到草垫上，摸了摸我那被打肿的身子，吩咐给我裹伤。

    "你瞧瞧，"他摇晃着脑袋对另一个人说："你瞧，他们干得多利落。"

    然后又是从远方，从那遥远遥远的地方，我听到了一个像爱抚似的平和而宁静的声音："他活不到明天早晨啦。"

    还差五分就要敲十点了。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一个美丽而温润的春夜。

 第二章　临死前的痛苦

    当太阳和星辰的光芒黯淡下去，黯淡下去……双手交叠在腹前的两个男人，拖着沉重而缓慢的步伐，在白色的墓穴旁一前一后地绕着圈子走，用拉长的不和谐的声调唱着悲哀的圣诗。

    ……灵魂就离开了肉体，

    升向天堂，升向天堂……

    有人死了。是谁呢？我竭力扭过头来，或许能看到装殓死人的棺材和插在他头旁的蜡烛。

    ……那里不再有黑夜，

    那里永远灿烂辉煌……

    我好容易睁开了眼睛。可是没有瞧见另外的人，除了他们俩和我，——这儿没有别人呀。那他们是在给谁作临终祈祷呢？

    ……这颗永远照耀的星辰，

    就是耶稣，就是耶稣。

    这是葬礼，毫无疑问，是道道地地的葬礼。他们在给谁送葬呢？谁在这里？只有他们俩和我。啊，是给我。也许就是在给我送葬？可是人们，你们听着，这是一场误会呀。我并没有死。我还活着。你们瞧，我不是正看着你们，还和你们说着话吗。快停止吧。别埋葬我。

    如若有谁要我们长逝，

    永久的安息，永久的安息……

    他们没有听见。难道都是聋子？难道我说话的声音不够大？或许我真的死了，所以他们听不见我那不是从肉体里发出来的声音？可是我的肉体就在这里躺着呀，我在亲眼看着自己的葬礼。真是滑稽。

    ……把自己炽热的目光，

    转向天堂，转向天堂……

    我记起来了。曾经有人费力地把我弄起来，给我穿上衣服，把我放到担架上。穿着钉铁掌靴子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橐橐响过，然后……这就是一切。更多的我就不知道了。也记不得了。

    ……那儿是永恒光明的故乡……

    而这一切却是那么无聊。我活着。我感到隐隐的疼痛和口渴。死人毕竟是不会口渴的。我使尽全身的力气想做个手势，一种陌生而不自然的声音终于从我嘴里冲了出来："喝水。"

    到底成功了。那两个人停止了转圈。他们向我弯下身来，其中的一个扶起我的头，把一罐水送到我嘴边。

    "朋友，你也该吃点东西呀。已经两天了，你就一个劲地喝水，喝水……"他跟我说什么？已经两天了。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一。"

    星期一。我是星期五被捕的。脑袋是多么沉重啊这水却是那样的清凉。睡吧。有一滴水滴进了山泉，明净的水面泛起了涟漪。这是山中草地上的那股泉水，我知道，它流过罗克兰山下守林人茅屋的附近……连绵不断的#*#飨赣牦*地洒落在松树针叶上……睡眠是多么香甜碍………当我重新醒来时，已是星期二的晚上了。一条狗站在我跟前。这是一条警犬。它用美丽而聪慧的眼睛探询似地盯着我问道："你住在哪儿？"

    啊，不对，这不是一条狗。这是一个人的声音。是的，还有个人站在我跟前，我看见了一双高统靴，还有另外一双和制服裤子。再往上就看不见了，如果我要看，头就发晕。瞎。

    管它干什么，还是让我睡吧……

    星期三。

    那两个唱过圣诗的男人现在坐在桌子旁，在用陶制的盘子吃着东西。我已经能认出他们来了。一个年轻些，一个老一点，他们并不像僧侣。那墓穴也并不是什么墓穴，而是像所有监狱里常见的一间普通的牢房，地板顺着我的眼睛伸展开去，直到尽头，是一扇沉重的黑门……钥匙开锁发出了响声，那两个人立刻跳起来规规矩矩地站着。两名穿着制服的党卫队队员走进来，吩咐给我穿上衣服，——真没有想到，在每条裤管、每只袖筒里隐藏着多少痛苦啊他们把我放在担架上，抬下楼梯，钉着铁掌的靴子在长长的走廊里发出沉闷的响声……这条走廊，他们曾在我昏迷不醒时抬着我走过一次了。这条走廊通到哪里去呢？它通到哪个地狱去呢？

    他们把我抬到庞克拉茨盖世太保监狱里的一间昏暗而阴森的接待室里，把担架放在地上。一个捷克人装出一种和善的声音翻译德国人咆哮的问话。

    "你认识她吗？"

    我用手支撑着下巴。在我的担架前，站着一位年轻的、宽脸蛋的姑娘。她高傲地昂着头，挺直了身子站着，不是固执而是很庄重，只是眼睛微微低垂到刚好能够看见我、用它来向我问候的程度。

    "我不认得她。"

    我想起来了，在佩切克宫那个疯狂的夜里，我好像见过她一眼。现在是第二次见面。可惜，永远不会再有第三次见面了——为了她在这里傲然挺立的崇高英姿而握一握她的手，向她致敬。她是阿诺什塔·洛伦泽的妻子。一九四二年戒严刚开始的几天，她就被处决了。

    "可是这个人你一定认识。"

    安妮奇卡·伊拉斯科娃？天呀，安妮奇卡，您怎么会落到这儿来了？我没有说出您的名字，您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认得您，您懂吗？我们是不相识的。

    "我不认识她。"

    "你放明白点，老家伙。"

    "我不认识她。"

    "尤拉，已经没有用了，"安妮奇卡说，只有那捏紧了手绢的指头微微打颤，表现出她内心的激动。"已经没有用了，我已经被人出卖了。"

    "谁？"

    "住嘴。"有人打断了她的回答，当她弯下腰来把手伸给我时，他们使劲地把她推开。

    安妮奇卡。

    我再也听不见其余的问话了。仿佛离得远远地、没有痛苦地旁观着，模模糊糊觉得有两名党卫队队员把我抬回牢房里。他们猛烈地颠簸着担架，还笑着问我是不是愿意让绞索套着我的脖子打秋千。

    星期四。

    我对周围的环境已经有些认识。难友中那个比较年轻的叫卡雷尔，他管另一个年长的叫"老爹"。他们给我讲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但在我脑子里全给弄乱了，有一个什么矿井啦，什么孩子们坐在凳子上啦，我听见敲钟，大概是什么地方失火了。据说，医生和党卫队的护士每天都来看我，还说，我的情况并不怎么严重，很快又会成为一条汉子。这是"老爹"说的，他坚持他的说法，而卡尔利克也热烈地附和，因而使我即使处于这种情况，也感觉得到他们是想用好话来安慰我。真是些好心人啊可惜我不能相信他们的话。

    下午。

    牢房的门开了，一条狗悄悄地蹑着脚尖走了进来。它停在我的头边，仔仔细细地审视我。又是两双高统靴——现在我知道了：一双是狗的主人的——庞克拉茨监狱的监狱长的，另一双是那天晚上审问过我的盖世太保反共科科长的。随后我又看见了一条便服裤子。我顺着这条裤子朝上看，对啦，我认识这个人，他就是那个瘦长个子的盖世太保头目。他往椅子上一坐，开始审问："你已经输了。至少你得替自己想一想。快招吧。"

    他递给我一支香烟。我不想抽，也捏不住它。

    "你在巴克萨家住了多久？"

    在巴克萨家。连这也知道了。谁告诉他们的呢？

    "你瞧，我们什么都知道了。说吧。"

    既然你们什么都知道了，还用我说干什么？我这一辈子活得很有意义，到临死的时候我怎么能玷污自己的清白呢？

    审问持续了一个小时。他们没有咆哮，而是耐心地反复盘问。一个问题还没得到回答，就提出第二个，第三个，第十个。

    "难道你不明白吗？一切都完了，懂吗？你们完全输光了。"

    "只有我一个人输了。"

    "你还相信共产党会胜利吗？"

    "那当然。"

    "他还相信——他还相信俄国会胜利吗？"科长用德语问，瘦长个子的头目给他翻译。

    "那当然。不会有别的结局。"

    我十分疲倦。我集中了全副精力来对付，可是现在我的知觉消失得很快，就像血从深深的伤口里往外流似的。我还感觉到，他们怎样向我伸出手来，——也许他们在我的额头上看到了死亡的印记。真的，在某些国家甚至还保留着这样的风俗：刽子手在行刑之前要和被处决的人接吻。

    晚上。

    双手交叠的两个男人，一前一后地绕着圈子走，用拉长的不和谐的声调唱着悲哀的圣诗：当太阳和星辰的光芒黯淡下去，黯淡下去……唉呀，人们啊，人们，你们停停吧。这也许是一支美丽的歌，但今天，今天是五一节的前夕呀；是人类最美丽、最欢乐的节日的前夕呀。我试着唱一首快乐的歌，但这歌声也许更凄凉，因为卡尔利克转过身去了，"老爹"在揩眼睛。随它去吧，我不管，我继续唱我的。慢慢地他们也和我一同唱了起来。我满意地入睡了。

    五一节清晨。

    监狱小钟楼的钟敲了三下。这是我到这里以后第一次清楚地听见钟声。也是我被捕以来第一次完全神志清醒。我感到空气清新，风从敞开的窗口微微地吹拂着铺在地板上的草垫，我感觉稻茬刺着了我的胸口和肚皮，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千奇百怪地感到疼痛，使我连呼吸都很困难。突然，好像一扇窗子打开了那样，我明白了：这就是终结。我要死了。

    死神啊，你真是姗姗来迟。我当然希望许多年之后才同你见面。我还想过自由人的生活，还想多多地工作，多多地爱，多多地歌唱和遨游世界。要知道我正当壮年，还有很多很多力量。而现在我却没有力气，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我爱生活，为了它的美好，我投入了战斗。人们，我爱你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报我时，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时，我是痛苦的。如果我曾得罪过谁，那就请原谅我吧。如果我曾安慰过谁，那就请忘却我吧。永远不要让我的名字同悲伤连在一起。这是我给你们的遗嘱，爸爸、妈妈、妹妹们：这是我给你的遗嘱，我的古斯蒂娜；这是我给你们的遗嘱，我的同志们；这是我给所有我曾爱过的人的遗嘱。如果你们觉得，眼泪能洗去悲哀的思念，那你们就哭一会儿吧。

    但你们不要难过。我为欢乐而生，我为欢乐而死，如果你们在我的墓前放上悲怆的天使，那对我是不公道的。

    五月一日。往年这个时刻，我们早就到城郊集合，预备好了我们的旗帜。在这个时刻，莫斯科街道上参加五一节检阅的先头部队已经在行进。而现在，就在这同一时刻，千百万人正在为争取人类自由而进行着最后的斗争，成千上万的人在斗争中倒下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作为这最后斗争的战士中的一个，这是多么壮丽啊但临死前的痛苦却不是那么壮丽的。我感到窒息，喘不过气来。我听见，我喉咙里怎样呼呼地作响。这样会把同狱的难友吵醒的，也许有点水润润喉咙就好了……可是罐子里的水全喝光了，在那边，离我仅有六步远的牢房墙角的小便池里有足够的水。我难道还有力气爬到那里去吗？

    我匍匐在地上，轻轻地、很轻很轻地爬行，好像临死时最要紧的事就是不吵醒任何人，我终于爬到了，贪婪地喝着便池里的水。

    我不知道在那里待了多久，也不知道爬回来用了多长时间。我的知觉又在消失。我摸了摸自己手上的脉搏，却一点也感觉不到。心涌到喉咙口又急剧地落了下去。我也随着它一起落下去了。落下去了很长时间。就在这时，我听见了卡尔利克的声音："老爹、老爹，你听，这可怜的人，他死啦。"

    上午医生来了。

    这一切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

    医生来了，把我检查了一下，摇了摇头。后来他回到医务室，把昨夜已经填好我名字的死亡证撕掉了，他以内行的口气说："简直是一匹马。"

 第三章　二六七号牢房

    从门口到窗户七步，从窗户到门口七步。

    这我知道。

    在庞克拉茨监狱的这段松木地板上，我来回踱过不知多少次了。我曾因看穿了捷克资产阶级的腐败政策对人民的危害而坐过牢，也许当时坐的就是这间牢房。现在他们正把我的民族钉上十字架，德国看守在我的牢房前面的走廊上来回走动，而在监狱外的什么地方，盲目的政治的命运女神又在纺绩叛卖的线。人还需要经过多少世纪才能洞察一切呢？在人类走向进步的路上已经经历了几千座牢房呢？还要再经历几千座牢房呢？啊，聂鲁达的耶稣圣婴。"人类得救的道路茫茫。"但是人类已不再沉睡了，不再沉睡了。

    走过去是七步，走回来也是七步。紧靠着一面墙壁的是一张行军床，另一面墙上钉着一块暗褐色的搁板，上面放着陶制的碗盆。是的，这一切我都熟悉。只是现在这里稍加机械化了：装上了暖气管，抽水马桶代替了粪桶——但主要的，是这里的人都机械化了。囚犯像一架架自动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就是说，只要听到钥匙在牢门的锁孔里转动，或是听到打开门上小窗洞的声音，囚犯们就跳起来，不管你在干什么，都得一个挨着一个直挺挺地站着，门一开，看守长就一口气地叫喊："Ａｃｈｔｕｎｇ。Ｃｅｌｅｃｖóｚｉｂｎｚｅｃｈｃｉｋｂｅｌｅｇｔｍｉｔ——ｔｒａｊ#ｍａｎａｌｅｓｉｎｏｒｄｎｕｎｇ．"（用捷克语字母拼成的德语："注意。二六七号牢房住犯人三名秩序正常。"）二六七号就是我们的牢房。不过这间牢房里的自动机器，运转得并不那么灵活。跳起来的只有两名囚犯。在那一段时间里，我还躺在窗下面的草垫上，直挺挺地俯卧着。一星期、两星期、一个月、一个半月——后来我又活过来了：我的头已经能够转动，手已经可以抬起来，两肘已经能够支撑起身子，我甚至已经试着翻身仰卧……毫无疑问，描写这事比起经历这些事要容易多了。

    牢房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门上原来挂着三个人的牌子，如今换成两个人的牌子，现在我们只有两个人了，那个曾为我唱过送葬诗的比较年轻的卡尔利克已经走了，只留下我对他那善良的心的回忆。说实在的，我只依稀记得他同我们相处的最后两天的情景。他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向我述说自己的经历，而我在他讲述时却常常处于昏迷状态。

    他的全名叫卡雷尔·马列茨，是个机械工人，在胡德利茨附近的一个铁矿井里开吊笼，曾经从那里运出过地下工作所需要的炸药。他被捕入狱差不多有两年了，现在大概是去柏林受审，和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一大批人，谁知他们会有怎样的结局呢？他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他爱他们，非常爱他们。

    然而他说："要知道，我不可能不这样做，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他常常坐在我身边，强迫我吃东西。可是我却吃不下去。

    星期六那天——难道我入狱已经八天了吗？——他采取了最强硬的措施：向监狱医务官报告说，我来到这里以后，一点东西也没吃过。这个庞克拉茨监狱的医务官成天绷着脸，穿一身党卫队制服，不经他的许可，捷克医生连阿司匹林这类药方都不能开。这个医务官竟亲自给我端来一碗病号稀饭，站在我身旁，看我咽完最后一口。这时卡尔利克非常满意自己干预的成功。第二天，他亲自喂我喝了一碗星期日的汤。

    但后来还是不行。我那被打烂的牙龈，连星期日土豆烧牛肉里煮烂的土豆都不能咀嚼，肿胀的喉咙咽不下哪怕是小块的食物。

    "他连红烧牛肉——红烧牛肉都不想吃，"卡尔利克站在我身旁忧郁地摇着头，埋怨地说。

    随后，他就狼吞虎咽地和"老爹"分享了我的那一份。

    唉，你们不曾在一九四二年的庞克拉茨盐狱里待过的人，就不会懂得，也不可能懂得这"红烧牛肉"是什么东西。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也就是说当所有的囚犯肚子饿得咕咕直叫的时候，当在澡堂洗澡的一些包着人皮的活骷髅清晰可见的时候，当每个囚犯用贪馋的目光盯着他的同伴的几口食物的时候，当那令人作呕的干菜粥上浇点番茄汁就觉得是无上美味的时候，就在这个最艰难的时期，按规定每周两次——星期四和星期日——分饭的人在我们的盘子里放上一勺土豆，再浇上一汤匙带几根肉丝的红烧肉汁，这简直就是开胃极了。是的，问题还不在于开胃，而是这东西使人实实在在地记起了人的生活。在这个残酷而又违反常情的盖世太保的监狱里，它是某种正常的、带有人间生活滋味的东西。人们一提起这"红烧肉汁"，连声调都变得柔和优美了。——啊有谁能理解这一汤匙"红烧肉汁"对于面临着死亡威胁的人是何等珍贵啊两个月后，我才明白了卡尔利克的惊奇。"连红烧牛肉都不想吃"，——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说明我当时怎样地接近了死亡。

    就在当天夜里两点钟，卡尔利克被叫醒。要他在五分钟内收拾停当，仿佛他只是出去溜达一趟，而不是到新的监狱、集中营或刑场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似的，——谁知道他要上哪儿去呢。他在我的草垫旁跪下来，双手抱住我的头，吻我，——这时，走廊里传来了看守的一声粗暴的吆喝，说明在庞克拉茨监狱里是不能有这种感情的流露的，——卡尔利克跨出门槛，咔嚓一声，门又锁上了……牢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我们将来还能见面吗，朋友？我们留下的人下一次又将在什么时候分别？我们俩谁会先走，到哪儿去？又是谁来传唤他？是穿着党卫队制服的看守？还是那个没有穿制服的死神？

    现在我只写出了初次离别时令人激动的情思。从那以后已经过去一年了，然而送别这个朋友时所引起的那种情思还不断地、有时甚至还是很强烈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挂在牢房门上的"两人"牌子又换成了"三人"，不久又改成"两人"，然后又出现"三人"，"两人"，"三人"，"两人"。新的难友来了又去——只有最初留在二六七号牢房里的两个人，依然忠实地住在一起。

    这就是"老爹"和我。

    "老爹"名叫约瑟夫·佩舍克，是个六十岁的老教员，教师委员会主席，他比我早被捕八十五天，罪名是在草拟一项关于改革自由捷克学校的建议中"阴谋反对德意志帝国"。

    "老爹"是一个……

    可是，朋友，怎样来描写他呢？这是件很难的事。两个人，一间牢房和一年的生活。在这共同生活的一年中，"老爹"这个称号上的引号消失了；在这一年中，两个不同年龄的囚犯成了真正的父与子；在这一年中，我们彼此吸取了对方的习惯、口头禅，甚至说话的声调。现在你不妨来试试，看能否分辨出哪些是我的，哪些是老爹的；哪些是他带到牢房里来的，哪些又是我带来的？

    他彻夜不眠地守护在我身旁，用浸湿的白绷带为我裹伤，驱走那逼近我的死亡。他忘我地擦洗从我的伤口中流出的脓血，对于我的草垫四周散发出的那股臭味，从未表现过厌恶的神情。他替我洗补那件可怜的破衬衫，这是我第一次受审时的牺牲品，当这件衬衣实在无法再穿时，他就把自己的那件给了我。他还趁早晨半个小时"放风"的机会，在监狱的院子里冒险替我采摘雏菊和草茎。每当我去受审时，他总是以一种爱抚的目光伴送我；回来后又用新的绷带包扎我的新伤口。每逢我夜里被带去受审时，他总是不睡，一直等到我回来，把我扶上草垫安置好，小心翼翼地替我盖上毯子之后，他才去睡觉。

    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在我们共同度两条腿站立起来，能尽到做儿子的义务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改变。

    朋友，我一口气是写不完这一切的。二六七号牢房内那一年的生活是丰富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老爹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来对付。这一切都是应该写到的。不过我的叙述还没有结束呢（看来还有希望写完）。

    二六七号牢房的生活是丰富的。看守差不多每小时都开一次门来检查。这也许是按规定对一个案情重大的"共产党罪犯"的严格监视，但也许只是出于纯粹的好奇。这里常常死去一些不该死去的人。然而大家确信必然会死去的人又活下来的事，却很少发生。别的走廊上的看守常到我们牢房里来聊天，他们有时悄悄地掀开我的毯子，带着内行的神气察看我的创伤。然后按照各自的脾气，说上几句无聊的俏皮话，或者伪善地装出一副同情的模样。其中有一个——我们最初给他起的绰号叫牛皮大王——比别人来得都勤，他满脸堆笑地探问这个"赤魔"需不需要点什么。不，谢谢，不需要。过了几天，牛皮大王终于看出这个"赤魔"需要点什么了，那就是刮脸。于是他领来了一个理发师。

    这个理发师是我最早认识的别的牢房里的囚犯：包切克同志。牛皮大王的热心帮了倒忙。老爹托着我的脑袋，包切克同志跪在草垫旁，用一把钝了的刮脸刀努力在我那杂草般的胡须中开出一条道来。他的手在颤抖，两眼噙着泪水。他相信他是在替一个即将死去的人修脸。我竭力安慰他说："大胆点吧，朋友，我既然经受得住佩切克宫的拷打，也就经受得住你的刮脸刀。"

    但我的力气到底不行，因此我们俩只得不时停下来喘一口气。

    过了两天，我又认识了两个囚犯。佩切克宫的头目们失去耐性了。他们派人来传我去，尽管医务官每天都在我的传票上批着："不能移动"，但他们却不管，下命令无论如何也要把我抬去。于是两名穿着杂役制服的囚犯，扛来了一副担架，搁在我的牢房门前。老爹费力地给我穿上衣服，同志们把我放在担架上抬走了。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斯科舍帕同志，后来在整个走廊里当上了服务周到的"大叔"，另外一个是……下楼梯时，我从倾斜的担架上往下滑，一个抬着我的人向我说道："扶住了。"

    紧接着又放低声音加了一句：

    "要坚持。"

    这次我们没有在接待室停留。他们把我抬得更远，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一直向出口处走去。走廊里挤满了人——这一天是星期四，是囚犯们的家属来取洗换的衣服的日子——他们都望着我们这个凄惨的行列，人们眼里流露出哀怜，我可不大喜欢这个。于是我把手握成拳头举到头上挥动。也许他们看见了会懂得我在向他们致意，或者没有看清这个幼稚的动作，但我只能做到这样了，我没有更多的力气。

    到了庞克拉茨监狱的院子里，人们把担架放到大卡车上，两名党卫队队员坐在司机旁，另两名紧握着打开了枪套的手枪站在我的头边。车开走了。道路实在太不理想：一个坑，两个坑——没开出两百米，我就失去了知觉。这样乘着汽车在布拉格街道上走，实在有些可笑：一辆可容纳三十个犯人的五吨大卡车，现在却仅仅为了一个囚犯耗费汽油，并且前后各站着两名党卫队队员，手里还握着枪，怒目盯着一具失去了知觉的躯体，唯恐他会逃走。

    第二天，这个滑稽剧又重演了一遍。这次我一直支持到佩切克宫。审讯没有多久。反共科的弗里德里希科员毫不客气地"碰了碰"我的身子，于是我又在昏迷状态中被运了回来。

    我还活着这一点，现在已确定无疑了。疼痛是生命的孪生姊妹，它十分清楚地唤起了我对生命的感觉。几乎整个庞克拉茨监狱的囚犯都知道我还侥幸地活着：从厚实的墙壁传来的敲击声中，从送饭时杂役的眼神里，他们送来了最早的祝贺。

    只有我的妻子一点也不知道我的消息。她被单独关押在我楼下的一间牢房里，相距只有三四间牢房远。她一直生活在痛苦和希望之中，直到有一天，在早晨半个小时"放风"的时候，隔壁一个女囚犯对她耳语，说我已经完了，说我在审讯时被打得遍体鳞伤，随后死在牢房里了。她得知这个消息后，在院子里四下乱闯，眼前的一切都在旋转；连女看守怎样朝她脸上打了一拳表示"安慰"，并把她赶回行列里去，以维护监狱的秩序，她都没有感觉到。她那无泪的、善良的大眼睛茫然凝视着牢房的白墙，但她能望见什么呢？第二天又传给她另一个消息，说我没有被打死，而是受不了那种折磨，在牢房里上吊了。

    那个时期，我一直在那可怜的草垫上扭动着。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尽量侧着身子睡，为了给我的古斯蒂娜唱她最心爱的歌。她怎能听不见我的歌声呢，我在那歌里倾注了多少热情啊？

    现在她已经知道我的消息，听见了我的歌声，尽管她现在比过去离我更远。现在连看守们都听惯了二六七号牢房里的歌声，他们已经不再敲门命令我们安静了。

    二六七号牢房在歌唱。我歌唱了一生，我不明白，在这临终之前，当我对生命感受特别强烈时为什么要停止歌唱。至于老爹佩舍克呢？啊，没想到，他也是非常爱唱歌的。他既没有音乐的听觉，嗓子也不好，还缺乏记忆音乐的能力，但他却如此善良而诚挚地迷恋着歌唱，他在歌唱中找到那样多的欢乐，使我几乎听不出来他是怎样从这个调子滑到另一个调子的，该唱"拉"的地方他却固执地唱成"索"。我们就这样歌唱着，在满怀愁闷时我们歌唱，在明朗愉快的日子里我们歌唱，我们用歌声送别那也许永远不会再见的同志，我们用歌声欢迎来自东方战线上的捷报。我们就像人们一向那样欢欣地歌唱，永远地歌唱，生命不息，歌声不止。

    没有歌声便没有生活，犹如没有太阳便没有生命一样。如今我们更是加倍地需要歌唱，因为阳光照不到我们这儿。二六七号牢房是朝北的，只有在夏季，落日的余晖才把栅栏的影子斜射在东墙上很短时间。——这时老爹总是扶着床站起来，凝视着那转瞬即逝的光辉……他的目光是这里能见到的最忧郁的目光了。

    太阳。你这个圆圆的魔术师，如此慷慨地普照着大地，你在人们眼前创造出了这么多的奇迹。然而生活在阳光里的人却是这么少。是的，太阳一定要照耀下去，人们也一定要在它的光辉中生活。知道这个真理是多么美好的事啊但你毕竟还想知道一件远比它不重要的事：太阳还能照到我们身上来吗？

    我们的牢房是朝北的。只有偶尔在夏季晴朗的日子里，才能看到几回落日。唉，老爹，我是多么想再看一次日出。

 第四章 “四○○号”

    死而复生是一件颇为奇怪的事。奇怪得难以言传。当你在美丽的白昼从酣睡中醒来时，世界是迷人的。但死而复生时，白昼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美，你仿佛睡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好觉。你觉得自己很熟悉人生的舞台。但在死而复生醒来时，那就好像是照明师拧开了所有明亮的弧光灯，霎时一个通明透亮的舞台呈现在你面前。你会觉得你能看见一切，仿佛在你眼前安放着一架望远镜，上面再加一副显微镜。死而复生完全是一种春天的景象，好像春天正在显示出一种你在最熟悉的环境里都感觉不到的意外的魅力。

    尽管你明明知道，这种景象只是瞬息即逝的，尽管你处在像庞克拉茨监狱这样一个如此令人"愉快"、如此"丰富多彩"的环境里。

    他们把你带出去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这一天，他们传你去审问，不是用担架，而是自己走着去，尽管这好像是不可能的。扶着楼梯的栏杆和走廊的墙，与其说是用两只脚在走，不如说是用四只脚在爬。难友们在楼下等着，他们把你扶进囚车。以后你就坐在那个装着十个至十二个人的阴暗的流动牢笼里。一些陌生的面孔朝你微笑，你也向他们笑笑；有人跟你耳语，但你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你握了一个人的手，又不知道是握了谁的……然后车子突然一晃，开进了佩切克宫的通道，朋友们把你扶下车，走进一个四壁光光的宽敞的房间里，五排长凳整齐地排列着，人们挺直身子坐在上面，两手扶膝，两眼呆呆地凝望着面前的一面空墙……朋友，这就是你的新世界的一角——所谓的"电影院"。

    一九四三年五月的插曲

    今天是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碰巧是可以让我写作的那个人值班。多幸运啊，我又可以暂时做一个共产党的新闻记者，报道这个新世界的战斗力量的五一节检阅了。

    不用期待我讲述那飘扬的旗帜。完全没有那回事。我甚至不能讲述你们乐于听的那些动人的故事。今天这里一切都十分平常。既没有像往年我所见到的通向布拉格街道的几万人所组成的洪涛巨浪，也没有像我曾在莫斯科红场上见到的壮阔的人海。这儿你见不到几百万人，哪怕几百人都没有。你只能在这里看到几个男女同志。然而你会感觉到，这已经不少了。是的，不少了，因为这是一种力量的检阅，这力量正在烈火中冶炼，它不会化为灰烬，而会变成钢铁。这是战斗时在战壕里的一种检阅。不过在战壕里人们往往是穿着灰绿色的野战军服的。

    你也许觉得这都是些小事，当你有一天读到我所报道的你未曾亲身经历过的这一切时，谁知道你能不能完全理解它。

    努力理解吧。你要相信，力量就在这里。

    隔壁牢房的早晨问候，通常是用敲打两拍节的贝多芬乐曲送过来的，今天比平时敲得更庄严、更坚毅，而墙壁也用高昂的音调来传达它。

    我们穿上自己最好的衣裳。所有的牢房都是这样。

    我们全都装束好了才吃早餐。在敞开的牢房门前，杂役们端着面包、黑咖啡和水列队走过。斯科舍帕同志发给我们三个大圆面包，往常只有两个。这是他对五一节的祝贺——一个小心谨慎的人的实际的庆贺。发给面包时，他在面包下面捏了捏我的手指。说话是不允许的，他们甚至还监视你的眼色——可是难道哑巴就不会用手指头来清楚地说话吗？

    女犯们跑出来在我们牢房窗下的院子里"放风"。我爬到桌上隔着栅栏朝下望，也许她们能看见我。她们真的瞧见我了。她们举起拳头向我致意。我也照样还礼。院子里，今天十分欢快而活跃，与往常完全两样。女看守一点没有发觉，也许故意不去注意。这也同今天的五一节检阅有关。

    现在轮到我们"放风"了。我指挥早操。今天是五一节，朋友们，咱们用点别的操法开始，就让看守们惊奇去吧。第一节：一——二，一——二，抡大锤。第二节：割麦。锤子和镰刀。稍加想象也许同志们都会明白锤子和镰刀的意思。我四下张望。大家都微笑着，怀着极大的热情反复操练。他们全明白了。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的五一节检阅呀，这个哑剧也就是我们的五一节宣誓：赴汤蹈火，至死不渝。

    我们返回牢房。九点正。现在克里姆林宫的大钟正敲着十点，红场上开始检阅。父亲啊，我们跟你一道前进。现在那里已唱起《国际歌》，歌声响彻全球，让这歌声也在我们牢房里响起来吧。我们唱起来了。接着又唱了一支支革命歌曲，我们不愿意孤单，而且我们也不孤单，我们是和那些现我们一样在战斗着的人们在一起的……同志们在牢狱，在阴冷的拷问室，你们同我们在一起啊，在一起，尽管你们没有在这个行列里边……是的，我们是同你们在一起的。

    我们二六七号牢房，就准备用歌唱来庄严地结束一九四三年的五一节检阅。是真的结束了吗？为什么女牢的那个杂役下午在院子里来回走动，用口哨吹着《红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和别的苏联歌曲，难道不是在鼓励男牢的同志们吗？为什么那个穿着捷克警察制服的男人，给我拿来了纸和铅笔，此刻正在走廊里警卫着，难道他不是在防止有人出其不意地抓住我吗？另外那个人不是竭力鼓励我写这个报告，并把写好的稿子带出狱外，把它小心地藏起来，让它在适当的时候问世吗？为了这一小片纸，他们是可能掉脑袋的。他们之所以冒这种危险，是为了把铁窗里的今天和自由的明天连接在一起。他们正在战斗，坚贞无畏地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根据不同的情况，机动灵活地用他们力所能及的各种手段参加战斗。他们是普通一兵，默默无闻地工作，谁也想象不到，他们进行的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在这场斗争中，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在这场斗争中，他们不是胜利就是牺牲。

    你大概十次、二十次地见到过革命的队伍怎样进行五一节的检阅。那当然是雄壮的。但是只有在战斗中才能评价出这支队伍的真正力量，认识到它是不可战胜的。死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得多，英雄行为是没有灿烂的圣光环绕的。而斗争则比你想象的要残酷得多，要坚持斗争并把它引向胜利需要无比的力量。你每天都能见到这种力量在活动，但却不是常常都能意识到它，因为这一切显得那样简单和自然。

    今天，在一九四三年的五一节检阅里，你又重新意识到了这种力量。

    五一节使这个报告中断了一个时候。这也好。因为在这个光辉的节日里，回忆会有些变样的，今天欢乐占了优势，也许会把回忆给渲染了。

    但在回忆中，佩切克宫的"电影院"完全没有欢乐可言。

    这是拷问室的前厅，你可以听到从拷问室传来别人的呻吟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你不知道在那里等待着你的是什么。你看到一些身强力壮、精神抖擞的人从这儿出去，经过两三小时的拷问，弄得身体残废、半死不活地回来。你会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答应着呼唤，——可是经过一个小时回来时，听到的却是由于疼痛和颤栗而发出的断断续续的窒闷的声音。

    但还有一种更坏的：在这里你也会见到这样一种人，他们离去时，目光是正直而明朗的，回来时，却不敢正视别人的眼睛。也许是在楼上侦讯处的某个地方，仅仅由于一下子的软弱、一瞬间的动摇一刹那的恐惧，或者起了想保护一下自己的念头——结果使得今天或明天就会有些新的犯人，一些被过去的战友出卖了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将重新经历这一切可怕的事情。

    看见丧失了良心的人，比看见遍体鳞伤的人更可怕。假如你有被身边走过的死神洗涤过的眼睛，假如你有被死而复生所唤醒的感官，不言而喻，你就会觉察出谁动摇了，谁或许已经叛变了，谁正在灵魂的某个角落考虑着这样的事：如果出卖战友中最微不足道的人使自己轻松一点，也许不会太坏吧。可怜的懦夫。用牺牲朋友的生命来保全的生命，还算什么生命呢？

    我头一次坐在"电影院"里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个想法。可是后来它却反复出现。这个想法的产生，恰恰是在那天早上，不是在"电影院"，而是在另一种环境里，在人们最能相互了解的那个地方："四○○号"。

    我在"电影院"里没坐多久。也许是一个小时，或许是一个半小时以后，有人在我背后叫我。两个穿便衣的、说捷克语的人搀扶着我进了电梯，开到四楼，把我带进一间宽敞的房间，房门上写着：四○○号在他们的监视下，我独自坐在后边靠墙的一把孤零零的椅子上，我带着一种奇异的感觉环顾了一下四周，我觉得眼前的情景好像见到过。难道我来过这里吗？不，没有来过。但我仍然知道这间屋子。我认识这个地方，梦见过它，在一个可怕的、热病似的梦中见过它，这个梦把它扭歪了，可怕地改变了它的模样，但却没有把它变得不能辨认。现在它是可爱的、充满白昼的光辉和鲜明的色彩，隔着装有细栅栏的大窗户，可以看到梯恩教堂、绿色的列塔纳山冈和赫拉德恰尼古堡。在梦中这间屋子是阴森森的，没有窗户，一道污黄的光照亮了它，人们像影子似地在光线中移动。是的，那时这里有些人。现在却是空荡荡的，六排长凳紧挨着，好像一块由蒲公英和毛茛组成的有趣的草坪。在梦里，好像这儿挤满了人，一个挨着一个坐在长凳上，面孔苍白，血淋淋的。那边，紧挨着门的地方，站着一个身穿破旧的蓝色工作服，眼光痛苦的男人，他要求喝口水，喝口水，然后就像徐徐放下的帷幕，慢慢地、慢慢地倒在地上了……是的，所有这一切都曾发生过，如今我才知道它并不是一个梦。现实本身就是如此残酷和疯狂。

    这是我被捕和第一次受审的那天夜里的事。他们曾把我带到这里来过三次，也许是十次。我记得，只有当他们需要休息一会儿或干别的什么事情时，才把我带出去。我还记得，那时我赤着脚，冰冷的方砖曾经怎样舒服地浸凉过我那被打伤的脚掌。

    当时那些长凳上坐满了容克工厂的工人。他们都成了盖世太保夜间的捕获物。那个站在门边，穿着破旧的蓝色工作服的男人，就是容克工厂党支部的巴尔托尼同志，他是我被捕的间接原因。我这样说，是不想为我的不幸命运去怪罪任何人。我的被捕倒不是因为同志中有谁叛变或怯懦，而仅仅是因为不慎和倒霉。巴尔托尼同志为他自己的支部寻找领导关系。他的朋友叶林涅克同志对秘密工作规定有点疏忽，告诉了他应当同谁取得联系。本来叶林涅克同志应当事先同我商量，这样便可以不通过他也能把事情办妥。这是一个错误。

    另一个更为严重更带关键性的错误就是有一个姓德沃夏克的奸细骗取了巴尔托尼同志的信任。巴尔托尼同志也把叶林涅克的名字告诉了他，——这样盖世太保就开始注意叶林涅克一家了。并不是由于这些同志在两年内胜利完成的主要任务，而是由于一件琐碎的小事，由于完全忽略了秘密工作的规定。

    于是佩切克宫决定逮捕叶林涅克夫妇，正好那天晚上我们在他家聚会，盖世太保出动了不少——这一切完全出于偶然。这件事本来不在盖世太保的计划之内，他们本来打算第二天才逮捕叶林涅克夫妇，可是那一天晚上在顺利破获了容克工厂的地下党支部以后，他们劲头上来了，就开车出来"兜兜风"。他们的突然袭击固然使我们感到意外，而在这里发现了我，却使他们更加觉得意外。他们甚至不知道抓住的是什么人。他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假如和我一起被捕的不是……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我才对"四○○号"有了这些认识。

    那一回我不是独自一个人在这里，长凳上和墙旁边都挤满了人。审讯在进行，每时每刻都充满着意外：一种是我不明白的奇怪的意外，一种是我很明白的坏的意外。

    然而我的第一个意外不属于以上的任何一种，那是一件愉快的小事，不值一提。

    第二个意外：四个人鱼贯地进到屋子里，用捷克语向穿便衣的看守问好，——又向我问好，然后坐在桌子后边，摊开公文纸，抽起香烟来，态度完全怡然自得，好像他们就是这里的官吏似的。可是我明明认得他们，至少认得其中的三个人，他们为盖世太保服务吗？不可能。或许是的，他们真的在这里服务。这明明是Ｒ．，早先是党和工会的书记，虽然他性情有些粗暴，但为人厚道——不，这不可能。这是安卡·维科娃，尽管头发斑白，但仍不失为一个端庄美丽、坚强不屈的战士——不，这不可能。而那个瓦舍克，曾在捷克北部一个矿井里当过泥瓦匠，后来就任那个地区的区委书记，我哪能不认识他呢？我们在北方一同参加过那样多的战斗。盖世太保能使他屈服？不，不可能。但是他们为什么在这里呢？

    他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在这些问题上还没找到答案，新的问题又发生了。他们带进来米列克、叶林涅克夫妇和弗里德夫妇。是啊，我知道这些人，不幸得很，他们是同我一道被捕的。但是为什么艺术史家巴维尔·克罗巴切克也在这里呢？这个人曾帮助米列克在知识分子中间做些工作。除了我和米列克又有谁知道他呢？为什么那个被打肿了脸的细长个子的青年人，向我示意我们互不相识呢？我倒真的不认得他。这到底是谁呢？什基赫？什基赫医生吗？兹登涅克？唉，上帝，这么说，一大批医生也遭了殃。除了我和米列克，有谁知道他们呢？为什么在牢房审讯我时问起了捷克知识分子呢？他们怎么会发现我的工作同知识分子的工作有关系呢？除了我和米列克以外有谁知道呢？

    答案不难找到，然而这个回答却是严重的、残酷的：米列克叛变了，米列克招供了。最初我还抱着一线希望，也许他还没有全部供出来，等他们把另一批囚犯带上楼来时，我看见了：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费伯尔教授和他的儿子，被打得变了样、叫人难以认出的贝德日赫·瓦茨拉维克，鲍日娜·布尔帕诺娃，英德日赫·啊尔勃尔，雕塑家德伏沙克，凡是参加过或应邀参加捷克知识分子民族革命委员会的人都在这儿了。米列克把知识分子的工作全部供出来了。

    我在佩切克宫的最初几天是难熬的。但这件事却是我在这里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我期待的是死而不是叛变。无论我怎样想宽大地评判，无论我怎样寻找可以原谅的各种情况，无论我怎样想他不至于出卖，我都找不出别的说法，这就是叛变。瞬息间的动摇也罢，怯懦也罢，或者是被折磨得要死以致处在昏迷和狂乱中寻求解脱也罢，这一切都不能使人饶耍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盖世太保在第一个晚上就知道了我的名字。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安妮奇卡·伊拉斯科娃也到这里来了，原来我曾在她那儿同米列克碰过几次头。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这里会有克罗巴切克，会有什基赫医生。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得来"四○○号"，每天都会了解到一些新的情况。——一些可悲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情况。

    哼，这个人，这个曾经有骨气的人，在西班牙前线冒过枪林弹雨，在法国集中营的严酷考验中没有屈服过，现在却在盖世太保的皮鞭下吓得面无人色，为苟且偷生而出卖别人。他的勇气是那样的差，只是为了少挨几鞭子。他的信仰也同样不坚定。在集体里，在志同道合的人中间，他曾是坚强的。他之所以坚强，是因为他想着他们。现在，当他被孤立，被敌人包围，在拷问下他就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力量。他失去了一切，因为他开始只想自己了。为保住自己的躯壳，他不惜牺牲朋友。他屈从于怯懦，由于怯懦而叛变了。

    当他们在他身上搜到文件时，他没有暗下决心：宁死也不译出密码。他译了。他供出了一些人的名字，供出了一些秘密工作联络点。他把盖世太保的密探领去同什基赫会面。让盖世太保去瓦茨拉维克和克罗巴切克会晤的德伏沙克家。他供出了安妮奇卡。甚至还供出了丽达，那个曾经爱他的坚强勇敢的姑娘。几鞭子他就吃不消了，就能使他供出他所知道的事情的一半，而当他确信，我已经死了，没有人会来对质的时候，他就把其余的一半也供了出来。

    他的这种行为对我倒没有什么伤害，我反正是在盖世太保的手里了，还能怎么样呢？相反地，他的供词只是侦讯所依赖的初步线索，可以说是交出了锁链的一端，以下的环节却握在我的手里，而他们又是非常需要解开这些环节的。正因为这样，我和我们这批人中的大部分人能活到戒严期以后。

    在这个案子里，如果米列克忠于自己的职责，就不会牵连一大批人。我们两人也许早已死了，但另一些人可能活着；我们倒下去了，可另一懦夫失去了比自己生命更多的东西。米列克就是这样。他从光荣的队伍中逃跑了，连最卑鄙的敌人都瞧不起他。他虽生犹死，因为他被集体所摒弃。后来他也力求弥补一下自己的罪过，但他再也不能回到集体中来了。在监狱里被唾弃，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可怕。

    囚徒和孤独——这两个概念通常被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囚徒并不孤独。监狱是一个伟大的集体，即使用最严厉的隔离手段也不能使人脱离这个集体，如果这个人自己不把自己孤立起来的话。在这里，那些受压迫者的兄弟般的友爱具有一种坚强的力量，它把人们凝结成一个整体，锻炼他们，使他们的感觉更加敏锐。它能穿透那活着的、能说话和传递消息的高墙，把整个一层楼的牢房连结起来，这些牢房是由它们共同的苦难、共同的"哨兵"、共同的杂役以及在新鲜空气里共同的半个小时"放风"连结在一起的；利用"放风"时说一句话或做一个动作，就能探听到消息或者保住一个人的生命。在囚犯们一同去受审、一块坐在"电影院"或一道回来时，这种兄弟般的友爱将整个监狱都连在一起了。这种友爱很少是用语言而是用巨大的行动来表现的，只简单地捏一捏手或偷递一支烟就足以打破那关住你的牢笼，把你从那毁灭性的孤寂中解救出来。监狱里有手；当你受刑回来时，你会感觉到这些手在怎样支撑着你，使你不至于倒下；当敌人竭力用饥饿把你赶到死亡的边缘时，你会从这些手里得到食物。监狱里有眼睛；它们在你赴刑场时看着你，使你知道，你必须昂首阔步走去，因为你是他们的兄弟，你不应该用不坚定的步伐来削弱他们的斗志。这是一种用鲜血换来的不可征服的兄弟友爱。如果没有这种友爱的支持，你就连命运中所遭受到的十分之一的痛苦都忍受不了。无论是你或者任何别人都忍受不了。

    在这个报告里——如果我能继续写下去的话（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离去），将要常常出现作为这一章的标题的几个字："四○○号"。一开始我只把它当成一个房间，我在那里的最初几个钟头，印象是不愉快的。但这不是一个房间，这是一个集体。一个愉快的、战斗的集体。

    "四○○号"产生于一九四○年，正是反共科加强活动的时候。它是候审室——"电影院"的分院，也就是一间犯人候审室，是专为共产党人设立的，免得为了每一个问题都把犯人从一楼拖到四楼来。犯人应当经常在侦讯官旁边，这样审问起来才方便。这就是他们设立"四○○号"的目的。

    只要有两个犯人——尤其是两个共产党员聚在一起，不用五分钟就会形成一个能破坏盖世太保的一切计划的集体。

    一九四二年，"四○○号"简直就叫做"共产党中央"了。它经过了许多变迁：数千名男女同志曾在这些长凳上轮流坐过，但其中有一点却是不变的，那就是集体主义的精神、对斗争的忠诚和对胜利的信心。

    "四○○号"——这是一个远远突出在前沿的堑壕，被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成了敌人的火力目标，但从来没有闪现过投降的念头。红旗在它上面飘扬。这里表现出了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全体人民的团结一致。

    在楼下，在"电影院"里，穿着高统靴的党卫队队员来回巡逻，你的眼睛眨一眨都要被他们喝叱。而在"四○○号"里，监视我们的是捷克警官和警察局的密探，他们是以翻译的身份为盖世太保服务的，有的出于自愿，有的是反动当局派来的，有的作为盖世太保的帮凶，有的作为捷克人来履行自己的职责，但也有的介于这两者之间。在"四○○号"里，可以不用两手扶膝、两眼直瞪、挺直了身子坐着。在这里，你可以比较自由地坐着，你能够东张西望，打个手势——有时甚至可以更加随便些，但要看情况，要看是这三种人中哪一种人值班。

    "四○○号"——是最能深刻认识被称为"人"的这种动物的地方。在这里，由于死亡的逼近，赤裸裸地暴露着每一个人——那些左臂上缠着红布条的共产党犯人或共产党的嫌疑犯，同时也暴露出那些看守和在不远的房间里参加审问的人。在审问中，言语可以成为一种盾牌或一种武器。但在"四○○号"里却不能用言语来掩饰。这里重要的不是你的言语，而是你内心的一切。在你内心里只剩下最本质的东西了。

    一切次要的东西，一切能掩盖、缓和或粉饰你性格中最本质的特征的那些东西，都被临死前的旋风一扫而光。剩下的只有最简单的主语和谓语：忠实者坚定，叛徒出卖，庸俗者绝望，英雄们斗争。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力量和软弱、勇敢和胆怯、坚定和动尧纯洁和肮脏。而在这里，只能够存在其中的一种，非此即彼。假如有人想不露声色地游离于这二者之间，那他就会比一个帽子上插着黄色羽毛，手里拿着铙钹，在出殡的行列里跳起舞来的人更惹人注目。

    这种人在犯人中间有，在捷克警官和密探当中也有。审讯时，他给帝国上帝烧香，而在"四○○号"里，他也给布尔什维克"赤魔"烧香。在德国警官那里，他可以为了迫使你供出联络员的名字，打掉你的牙齿，而在"四○○号"里，他可以装出友善的样子，递给你一块面包表示关心，使你不至于挨饿。

    在搜查时，他把你的住宅抢劫一空，而在"四○○号"里，他却可以塞给你半支抢来的烟卷，表示对你的同情。还有另一种人——可以说是这类人的变种，他们从来没有主动地害过谁，但也没有帮助过谁。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性命。因此他们很敏感，这使他们成为明显的政治气压表。他们很凶或者打官腔吗？那准是德寇在向斯大林格勒进攻了。他们和颜悦色，还同犯人聊天吗？那就是形势好转：德寇准是在斯大林格勒吃了败仗。他们如果开始叙述自己原是捷克人的后裔，谈他们是怎样被迫地给盖世太保服务时，那就好极了：准是红军已经推进到罗斯托夫了。——他们中间还有这样一些人：当你快淹死的时候，他们袖手旁观；而当你自己爬上岸时，他们却欣然向你伸出手来。

    这种人感觉到了"四○○号"这个集体，并且想竭力接近它，因为他们意识到它的力量。但他们从来不属于它。还有另外一种人，他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集体的存在，我想把他们叫做刽子手，但即使是刽子手，也还是属于人的一类呀。而这些满口说着捷克话、手里拿着木棍和铁棒的猛兽，折磨起捷克犯人来，却残酷得连很多德国盖世太保都不敢看。

    他们甚至用不着伪善地借口说这是为了本民族或帝国的利益，他们折磨人和杀人完全是为了取乐，他们打掉你的牙齿、刺破你的耳膜、挖掉你的眼睛、割掉你的生殖器、敲碎受刑者的脑袋，一直把你残酷折磨致死。这种残忍找不到任何别的解释——完全是兽性的发作。每天你都见到他们，每天你都不得不同他们打交道，你不得不忍受他们的折磨，他们在场使整个空气都充满了血腥味和惨叫声，他们在场能帮助你增强信念：即使他们把罪行的见证人统统杀死，也还是逃不脱正义的审判。

    但是就在他们旁边，就在同一张桌子的后面坐着另一些人，看上去仿佛也是属于相同职务的人，这些人用大写的"人"字来称呼倒是极其正确的。他们把监禁犯人的机构变成了犯人自己的机构，他们帮助建立了"四○○号"这个集体，他们把自己的整个身心、全部勇气都献给了它。他们不是共产党员，这更显出他们精神的伟大。恰恰相反，他们从前在警察局工作时，还干过反共的事，可是后来当他们看到共产党人在跟德国占领者作斗争，便认识了共产党的力量，明白了共产党人对于整个民族的意义，从此他们便忠实地为这一共同的事业服务，并且帮助每一个坐在牢狱中的长凳上却依然忠于这一事业的人。狱外的许多战士，如果想到自己一旦落入盖世太保的手里将会经历怎样的恐怖遭遇时，可能会有些踌躇吧。但这一切恐怖情景却每日每时都出现在这些战士的眼前，每日每时他们都可能被列入犯人的行列，很可能遭到比别人更痛苦的磨难。但他们仍然毫不动摇，努力拯救了数以千计的人的生命，减轻了一些无法援救的人的悲惨命运。

    英雄的称号应属于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四○○号"永远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像数千个共产党人所见到的那样：它是那座黑暗的房子里的光明的地方，是敌后根据地，是直接在占领者的虎穴中为自由而斗争的中心。

 第五章　雕像与木偶（一）

    我向那些经历过这个时代而幸存下来的人提出一个要求。请你们不要忘记，既不要忘记好人，也不要忘记坏人。请你们耐心地收集一下那些为着自己也为着你们而牺牲了的人们的材料吧。今天终将成为过去，人们将谈论伟大的时代和那些创造了历史的无名英雄们。我希望大家知道，没有名字的英雄是没有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面貌、渴求和希望，他们当中最微不足道的人所受的痛苦并不少于那些名垂千古的伟人。希望所有这些人都能使你们感到像自己的熟人，像自己的亲人，像自己那样亲切。

    整整一代的英雄惨遭屠杀。爱他们吧，哪怕热爱其中的一个，就像热爱亲生儿女一样地爱他吧，因为他是一个为着未来而生活过的伟大的人而骄傲吧。每一个忠实于未来、为了美好的未来而牺牲的人都是一座石质的雕像。而每一个妄想阻挡革命洪流的腐朽过时的人，即使他现在带着金色的肩章，他也只能是一个朽木雕成的木偶。但也需要看看这些活木偶是多么卑鄙可怜，看看他们是多么残暴和可笑，因为这些都是将来有用的材料。

    我下面所要讲的，仅仅是些原始材料，是见证人的供词。

    这只是一些残缺不全的材料，因为我能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能有宽广的眼界的。然而这些片断却具有真实情况的本质特点：伟大与渺小，雕像与木偶。

    叶林涅克夫妇

    约瑟夫和玛丽亚。丈夫是电车工人，妻子是女仆。有必要看一看他们的住宅。朴素大方、光滑而时新的家具，小书架，小塑像，墙上挂着一些像片，房间非常洁净，洁净得难以置信。你也许会说，女主人把整个心灵放在这间屋子里了，对外界一无所知。那才不是呢。她很早就是共产党员了，她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实现那梦寐以求的正义的理想。夫妇俩都忠实地、默默无闻地工作着。在占领时期，面对艰巨的任务，他们从来没有退却过。

    三年以后，盖世太保闯进了他们的住宅。他们俩并肩站着，举起了手。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九日

    今天夜里他们要把我的古斯蒂娜送到波兰去"做工"。送去服苦役，送到那伤寒病的死亡区去。也许她还能活几个星期，或两三个月。我的案子据说已经移交法院了。这就是说，我在庞克拉茨监狱还有一个月的拘留期，以后再有不长的时间就完结了。我这个报告看来是写不完了。这些日子里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想继续写下去。不过今天是不行了。今天我的整个脑子和心都被古斯蒂娜占去了。她品格高尚、诚挚热情，她是我艰难而不安定的生活中的珍贵而忠贞的伴侣。

    每天晚上我给她唱她心爱的歌：歌唱那草原上的绿草，歌唱那光荣的游击战争，歌唱那为自由而同男子并肩作战的哥萨克姑娘，歌唱她那刚毅的英雄气概，歌唱她怎样在一次战斗中"倒了下去，再也没有站起来"。

    这就是我的战友。在这个面貌端庄、有一双脉脉含情的孩子般的大眼睛的小个子女人身上，蕴藏着多少力量啊斗争和经常的离别使我们变成了一对永恒的情侣，我们不只一次而是数百次地在生活中感受到那初次会面和初次抚摸时的激情。无论在欢乐或忧愁、激动或哀伤的时刻，我们的心总是跳动在一起，我们的呼吸总是融合在一起。

    多年来我们一块工作，完全像朋友似的互相帮助。多年来她都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个批评者。如果没有她那爱抚的目光督促着，我便很难写下去。多年来我们并肩参加过无数次斗争，多年来我们携手游逛过使我们着迷的城郊。我们经常陷入贫困，但我们也感到过极大的快乐，因为我们拥有穷人的财富：那就是内心的一切。

    你要问古斯蒂娜吗？古斯蒂娜是这样的人：那是去年六月中旬戒严时的事了。她在我们被捕六个星期以后第一次见到我，在那痛苦的六个星期里，她被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苦苦地思索着人们传给她的关于我死去的消息。她是被叫来"软化"我的。

    "您劝劝他吧，"当她同我对质时，反共科的科长对她说。

    "劝劝他，让他放聪明点。不为自己着想，至少也应该替您想想呀。给你们一小时的时间考虑。如果他还是这样的顽固，今天晚上就把你们俩都给枪毙了。"

    她用爱抚的目光瞟了我一眼，然后简捷地回答："科长先生，这对于我不是恐吓，倒正是我的最后请求。

    你们如果要处决他，把我也一起枪毙好啦。"

    这就是古斯蒂娜。这就是爱情和坚贞。

    他们能夺走我们的生命，不是吗，古斯蒂娜？但是他们夺不走我们的荣誉和爱情。

    啊，人们呀，你们能够想象出我们将会怎样生活吗，假如我们度过了这番苦难而又相逢在一起的话？假如我们在闪耀着自由和创造的美好生活里又重逢的话？假如我们在如此渴望并为之努力的，而今要为它赴汤蹈火的美好生活一旦实现之后又相聚在一起的话？啊，即使我们死了，我们也仍将分享你们巨大幸福中的一小部分，因为我们为这个幸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欢乐所在，虽然人世间的分别是悲哀的。

    他们不允许我们俩告别，也不让我们拥抱和握手。只有把查理广场同庞克拉茨监狱联系在一起的监狱集体，给我们俩传递彼此命运的信息。

    古斯蒂娜啊，你知道，而我也明白，我们大概再也不会见面了。可是我依然听到你从远处传来的喊声：再见吧，我亲爱的。

    别了，我的古斯蒂娜。

    我的遗嘱

    我除了书橱以外，别的一无所有。但盖世太保把它捣毁了。

    我写过许多文学评论和政论文章、报告文学作品、文艺短论、戏剧评论和发言稿。其中有许多是关于某个时期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逝。这些可以不去管它。但也有些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我希望古斯蒂娜把它们整理出来。不过现在这个希望也难于实现了。因此我请求我忠实的朋友拉迪斯拉夫·什托尔把它们收集、整理成五个集子：一、政论和论战集；二、国内报告文学选集；三、苏联报告文学选集；四和五、文艺和戏剧的评论和专论集。

    这些作品大部分可在《创造》杂志和《红色权利报》上找到，有些发表在《树干》、《泉源》、《无产阶级文化》、《时代》、《社会主义者》、《先锋队》及其他杂志上。

    在出版家吉尔加尔（我爱他那毋庸置疑的勇气，敢于在占领时期出版我写的《战斗的鲍日娜·聂姆曹娃》）那里，有我写的论尤利乌斯·泽耶尔的论文。另外一部分关于沙宾纳的专论和关于扬·聂鲁达的札记，藏在叶林涅克夫妇、维苏希尔和苏哈涅克夫妇住过的房子里。现在这些人大部分已经不在世了。

    我还着手写了一部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篇小说。有两章在我的父母那里，其余的大概已经散失了。我在盖世太保的卷宗里看见了我的几个短篇小说的草稿。

    我嘱咐未来的文学史家要爱护扬·聂鲁达。他是我们最伟大的诗人，他的眼光已远远地超越过了我们这个时代而看到了未来。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一部著作是理解他和肯定他的功绩的。需要向读者指出聂鲁达是一个无产者。人们总把他同小城区那种庸俗的田园诗联系在一起，而看不到，对于这个有着"田园诗情调"的古旧的小城区说来，聂鲁达是个"逆子"；他们看不到，聂鲁达出生在小城区和斯米霍夫区的边界上，在工人住宅区里长大；他们看不到，他为了写《墓地之花》而到小城区的墓地去，必须经过林霍夫尔工厂。看不到这些你就无从了解从写《墓地之花》到《一八九○年五一节》的聂鲁达。有些批评家，甚至像沙尔达这样有眼光的批评家，竟然认为聂鲁达的新闻工作妨碍他的诗歌创作。

    这真是无稽之谈。相反，正因为他是新闻记者，他才能写出像《谣曲与故事诗》、《星期五之歌》以及大部分《平凡的主题》这样的壮丽诗篇。新闻记者的工作也许使人疲惫，耗费精力，但却使聂鲁达同读者接近，对他写诗有帮助，特别是对聂鲁达这样一个正直的记者来说。聂鲁达如果离开了仅有一天的生命力的报纸，或许能写出许多诗集来，但却不能写出一本像他现在创作的超越本世纪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

    也许有人能够完成我对沙宾纳的论述。这是值得做的。

    我想用自己的全部劳动所得，来保障我的父母度过美好的晚年，以报答他们的爱和他们平凡而高贵的品质。当然我的全部劳动并不是仅仅为了这个目的。希望他们不要因我不在他们身边而感到忧郁。"劳动者死了，但劳动果实却长存。"

    在围绕着他们的温暖和光明中，我将永远在他们身旁。

    我请求妹妹莉芭和维尔卡，用自己的歌声来帮助父母忘却我们家中的损失。她俩从家里来佩切克宫探望我们时已经流了不少眼泪，但欢乐却活在她们心中，为了这个我爱她们，为了这个我们彼此相爱。她们是欢乐的传播者——愿她们永远是欢乐的传播者吧。

    以及继我们之后参加斗争的同志们，我紧紧地握你们的手。我替我自己也替古斯蒂娜握你们的手。我们已经尽到了自己应尽的义务。

    再重复一遍：我们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战斗，我们也将为欢乐而死。因此，永远也不要让悲哀同我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尤·伏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九日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案子已经结束并签了字，我在法院侦查员那儿的事昨天就结束了。一切进行得比我预料的更快。他们似乎在抓紧办理。同我一起被起诉的还有丽达·普拉哈和米列克。米列克的叛卖行为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便宜"。

    在侦查员那里是那样严厉而冷酷，单是那副样子就叫人寒心。在盖世太保那里还可以感觉到有点生活，虽然是可怕的，但毕竟还算是生活。那里甚至有热情，一边是战士的热情，另一边是猎人的、掠夺者的，或者简直就是强盗的热情。

    另一边的这种热情中甚至还有人有一种类似信仰的东西。可是在这里，在侦查员那里，却只是一个例行公事的衙门。外衣翻领处的那个大卐字章表明了他内心并没有信仰。它不过是一种盾牌，在它后面躲着一个可怜的小官吏，他总想苟且偷安地度过这个时代。他对被告既不好也不坏，既不笑也不愁。他只是例行公事。他没有血，只有一种稀薄的液体。

    他们写了报告，签了字，分条列目都弄好了。理出了我的六大罪状：阴谋颠覆德意志帝国、准备武装暴动……不知道还有些什么。其实只要有其中随便哪一条就足够了。

    十三个月来，我就在这里为同志们和我自己的生命斗争。

    我斗争得既大胆又狡黠。他们把"北方人的狡黠"列入他们的惩办条款中。我想在这一点上我是可以承认的。我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除了狡黠之外，手里还有斧头。

    这次较量算结束了。现在只需要等待。大约再有两三个星期起诉书就可编造出来，然后启程到帝国去等候审问和判决，最后还有一百天等着处死。前景就是这样。这么一来，我还有四个月或者五个月的生命。在这个时期内，可能有很多变化。一切都可能改变。可能的。在监狱里我很难判断这个。

    而监狱外面一些事情的迅速发展也可能加快我们的死亡。因此，情况还是一样。

    这就是希望和战争在赛跑。死和死在竞赛。是谁的死来得快：是法西斯的死还是我的死？这难道只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问题吗？不是的，几十万囚犯，几百万士兵，整个欧洲以及全世界亿万人民都提出了这个问题。有的人希望大一些，有的人希望小一点。但这都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的现象。正在崩溃的资本主义用恐怖统治着整个世界，致命的灾难威胁着每一个人。那些幸存下来的人能够说："我活过了法西斯时代。"而在说这话之前，几十万人——而且是些怎样的人——却正在倒下去。

    决定性的时刻只剩下几个月了，不久就只剩下几天了。正是这些日子显得特别残酷。我常常在想，做最后的一名士兵，在战争的最后一秒钟里，被最后的一粒子弹射入他的胸膛，这该是多么懊丧的事啊但总得有人当这最后的一个呀。假如我能知道，那最后的一个就是我的话，我情愿马上就去赴死。

    我在庞克拉茨监狱里逗留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了，已经不允许我把这个报告写成我希望的那样。我必须写得更简短些。这个报告与其说是整个时代的见证，毋宁说是对一些人的见证。我想这点是更为重要的。

    我从叶林涅克这对夫妇开始写我的人物——这是两个普通人，平时谁也看不出他们是英雄。在被捕的那会儿，他们俩并肩站着，他面色苍白，她的双颊带有肺结核患者的红晕。

    当她看到盖世太保在五分钟内就把那陈设整齐的房间弄得个乱七八糟的时候，她的眼睛显得有些惊恐。随后她慢慢地转过头来问自己的丈夫："佩巴，现在怎么办？"

    向来寡言少语、词不达意、一说话就激动不安的约瑟夫，这时却平静而毫不紧张地答道："我们去死，玛丽亚。"

    她没有喊叫，也没有摇晃，只用一种美丽的姿态把手放了下来，就在枪口对准他们的情况下，把手递给了他。为此，她同她丈夫的脸上都挨了第一拳。她擦了擦脸，惊奇地看着这几个不速之客，带着几分幽默的口气说："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她的声音逐渐强硬起来。"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原来是这样的野蛮人。"

    她说得很对。几个钟头之后，她被打得不省人事，被带出了"审讯官"办公室。但他们并没有能够从她嘴里掏出一点东西，不仅这一次，后来也永远没有。

    我不知道，在我躺在牢房里不能受审的那些日子里他们俩的情况怎么样。但我知道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们俩什么也没说。他们等待着我。后来佩巴还有很多次被他们捆绑起来，打了又打，但他没有吭一声，直到我能悄悄地告诉他，或者至少跟他递个眼色，暗示他哪些可以说，或者应该怎么说，以便搅乱他们的审问时为止。

    我在被捕之前，知道玛丽亚素来是一个富于感情、爱哭的女人。但在盖世太保监狱里的整个期间，我却从来没见到过她眼里含有泪水。她很爱自己的家，但当狱外同志为了安慰她，让人转告她说，他们知道谁偷走了她家的家具，并且正在密切监视盗窃者的时候，她却回答说："家具随它去吧。请他们不要在这上面费心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们办。现在他们必须代替我们工作。首先应当把最主要的事料理好。如果我能活下来，我自己会把家料理好的。"

    一天，他们把这对夫妇分头押走了。我打听过他们俩的下落，但只是徒劳。在盖世太保那里，人们无影无踪地死去，却在千百座墓地里播下了种子。唉，这可怕的播种，将会有怎样的收获呢。

    玛丽亚最后的嘱托是：

    "上级，请转告外面的同志，不要为我难过，也不要被这件事吓祝我做了工人阶级要求我做的一切，我也将按照它的要求去死。"

    她"只不过是一个女仆"。她没受过古典文学的教育，也不知道从前有人曾经说过："过路人，请告诉拉刻代蒙的人们，我们依照他们的嘱托，倒在这里牺牲了。"·维苏希尔夫妇他们和叶林涅克夫妇住在一幢楼里，两家紧挨着。他们也叫约瑟夫和玛丽亚，是一个下层小职员的家庭，他们俩都比邻居的年岁稍大些。约瑟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应征入伍时，还是努斯列区里的一个十七岁的高个子青年。几个星期后，人们把他抬回来时已经打碎了一个膝盖，后来一直没治好。他同玛丽亚是在布尔诺一个野战医院里认识的，那时她是个护士。她比他大八岁，玛丽亚同她的前一个丈夫生活得很不幸，于是便离开了他。战争结束后，她就同约瑟夫结了婚。她对待他的态度始终像护士，又像母亲。他们俩都不是无产阶级家庭出身，也没形成一个无产阶级家庭。他们通向党的道路是比较艰难复杂的，——但他们终于找到了党。

    像许多类似的情形一样，这条路是通过苏联达到的。早在德寇占领以前，他们就明白了应该朝哪个方向努力。他们曾在家里掩护过一些德国同志。

    在最困难的年代里——苏联被入侵和一九四一年的第一次戒严期间，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就在他们家开过会。经常在他们家借宿的有洪扎·齐卡和洪扎·切尔尼，而以我的次数为最多。《红色权利报》的许多文章就是在这里写的，许多决议是在这里通过的，就在这里我第一次认识了"卡雷尔"——切尔尼。

    他们夫妇俩都非常谨慎小心，遇到什么意外情况时——在地下工作中是经常会出现各种意外情况的——他俩总是知道该怎样处理。他们做这方面的工作很内行。谁也不会想到，这么一个好心肠的高个子铁路小职员维苏希尔和他的太太会参与这种犯禁的事情。

    然而他在我之后不久竟被捕了。我在狱中第一次看见他时，感到惶恐不安。万一他供出来，那一切就会受到多大的威胁。但他沉默不语。他被抓到这里来，是因为他把几张传单给了一位朋友。——关于他盖世太保除了知道几张传单之外什么也不知道。

    几个月后，由于有人出卖，盖世太保知道了洪扎·切尔尼曾住在维苏希洛娃的妹妹家里，于是他们用尽各种手段把佩彼克"审问"了两天，想从他那里探听到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的踪迹。第三天佩彼克来到"四○○号"，小心翼翼地坐到一个座位上，因为新的伤口使他非常难于坐下。我用疑问但同时也是鼓励的目光不安地望着他。他用努斯列区人那种简明的语句愉快地回答说："只要脑袋不肯，那么嘴或屁股都不会说出来的。"

    我很熟悉这个小家庭，我知道他们俩是怎样地相亲相爱，当他们俩不得不分别哪怕是一两天时间，他们都是多么闷闷不乐啊如今几个月过去了——在那个米赫列区舒适的住宅里，这些日子对于那个已经到了觉得孤独比死更为可怕的年龄的女人说来，该是多么沉重啊她做梦也在想怎样营救自己的丈夫，幻想他怎样回到这个小小的充满着田园乐趣的家庭里来，回到他们有点可笑地相互称呼"小妈妈"和"小爸爸"的家里来。她终于重新找到了唯一的道路：继续工作，为了自己，也为了他。

    一九四三年新年之夜，她独自坐在桌子旁边，把丈夫的照片摆在他平常坐的那个地方。当午夜的钟声敲响时，她和丈夫的酒杯碰了杯，祝他健康，愿他早日归来，希望他活到解放。

    一个月后，她也被捕了。这个消息使"四○○号"里的许多人都感到震惊。因为她是狱外联络员之一。

    可她没有供出一个字来。

    他们没有拷打她，因为她病得很厉害，经不起他们的拳打脚踢。可是他们用了更可怕的手段：用想象来折磨她。

    在她被捕前几天，他们就把她丈夫送到波兰去做苦工了。

    审问时，他们对她说：

    "您瞧，那边的生活多苦呀。即使十分健康的人也都够呛，何况您丈夫还是个残废。他会受不了的，很难熬下去。他会在那边什么地方死去的，那您就再也见不到他啦。像您这样的年纪，还能再找到谁呢？如果您放聪明点，把您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那我们立刻就可以把他给您放回来。"

    他被发放到那边的什么地方去了，我的佩彼克。可怜的人啊谁知道他会怎样死去呢？他们杀了我的妹妹，又要杀我的丈夫，留下我独自一个人，完全孤独的一个人。是的，我这样的年纪，还能再找谁呢？……我将要独自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下去……我能保住他，能让他们把他还给我……但是，要用这样的代价？如果这样做，我就不再是我了，他也不再是我的"小爸爸"了……她没有供出一个字来。

    她不知在什么地方，在盖世太保设立的无数流放组中的一个组里消失不见了。紧接着又传来了佩彼克在波兰死去的消息。

    丽达

    我头一次到巴克萨家里去是在一个晚上。家里只有约什卡和一个目光伶俐的女孩子，大家都叫她丽达。她可以说还是个孩子，一直好奇地注视着我的大胡子，显然她很满意，因为屋子里增添了一位能同她闲谈一会儿的有趣的生客。

    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她原来已经十九岁了，是约什卡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她姓普拉哈，但她却一点也没有这个姓的特征，她常在业余剧团演戏，非常喜欢舞台生活。

    我成了她所信赖的人，根据这一点我意识到自己在她眼中已经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了。她把自己那些青年人的痛苦和梦想都告诉了我，并且经常跑到我这里来，把我当作她同姐姐、姐夫吵嘴时评判是非的仲裁者。她像许多少女一样是性急的，也像最小的孩子一样是被娇惯了的。

    我在隐居了半年之后，头一次上街散步就是她陪着去的。

    一个上了年纪的跛脚老头同自己的女儿一道散步，比自己一个人走路会更不惹人注意，因为路上的人多半是看她而不看他的。因此，第二次又是她陪我散步，还陪我去进行第一次秘密接头，陪我去秘密联络点。这样一来——正如起诉书中所说的——她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的联络员。

    她喜欢做这种工作。但她并不关心这种工作的意义和好处。她只觉得这是一种新奇的、有趣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带有几分冒险味道的工作。这对她就够了。

    我一直让她做一些零碎的小事，我不想告诉她太多。假如她一旦被捕，一无所知比意识到"有罪"对她是更好的保护。

    但丽达越来越熟悉这个工作了。她能够担负起比只是去叶林涅克家跑跑，送个通知这类事情更为重要的事了。她已经到了该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工作的时候了。我开始向她上课。这是一门课程，完全正规的课程。丽达勤奋而又愉快地学习着。表面上她仍是一个快乐、轻率，甚至还有点淘气的少女，但内心已经不一样了。她在思索，她在成长。

    在工作中她认识了米列克。他曾经担负过一部分工作，但他善于自吹自擂。这使丽达对他发生了好感。她也许没看透米列克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就连我也没有看透。主要是由于米列克所担负的工作和他那表面的信仰，使丽达和他比和别的青年人更接近起来。

    对事业的忠诚，在丽达的心里迅速地生长并扎下了根。

    一九四二年初，她开始结结巴巴地谈到她想入党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忸怩不安。也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严肃地对待一个问题。我还拿不定主意，还想再教育教育她。需要再考验考验她。

    一九四二年二月，她被中央委员会直接吸收入党了。在一个严寒的深夜，我们一同回家。平时爱说话的丽达，今天却沉默着。走到离家不远的田野里，她突然停下来，用轻得使你能同时听到每一片雪花飘落在地上的声音说："我知道，今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从现在起，我不再属于我自己了。我发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决不变节。"

    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她果然没有变节。

    她担任中央委员之间最忠实的联络员。她经常接受最危险的任务：重新接上断了的关系，营救处境危险的同志。当我们的秘密联络点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候，丽达就会像鳗鱼似的游到那里去巡视一番。她像从前一样做着这一切，自然、快乐而无忧无虑，——然而内心却隐藏着坚定的责任感。

    在我们被捕后的一个月她也被捕了。米列克的招供，使盖世太保注意到了她，他们没费多大劲就查清楚了，丽达曾经帮助自己的姐姐和姐夫转移并转入地下。她摇头，发脾气，装成一个轻浮的少女，仿佛她连想都没有想过做这些越轨的事和它所能引起的严重后果。

    她知道很多，但一点也没有供出来。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她在狱中也不停顿地工作。环境变了，工作方式变了，甚至任务也变了。但对于她来说尽党员的义务却没有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决不袖手旁观。她仍那样忘我地、迅速而准确地完成所有的嘱托。如果需要有人去为外面的同志打掩护，丽达就会带着一种天真的模样，把某种"罪过"承担下来。她当上了庞克拉茨监狱的杂役。几十个素不相识的人都靠了她而免遭逮捕。约莫一年以后，他们在她身上搜到一张纸条，她的这个"职业"就断送了。

    现在她同我们一道去帝国受审。她是我们这批人中唯一有希望活到解放的人。她还年轻。要是我们不在人间，请你们千万别让她掉了队。她需要多多学习。应该教育她，不允许她停滞不前。要给她指引前进的道路，不允许她骄傲或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她在最困难的时刻经受住了考验。她经过了烈火的冶炼，证明她是用一种优质的金属造成的。

    主管我的警官

    这不在雕像之列。他是一个木偶，一个有趣的、比较重要的木偶。

    如果你十年前坐在葡萄街"弗洛拉"咖啡馆里用钱在桌上敲敲或叫一声："领班的，收钱。"突然就会在你身旁出现一个穿着黑礼服的瘦高个子，像条蜥蜴似的弯弯曲曲地在桌椅之间迅速而无声地穿过来，立刻将帐单交给你。他有野兽那种敏捷而轻巧的动作，一双锐利的兽眼，什么都不会放过。

    你甚至无须说出自己的愿望，他就会给你指挥侍者："第三桌，要一大瓶白丁香"，"右边靠窗那桌，一碟点心和一份《国民新闻》"。对于顾客说来，他是一个好的领班，对于其他雇员说来，他是一个好同事。

    但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他。我认识他是在很久以后，在叶林涅克家里。这时他的手里已经握着手枪而不是铅笔了。他指着我说："……我对这个人最感兴趣。"

    说实在的，我们两人彼此都感到兴趣。

    他天生机智，同其他盖世太保相比另有一种特长：善于辨认各式各样的人。因此，他在刑事警察中无疑能获得成功。

    小偷、杀人犯、社会渣滓，大概都会在他面前毫不迟疑地坦白交代，因为这种人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性命。但这样一种只顾自己性命的人，落到政治警察的手中却是很少的。在这里，警察的奸计不仅要对付被捕者的反奸计，而且还要同远比这个大得多的力量：同他的信念，同他所属的那个集体的智慧进行较量。对付这些，就不是奸计甚至殴打所能奏效的了。

    你很难在"主管我的警官"身上找到坚强的信念，正像你也很难在其他盖世太保身上找到这种信念一样。假如能在他们某个人身上找到一种信念的话，那它也是出于愚蠢，而不是来自人的智慧、思想修养和知识。如果总的说来，他们仍然做得颇为成功的话，那是因为这一斗争持续得太久，太受空间的限制，因而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地下斗争的条件更为困难。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曾经说过，能经受住两年地下斗争的考验的人就是一个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在俄国，如果火烧到莫斯科城下，他们还可以转移到彼得堡去，或者从彼得堡再转到敖德萨，消失在谁也不认得他们的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可是在这里，你只有一个布拉格，除了布拉格还是布拉格，城里大约有一半人认识你，他们能集中起全部奸细来对付你。虽然如此，我们却坚持了这么多年，毕竟还有好些同志已经做了五年地下工作而没有被盖世太保发现。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不少东西，经验丰富了，同时也是因为敌人虽然强暴、残酷，但他们除了屠杀之外，并没有更多的本领。

    Ⅱ一Ａ１科里的三个人是以极端残酷地摧毁共产主义事业而闻名的，他们都佩着黑、白、红三色绶带，表示在战争中反对内部敌人特别勇猛。这三个人就是弗里德里希、赞德尔和"主管我的警官"约瑟夫·博姆。他们很少谈到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知道的很少。他们不是为着政治信仰在战斗，而是为了自己，因此他们各有一套。

    赞德尔是一个老在发脾气的矮个子，他也许比别人都会耍警察手段，但他更贪财。有一次他从布拉格调到柏林，没几个月他又要求调回原单位。因为在帝国的首都供职对他说来是降级，也有经济上的损失。在黑暗的非洲或布拉格这样的殖民地当差，他就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官了，也能有更多的机会来充实他的银行存款。赞德尔是勤于职守的，为了表现自己的勤奋，他经常喜欢在吃午饭时审问犯人。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人家瞧见他私下里还有更热衷的事情。谁落在他手里都是不幸的，但是如果谁家里有存折、股票之类的东西，就会更加不幸。这人准会在短时间内死去，因为存折和股票都是赞德尔心爱的东西。他被认为是这一行里精明内行的官员。（他的捷克助手和翻译斯莫拉却跟他略有不同，是个文明强盗：谋财，不害命。）弗里德里希是一个黑脸膛的瘦高个子，有着一双狠毒的眼睛和凶恶的狞笑。早在一九三七年他就作为盖世太保的特务进入共和国，杀害流亡在这里的德国同志们。他特别喜欢死人。在他看来无罪的人是没有的。凡是跨进他办公室门槛的人，都是有罪的。他喜欢通知妇女们，说她们的丈夫已经死在集中营里或被处决了。他喜欢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七个小小的骨灰盒给受审者看："这七个人都是我亲手处死的。你将是第八个。"

    （现在已经有第八个了，因为他杀死了扬·日什卡。）他喜欢翻阅那些旧的案卷，看到被处死者的名字就满意地对自己说："肃清了。肃清了。"他喜欢折磨人，特别喜欢折磨女人。

    他嗜好奢华——这只不过是他的警察活动的附带的目的。假如你有一所陈设漂亮的住宅，或者一家衣料商店，那就只会加速你的死亡，一切就是这样。

    他的捷克助手聂格尔，大约比他矮半个头。他们之间除了个子高矮之外，没有什么差别。

    博姆是主管我的警官，他对钱和死人都没有什么特别嗜好，然而他处死的人不见得比前两个人少。他是一个冒险家，总想出人头地。他在盖世太保那里干了很久。他原是"拿破仑餐厅"的招待员，贝兰的党徒们经常在这里举行秘密集会，贝兰本人没有向希特勒报告的事，博姆却去做了补充。可是这哪能比抓人、掌握人的生杀大权和决定人们全家命运这样的事更引人注目呢。

    他倒不一定非要悲哀地了结一些人才感到过瘾，可是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出人头地的话，那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对于一个追求赫罗斯特拉托斯荣誉的人说来，美和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建立了一个也许是最大的奸细网。他是一个带着一大群狼犬的猎人。他捕猎往往只是为了爱好。他认为审问是最枯燥乏味的事。他最感兴趣的是抓人。然后看着人们站在他面前，听候发落。有一次，他逮捕了两百多个布拉格的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工人、司机和售票员，他赶着他们在铁轨上走，阻碍了交通，扰乱了运输，他却感到极大的快慰。后来，他又把其中一百五十人释放了，夸口说这一百五十个家庭会把他当作大恩人。

    博姆经常处理一些涉及人多、但意义不大的案件。我是偶然落到他手里的，这是一个例外。

    "你是我办过的最大的案子，"他常常坦率地对我说，他感到骄傲的是我被列入最量大的案件中了。这或许是我生命得以延长的原因。

    我们相互尽力地、不断地说谎，但也不是毫无选择的。我总知道他在撒谎，而他却只有某些时候才知道我在撒谎。当谎言十分明显时，我们便不约而同地停止它而谈别的什么问题。我想，对他说来，重要的并不是确定真凭实据，而是不要给这个"重大案件"留下什么阴影。

    他并不认为棍棒和铁链是审讯的唯一手段。他还比较喜欢针对"自己的"对象的情况采取劝诱或恫吓的办法。他倒从来没打过我，除了头一天晚上以外。但当他认为必要时，他会借别人的手来打我的。

    的确，他比别的盖世太保有趣和狡黠得多。他的想象力比较丰富，并且善于运用它。我们常常乘车去布拉尼克进行荒唐的对话。也常坐在花园的一个小饭馆里，观看川流不息的人群。

    "我们逮捕了你，"博姆富有哲理地说，"你瞧，周围有什么东西改变了吗？人们走着，笑着，想着自己的心事，世界还像从前一样照样继续存在下去，就像不曾有过你这个人似的。在这些行人里，一定还有你的读者，——你想想，他们难道会因为你而多添一条皱纹吗？"

    还有一次，在审问了我一整天之后，他把我塞进汽车，领我去逛暮色苍茫的布拉格，经过聂鲁达街来到赫拉德恰尼："我知道，你爱布拉格。好好瞧瞧它吧。你难道再也不想回到它的怀抱里吗？它是多么美啊纵使你不在人间了，它也依旧这样美……"他很会扮演诱惑者的角色。夏天傍晚，布拉格已经散发着初秋的气息，它被淡蓝色的轻烟笼罩着，犹如成熟了的葡萄，又像葡萄酒那样醉人。我愿意看着它直至世界的末日……但是我打断了他的话："……等到你们不在这里了，它会变得更美呢。"

    他冷冷一笑，这个笑与其说是狠毒的，倒不如说是有点凄惨，他说："你真是个玩世派。"

    后来他还常常回到这天晚上的话题上来："等到我们不在这里了……这就是说，你仍然不相信我们会胜利吗？"

    他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本身就不相信他们会胜利。我向他讲起苏联的力量和它不可战胜的道理时，他注意倾听着。这是我最后几次"审讯"中的一次。

    "你们每杀死一个捷克共产党员，也就是毁灭德国民族未来希望的一部分，"我不只一次对博姆说。"因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拯救德国民族的未来。"

    他摆了摆手。

    "如果我们失败了，谁也救不了我们。"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来，"你瞧，这最后三颗子弹，我将为自己保留着。"

    ……这不仅是对这个木偶的刻画，而且也是在刻画那个日薄西山的时代了。

    吊裤带插曲

    对面牢房的门旁挂着一副吊裤带。男人用的十分普通的吊裤带。我素来就不喜欢用这种东西。可是现在，每当有人打开我们牢房门的时候，我总是高兴地望着它：我在那上面看到了一线希望。

    他们把你抓来关进牢房，也许很快就把你处死，但他们首先得把你的领带、皮带或吊裤带之类的东西拿去，免得你上吊（其实用床单也可以很方便地上吊）。这些寻死的危险工具一直搁在监狱的办公室里，直到盖世太保中的惩罚女神决定了把你押解到到处去做苦工、去集中营或赴刑场的时候。这时他们就把你叫去，郑重其事地将这些东西发还给你。但不许带进牢房里去，只能挂在门的旁边或者门前的栏杆上，一直挂到你离开为止。因此它就成了这个牢房的一个居住者即将被迫旅行的明显标记。

    对面那副吊裤带正出现在我得知古斯蒂娜的命运被确定的那一天。对面牢房里的一个朋友，将跟她坐同一辆囚车去做苦工。车还没开，突然决定延期了，据说准备去做苦工的地方被炸了。（又是一个好的预兆。）车什么时候再开，谁也不知道。也许今天晚上或许明天，说不定过一个星期或过半个月。对门的吊裤带一直挂在那儿，我见到它，就知道古斯蒂娜还在布拉格。因此我常常带着欢乐和爱恋的心情，像瞧见古斯蒂娜的朋友似的瞅着这副吊裤带。她赢得了一天、两天、三天……谁知道，说不定会有好结果。也许她多留一天，就有得救的希望。

    我们每个人在这儿都过着这样的生活。今天，一个月以前，甚至一年以前，我们就眼巴巴地想望着明天，把希望寄托在明天。一个人的命运已被决定，后天就要被枪决。——可是，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只要活到明天，明天一切都可能改变，一切都是那么不稳定，谁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明天过去了，几千个人倒下了，对于这几千个人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明天了，而活着的人却继续怀着原来的希望活下去：明天，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种情绪产生着最难令人置信的传闻，每个星期都出现关于战争结束的乐观的预测，每个人都乐意传播这种谣言，一传十、十传百地扩散着。每个星期庞克拉茨监狱都在窃窃私语传播着那些耸人听闻的消息，大伙儿都很乐意去听信这类东西。应当同这种倾向作斗争，摒弃这些没有根据的希望，因为这种希望不仅不能增强人们的斗志，相反地却削弱了斗争性。因为乐观主义不需要、也不应该寄托在谎言上，而应该靠真理，靠对胜利的坚定不移的预见。应该在内心抱着这么一个希望：希望有那么一天能成为决定性的日子，希望自己能获得这么一天：能闯过生死关头，从威胁着自己的死亡中走回到不愿离弃的生活中来。

    人生是这么短促。而在这里却希望日子过得快些，更快些，越快越好。那迅速流逝、一去不复返的、不可遏制地迫使我们接近衰老的时光，在这里却成了我们的朋友。这是多么奇怪啊明天很快变成了昨天。后天又即将成为今天。日子就是这样流逝着。

    对面牢房门旁的吊裤带仍旧挂在那儿。

 第六章　一九四二年的戒严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这里说的是整整一年以前的事了。

    受审后，他们把我带到下面的"电影院"里。在"四○○号"，每天的日程是这样的：中午下到一楼去吃从庞克拉茨监狱送来的午饭，下午又返回四楼。但那天我们却没再回到楼上去。

    坐下来吃饭。长凳上坐满了犯人，他们忙着用羹匙往嘴里送饭。从表面上看一切都近乎常情。如果明天就要死去的人，在这一瞬间都变成了骷髅，那么羹匙碰着陶制的盘子发出的叮当声，就会立即淹没在骨头的脆响和下巴单调的咯咯吱吱的声音里了。然而谁也没有预感到这个。每一个犯人都极其贪馋地吃着，尽量保养好身体，争取再活几个星期、几个月、几年。

    几乎可以说，天气很好。但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接着又平静下来。只有从看守们的脸上可以看出发生了什么事。而后来的迹象就更为明显：把我们叫出去整队向庞克拉茨出发。

    在中午回去，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想想看，当你被一些你不能回答的问题弄得疲惫不堪时，让你有半天的时间不去受审，——这简直是天大的恩典啊我们就是这样感觉的。可是事实上并不然。

    在走廊上我们碰到了啊利亚什将军。他的眼睛惊恐不安，瞧了我一眼，尽管周围有看守，他却悄悄地说道："戒严了。"

    犯人只能有几秒钟的时间来传递最重要的消息。啊利亚什已经来不及回答我的无声的询问了。

    庞克拉茨监狱的看守对我们提前回来表示惊奇。我觉得带我回牢房的那个看守比别的看守更可靠些。我虽然没有弄清楚他是谁，但我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摇摇头，表示他一点都不知道。也许是我听错了，是的，这是可能的。这倒使我安心了。

    但是晚上他又来了，他朝牢房里看了看："您说对了。暗杀亨德里希。重伤。布拉格戒严。"

    第二天大清早，我们在楼下走廊里整队出发去受审。维克托·西涅克同志和我们在一起，他是最后一个还活着的党中央委员，是一九四一年二月被捕的。穿着党卫队队员制服的高个儿的管钥匙的人，把一张白色的纸片在维克托面前晃了晃，只见纸上写着这样几个大字："Ｅｎｔｌａｓｓｕｎｇｓｂｅｆｅｈｌ。"(德语："释放令。")那个管钥匙的人嘿嘿地笑着说："瞧见吗，犹太人，你总算等到了。释放令。嚓……"他把手指头横放在脖颈上，表示维克托的脑袋将从这儿飞出去。维克托的哥哥奥托·西涅克是一九四一年戒严期间第一个被处决的。而维克托自己则是一九四二年戒严期间的第一个牺牲者。他被带到毛特豪森去了。按他们漂亮的说法，是去当靶子了。

    从庞克拉茨监狱到佩切克宫往返的路上，现在成了干百个犯人的刑常在囚车里警戒的党卫队队员要"为亨德里希报仇"。没等汽车开出一公里，十来个犯人就被枪托打得头破血流。我坐在车上，倒对其他犯人有好处，因为我下巴上蓬松的胡须能吸引党卫队队员的注意力，他们老想玩弄我的胡子。他们像汽车摇晃时抓吊环似地抓住我的胡子玩耍，这成了他们最喜欢的娱乐之一，对我来说，这倒是一种不坏的受审训练。每次审问看起来是根据总的形势进行的，而结束时总是那么一成不变的话："要是你明天再不放聪明点，那就要枪毙你了。"

    这话一点也吓唬不了我。每天晚上都能听到楼下走廊里喊犯人的名字。五十个，一百个，两百个，一会儿这一批带着手铐脚镣的人就像被赶去屠宰的牲口似地装上了大卡车，运到科贝里斯去集体枪决。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呢？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罪。他们被捕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参与过任何重大事件，对他们没有什么可审问的。可是既然逮捕了，只好处决完事。在暗杀事件发生前两个月，有一个同志对其他九个人读了一首讽刺短诗，于是他们一下子全都给抓了起来，以赞扬暗杀事件的罪名统统给运去枪毙了。半年前，一位妇女因有散发传单的嫌疑而被捕。她不承认这事。于是就把她的兄弟姐妹以及姐妹们的丈夫和兄弟们的妻子全都抓来枪毙，因为杀尽全家是这次戒严时期的口号。一个错抓来的邮电职工，正站在楼下墙边等待释放，听见喊他的名字，他便随声应到。但是他们却把他排到判处死刑的那一队人里拉出去枪毙了。第二天才弄清楚应该枪毙的是另一个同名的犯人，又把那一个人也拉出去枪毙，这件事才算完结。还犯得上费工夫去核对人们的档案材料，使人的生命有所保障吗？有谁能坚持这点呢？当整个民族的生存权利都被剥夺了的时候，这又有什么用呢？

    那天晚上我从受审的地方回来很迟。楼下墙边站着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他的脚旁放了一个小包袱。我很清楚，他也很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互相握了握手。上楼以后，我从走廊朝下再看了他一眼：他站在那儿，安详地微倾着头，眼睛凝视着远方，那目光穿越了自己的全部生活。半小时后就听到传唤他的名字……几天以后，还是在这墙边，又站着米洛什·克拉斯尼，一个英勇的革命战士，他是去年十月被捕的。酷刑和隔离都没有能使他屈服。他侧过头去，给站在他背后的看守平心静气地解释着什么。他瞧见了我，笑了笑，点点头向我告别，又继续同那个看守说："这对你们一点用也没有。我们还会有很多人牺牲，但失败的终将是你们……"后来，有一天中午，我们站在佩切克宫的楼下等吃午饭，啊利亚什被带了进来。他腋下夹着一张报纸，微笑地指着报纸对人们说，刚才在报上读到了他与暗杀策划者有牵连的消息。

    "真是胡说八道。"他简短地说了一句就开始吃饭了。

    晚上他和其他一些犯人返回庞克拉茨监狱时，还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这件事。一小时后，他从牢房里被押走送到科贝里斯去了。

    死尸越堆越高。已经不是几十、几百，而是几千了。不断流出的鲜血的腥味刺激着杀人的猛兽们的鼻孔。他们直到深夜还在"办公"，甚至星期天也"办公"。现在他们全都穿上了党卫队队员制服。因为这是他们欢庆屠杀的节日。他们弄死一些工人、教师、农民、作家和职员，屠杀男人、妇女甚至儿童，诛灭全家，屠杀并焚毁整个村子。枪弹下的死亡像黑死病一般在全国蔓延。它是不择对象的。

    而人在这恐怖中怎么办呢？

    活下去。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可是人活着，人在吃饭，睡觉，恋爱，工作以及思虑着成千上万桩与死亡毫不相干的事情。在他的脑子里压着一个可怕的重担，但他承受着，不屈服，也不灰心丧气。

    在戒严期间，"主管我的警官"又把我带到布拉尼克去了一趟。那是在美丽的六月里，空气中弥漫着菩提树和迟开的槐花的芳香。那是一个星期天的傍晚。通到电车终点站的公路上，挤满了郊游归来的川流不息的人群。他们喧闹，嬉笑，被阳光、水和情人的拥抱弄得幸福而疲倦。尽管死神时刻萦绕在他们身旁，捕捉着新的牺牲者，可是从他们脸上是看不出来的。他们一群一群地聚在一起，像兔子一样活泼可爱。真像一些兔子啊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从它们当中抓出一个来，那其余的就会退缩到一个角落里去，但过不了多久，它们又会继续带着自己的忧虑，带着自己的欢乐，带着它们对生活的全部愿望奔忙起来。

    我从那与世隔绝的监狱世界突然来到这引人入胜的人流里，起初见到它那甜蜜的幸福，倒真有点痛苦之感。

    我这种感觉是不对的，完全不对的。

    这就是生命。我在这儿见到的生命，归根结底同我们在监狱里的生命是一样的，同样是在可怕的压力之下但是不可摧毁的生命。人家在一个地方把它窒息和消灭，它却在几百个地方冒出新芽来，它比死亡更加顽强。这有什么可痛苦的呢？

    而我们——直接生活在这恐怖牢笼里的人，难道是用另一种材料做成的吗？

    有时，我坐着囚车去受审，当看管得比较松懈的时候，我就从车窗里朝街上望。瞧瞧百货商店的橱窗，看看卖花亭，瞧瞧成群的行人，看看妇女们。有一次，我对自己说，假如我能数得出九双漂亮的腿，那就意味着我今天不会被处死。于是我就数着，观察着，比较着，认真地研究它们的线条。我以极大的兴趣来评判它们是否漂亮，并没有去想这样评判的结果同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我一般都比较晚才回到牢房。佩舍克老爹总在担心我还会不会回来。他拥抱我，我简单地告诉他一些新消息：昨天又有谁在科贝里斯牺牲了，——然后我们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那些令人作呕的菜干，吃完后唱几首快乐的歌，或者痛痛快快地玩一种愚蠢的掷骰子游戏，这种游戏最能使我们忘记一切。晚上，我们牢房的门随时都可能被打开，死神会驾到，会传唤我们之中的某一个人："你，下楼去。把东西都带上。快。"

    但没有来叫我们。我们总算活过了这个恐怖时期。现在每当回想起那时的情景，对自己也都感到惊奇：人的构造是多么奇妙啊，它能忍受最不堪忍受的事情。

    当然，这些日子不可能不在我们心里留下深深的痕迹，它像卷紧了的电影拷贝似地存放在我们的脑海里。总会有那么一天——如果我们能活到那一天的话，它会在现实生活里以疯狂的速度展现开来。然而我们也许在银幕上见到的是一座巨大的坟墓，葱绿的花园，人们在那里播下了珍贵的种子。

    这是些十分珍贵的种子，它们将发芽。

 第七章　雕像与木偶（二）

    庞克拉茨监狱里有两种生活。一种是紧锁在牢房里，完全与世隔绝的，但只要有政治犯的地方，它又同外面世界最紧密地联系着。另一种生活是在牢房前长长的走廊上，在那忧郁的、半明半暗的地方，它与外界完全隔绝，紧裹在制服里，它比锁在牢房里的生活更为孤立。这是个木偶多于雕像的世界。我想来讲一讲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面貌，有它自己的历史。不然我是不会把它认识得这样深刻的。只能看到面向我们的那个侧景，只能看到它那似乎完整和牢固的表面，这表面用铁一般的重担压在牢房的居住者身上。一年前，甚至半年前还是这个样子。而今这个表面已经布满了裂缝，透过这些裂缝可以看到许多面孔：可怜的、和蔼的、忧虑的、可笑的，各式各样的，不过总还属于人类的面孔。反动统治的危机，也在这个灰色世界的每一个人身上加上了压力，把他们内部所属的人性明明白白地暴露出来。有的时候人性很少，有的时候当你熟悉了它之后，便看得比较真切。他们具有人性的多少使他们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典型。当然你也能够在这里找到几个完美的人。他们为了帮助另一些陷入困境的人，不顾自己也会陷入不幸之中。

    监狱本来不是一个使人快乐的机构，但是牢房外面的这个世界却比牢房里要凄凉得多了。在牢房里人们生活在友爱之中——那是怎样的一种友爱啊这种友爱是在战场上产生的，战场上人们经常处于危险之中，今天我救了你的命，而明天我又可能被你挽救。可是这样一种友爱在德国看守之间却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存在。他们被包围在相互告密的气氛之中，这一个人监视和告发那一个人，每个人都提防着那些冠冕堂皇地互称为"朋友"的人。他们中间最好的人，如果不能也不愿意孤寂无友的话，就只好到牢房里来找朋友了。

    我们长时期以来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就用绰号来区分他们，这些绰号有的是我们起的，有的是我们以前的人起的，随后就在牢房里沿用下来了。有些人绰号之多竟和牢房的数目一样；这都是些庸碌之辈，非驴非马，他们在这里给人添一点饭，转过来又在那里打人的耳光，也许他们只和犯人交往几秒钟，但却长久在牢房里留下印象，造成了片面的看法，于是就有了一个片面的绰号。但有些人在所有的牢房里有着一致的绰号，这些人的性格比较突出，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不是好就是坏。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典型吧。看一看这些木偶。他们可不是随随便便聚合在一起的。他们是纳粹主义的政治军队的一部分，是精选出来的。他们是反动制度的砥柱，是它的社会栋梁……"善心人"一个高个儿的胖子，有副男高音的嗓门，他是"党卫队预备队员"劳斯，曾在莱茵河畔科伦地方做过校工。他像所有德国学校的校工一样也在紧急救护训练班受过训，所以他有时代替监狱里的助理医生。他是我到这里以后最早接触到的一个人。他把我拖进牢房，安置在草垫上，检查了伤势，给我缠上绷带。也许真是他救了我的命。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是一个人？或是那个救护训练班在他身上起了作用？我不知道。但是当他打掉被捕的犹太人的牙齿，强迫他们吞下满满一勺盐或沙子当作万应灵药的时候，却湿出了他那地地道道的纳粹本色。

    牛皮大王

    布杰约维采啤酒酿造厂的马车夫法宾扬，是一个好心肠的爱说话的人。他到牢房里来总是满脸笑容地给犯人送饭，从不侮辱人。但你却想不到，他会整小时整小时地躲在门背后偷听牢房里的谈话，然后把每一件可笑的、芝麻大的小事都去报告上司。

    科克拉尔

    他也是布杰约维采啤酒酿造厂的工人。那里有很多从苏台德区来的德国工人。"问题不在于个别工人怎样想或怎样做，"马克思有一次这样写道，"而在于整个工人阶级，为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必须做些什么。"那里的一些工人真是一点都不明白自己的阶级使命。他们是从本阶级中分离出来、站到了它的对立面的人，他们的思想悬在空中。确切地说，他们自己大概也将要悬在空中了。

    科克拉尔为了使日子过得好些而参加了纳粹的工作。但事实证明，这一切比他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从那时起他就失去了笑容。他把赌注押在纳粹主义的胜利上。事实证明，他把赌注押到了一匹死马身上。从那时起，他甚至失去了自制力。他穿着一双软拖鞋整夜在监狱的走廊里来回踱步，他无意中把自己那忧郁思绪的痕迹留在尘封的灯罩上："一切都完了。"

    他写下了富有诗意的句子，还想自杀。

    白天，他驱赶犯人甚至看守，还尖着嗓子声嘶力竭地嚎叫，使自己不觉得那么害怕。

    勒斯列尔

    瘦高个儿，说话带着粗重的男低音，他是这里少有的几个很会衷心大笑的人之一。他做过亚布洛涅茨城的纺织工人。

    他常到牢房里来同我们辩论。一辩论就是几个钟头。

    "要问我是怎么干起这行来的吗？十年来我总没有正常的工作。每个星期只能挣到二十个克郎养活全家，——你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呀？而后他们来了，他们对我说：我们给你工作，跟我们来吧。我就来了，——他们给了我这个工作。我和别人都有了工作。有吃的，有住的，可以活下去了。社会主义吗？哎，算了吧，不是那么回事。当然，我本来的想象完全不是这样的。然而现在毕竟比过去好一些了。

    "这难道不是真的吗？战争？我可不希望有战争。我不希望别人死去。我只希望我能活下去。

    "你说，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都在帮他们的忙吗？那么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在这里伤害过谁吗？我走了，换别的人来，也许还会更糟些。我走了又会对谁有好处呢？战争一结束，我就回工厂去……"你想这个战争谁会打赢？不是我们？那就是你们啦？我们将会怎么样呢？

    "完蛋？那太可悲了。我想不会这样的。"

    于是他跨着那漫不经心的大步子离开了牢房。

    半小时后，他又回来问我们苏联的一切到底怎么样。

    "它"

    一天早晨，我们在庞克拉茨监狱楼下最主要的一个走廊里，等着押送去佩切克宫受审。每天我们都这样前额紧贴墙壁站着，不让我们看见前后发生的事情。可是这天早晨在我们背后响起了一个我所不熟悉的声音："我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不想听。你们现在还不认得我，你们将来会认得我的。"

    我笑起来了。在这里严格的军事管制之下，引用《好兵帅克》中那个可怜的蠢蛋杜布中尉的话倒真是恰到好处。可是一向没有人有勇气在这里大声讲出这句俏皮话。我旁边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人轻轻碰了碰我，提醒我不要笑，说我也许是弄错了，这并不是什么俏皮话。原来的确不是。

    在我背后说这话的是一个穿着党卫队制服的小东西，显然"它"根本不知道什么帅克不帅克的。但"它"能说出像杜布中尉那样的话来，是因为"它"同他一脉相承，如出一辙。它姓维坦，曾在捷克军队里当过超期服役下士。"它"倒说对了：后来我们果真彻底认得了"它"，每当我们谈起他时总用中性的"它"称呼。说老实话，我们绞尽了脑汁才给这个集渺孝愚蠢，顽固、卑鄙于一身的小东西找到了这么一个合适的绰号。他是庞克拉茨监狱的主要骨干之一。

    "只有小猪尾巴一般高"，这句民间谚语是形容那些渺小而又妄自尊大的钻营家们的，它正好击中了这种人的要害。一个人为了自己身材矮小而苦恼，他的灵魂又该是何其渺小啊而维坦就因为自己身材矮小而苦恼，并且因此对所有那些在体格上和心灵上都比他高大的人进行报复。

    "它"不打人，"它"没有这个胆量。但"它"告密。多少犯人由于"它"的告密而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啊为什么把你从庞克拉茨监狱送到集中营去，这同材料上怎么介绍你，并不是毫无关系的。

    "它"十分可笑。常常独自一人在走廊上神气活现地摇来晃去，仿佛觉得自己是个显贵的人物。可是一当"它"碰见人，便感到有必要爬到什么东西上去，使自己的个子长高一些。假如"它"要问你什么，"它"就坐到栏杆上，因为这样就比你高出一头，"它"可以在这个不怎么舒服的地方坐上个把小时。当"它"在旁边监视你刮脸时，"它"就跳到台阶上去，或者爬到一条长凳上走来走去，并且老是重复那几句颇为玄妙的话："我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不想听。你们现在还不认得我……"早晨半小时"放风"的时候，"它"总要走在草坪上，这样就比周围高出十厘米。"它"神气活现像个国王似的走进牢房，立刻爬到椅子上，这样便可以居高临下地点名。

    "它"十分可笑，但正像每个傻瓜一样，一旦居于操生杀予夺大权的地位时，"它"也是十分危险的。在"它"那有限的躯壳里还藏着一种本领：把蚊子说成骆驼。"它"除了警犬的职务外别的一无所知，因此"它"把每一件违反监狱规则的无关紧要的事，都看成属于"它"的重要使命范围内的、应该加以干涉的、了不起的大事。"它"捏造了一大堆违反狱规的过失和罪名，以显示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从而可以心安理得。反正在这种地方还会有谁去查证"它"的告密有多少真实性呢？

    斯麦唐兹

    这个木偶身躯粗壮、面孔迟钝，两眼无神，活像格罗斯画的纳粹党徒的漫画。他曾在立陶宛边境附近的一个村里当过挤奶工人，然而说也奇怪，这种善良牲口的高贵品质却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影响。在上司面前，他是"德意志道德"的化身：坚决、果断、严厉、不受贿赂（他是少有的几个不向杂役勒索食物的人之一），但是……有一个德国学者，不记得是哪一个了，他曾按照动物能懂的"词"的数目来测定动物的智力。我记得他好像证明家猫的智力最差，它只能理解一百二十八个词。啊，它比起斯麦唐兹来却算得上是一个天才。因为我们在庞克拉茨监狱里从斯麦唐兹嘴里只听到过这几个字："Ｐａｓｓｂｌｏｓｓａｕｆ，Ｍｅｎｓｃｈ。"(德语："你要当心啊")每周有两三次轮到他值班，每周也就有两三次他费尽苦心，结果却总是弄不好。有一回我见到监狱长责备他没有把窗户打开，于是这个小肉山似的家伙立即惶惑不安起来，两条短腿来回地交替着，脑袋笨拙地垂在胸前，越垂越低，嘴角痉挛地扭动着，紧张而吃力地复诵着刚才耳朵里听到的话……突然间这堆横肉像汽笛似的大叫起来，整个走廊里掀起了一阵慌乱，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所有的窗子依旧关着，只看见离斯麦唐兹最近的两名犯人的鼻子在流血。他找到出气的地方了。

    他总是用这种办法来出气的。打，碰到谁就打谁；打，如果需要的话，就打死——这点他倒是懂得的。他也只懂得这个。有一次他闯到集体牢房里去打一个犯人——一个有病的犯人，直打得这个人倒在地上抽搐起来。其余的犯人也被命令按照这个人抽搐的节奏一起一坐，直至这个病人精疲力竭不能再动弹为止。而斯麦唐兹两手叉腰，带着傻笑欣赏着，很满意自己如此成功地处理了这一复杂的形势。

    这个原始动物，在他所学会的一切当中，只记住了一点：打人。

    但就是在这个动物身上，也有某种东西在瓦解着，这大约是一个月前的事。他和Ｋ两个人坐在监狱的接待室里，Ｋ在给他讲当前的形势。讲了很久很久，直到斯麦唐兹稍微明白一些为止。他站起来，打开了接待室的门，小心翼翼地环顾一下走廊：到处是深夜的寂静，监狱沉睡着。他关上门，小心地上了锁，然后慢慢地蜷缩在椅子上说："那你是这样想的？“他用手支撑着头。一个可怕的重负紧压住了这个肥大个子的渺小灵魂。他就这样蜷缩着坐了很久，然后抬起了头，绝望地说："你说的对，我们再也不会打赢了……"庞克拉茨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听到斯麦唐兹耀武扬威的嚎叫了。而新来的犯人也就不会知道他那打人的手是多么狠毒了。

    监狱长

    个子比较小，不论穿便服或穿冲锋队小头目的制服都很讲究，阔绰，自满，喜欢狗、打猎和女人，——这是同我们没有关系的一面。

    另一面是库克拉茨监狱都知道的：粗暴，野蛮，不学无术，为了保存自己可以不惜牺牲任何人的一个典型的纳粹狂妄分子。他叫索帕，——如果名字一般说来还有某种作用的话，——出生在波兰。据说他是科班出身的铁匠，然而这样一种可敬的手艺却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很久以前他就为希特勒匪徒们效劳，由于竞选游说有功而捞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他用尽一切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对所有的人，不管是犯人还是监狱职员，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都表现出绝对不带感情而残忍无道。庞克拉茨监狱里的纳粹同僚之间没有友情可言，但还没有人像索帕这样连点友情的影子都没有。他在这里好像还瞧得上眼的，常常交谈的只有监狱的医务官魏斯涅尔。但看来魏斯涅尔对他并不怎么样。

    他只知道他自己。他为自己捞到了这样一个显赫的位置。

    为了自己，他至死都要效忠纳粹政权。大概不打算找活路的只有他一人。他知道自己是逃不脱的。纳粹的垮台就是他的垮台，就是他阔绰生活的完结，就是他漂亮住宅和讲究服饰的完结（顺便说一下，他甚至不嫌弃穿被处死的捷克人的衣服）。

    是的，这一切就要完结了。

    监狱医务官

    医务官魏斯涅尔，在庞克拉茨监狱这个环境里是一个特殊的木偶。有时你会觉得他不属于庞克拉茨，而有时你又会觉得庞克拉茨没有他是不可想象的。他不在医务室，就在走廊上，拖着他那缓慢的步子摇摇晃晃地来回踱着，老是自言自语，不断地东张西望，总在那儿观察着什么。他像是一个仅仅到这里来逗留片刻、想从这儿尽量多摄取一些印象的客人。但是他也会像最机灵的看守一样，迅速而无声地将钥匙插在锁眼里一下子把牢门打开。他有一种索然无味的幽默，他谈起一些隐秘的事情，但谈得不清楚不透彻，甚至使你抓不住他说话的意思。他接近人，但不允许任何人接近他。虽然他看到了许多事情，但他却不声张，也不向上汇报。当他进到一间烟雾弥漫的牢房时，他总是用鼻子深深地吸一下说："嗯，"他把两片嘴唇啧了一下说。"在牢房里抽烟，"他第二次又用嘴唇啧了一下，"是严格禁止的。"

    但是他不去告发。他总是紧锁双眉，满面愁容，好像有一种莫大的隐痛在折磨他。他为纳粹制度服务，每天也为这个制度的牺牲者治疗，他显然不想同这个制度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不相信这个制度，怀疑它的永久性，以前他也没有相信过。因此他没有把家眷从弗拉斯罗弗迁到布拉格来，虽然帝国官员中很少有人肯放弃把被占领国吃光的机会。但他也不会同反对这个制度的人有丝毫联系，他同他们也是无缘的。

    他对我的治疗态度是积极认真的。他对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并且还坚持不允许提审受刑过重的犯人。这样做也许是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但有时特别需要他的帮忙，他却不给任何帮助。也许是因为害怕的缘故。

    这是一个小人物的典型。他孤独地生活在两种恐惧，即对现在主宰着他的纳粹制度的恐惧和对今后即将到来的新的恐惧之间。他在寻求出路，但是没有找到。他不是一只大老鼠，而只是一只落人陷阱的小耗子。

    一只毫无希望逃脱的小耗子。

    "机灵鬼"

    这已不完全是个木偶。但也不是一个完整的雕像，他是介乎两者之间的过渡。他还缺少做一个雕像的明确的意识。

    像这样的人在这里实际上有两个。他们都是普通的、有感情的人，开始时他们是被动的，完全被他们所陷入的环境吓坏了，后来竭力想从这一深渊里挣脱出来。他们是不由自主的，因此也想寻找能把他们引到正道上来的支援和领导，但这与其说是出于认识，毋宁说是出于本能；他们帮助你，是想从你那儿得到帮助。当然是应该给他们帮助的，无论是现在或是将来。

    在庞克拉茨监狱所有的德国职员中，只有他们俩到过前线。

    哈瑙尔是兹诺伊莫城的裁缝，他故意把脚冻坏，不久前才从东线回来。"战争不是人干的事，"他有些像帅克似的谈起哲理来，"我在那边无事可做。"

    赫费尔是拔佳鞋厂的一位快乐的鞋匠，到法国去打过仗。尽管人家答应提升他，但他仍从军队里开了小差。"Ｅｃｈ，ｓｃｈｅｉｓｓｅ。"(德语："唉，无聊。")他自言自语，像每天对待许多无关紧要的小事那样挥了挥手。

    这两个人的命运和情绪都有些相似，不过赫费尔更大胆，更突出，更全面。"机灵鬼"，——几乎是所有牢房一致给他起的绰号。

    他值班的时候，是牢房安静的日子。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他大声叫骂起来，他便跟你眨眨眼，让你知道，这跟你无关，不过是骂给楼下的上司听，表明他在严格执行任务罢了。然而他的努力白费了。上司并不信任他，没有一个星期他不挨罚的。

    "Ｅｃｈ，ｓｃｈｅｉｓｓｅ。"他挥了挥手，照旧继续干自己的。与其说他是个看守，还不如说他仍是个轻松愉快的青年鞋匠。你能够碰见他同牢房里的年轻犯人兴高采烈地，起劲地玩牌。有时他又把犯人从牢房赶到走廊上，独自一人在牢房里进行"搜查"。这"搜查"持续很久。假如你感到好奇，向牢房里瞧一眼的话，你准会看见他坐在桌子旁，头支在胳膊上睡着了。他睡得很香：在这里睡觉是瞒过长官的好法子，因为有犯人在走廊里替他站岗放哨，一有危险就会马上通报他的。如果他在休息的时候为了心爱的姑娘没有睡够觉的话，那在值班的时候就非睡不可了。

    纳粹会失败还是会胜利呢？"Ｅｃｈ，ｓｃｈｅｉｓ——ｓｅ。这个马戏团到底还能支撑多久呢？"

    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这马戏团里的一个角色，虽然他为此而受人注意。不仅如此，他甚至不想属于它。他的确也不是那里面的人。你需要递一个秘密字条给别的牢房吗？"机灵鬼"会替你传递。你想送个消息到外面去吗？"机灵鬼"会替你转送。你想同某人交换意见，想通过个别谈话使某人增强斗争信心或营救别的一些人吗？"机灵鬼"会把你领到这个人的牢房里，并替你放哨。一旦事情办妥了，他就会像顽皮的孩子做成了一场恶作剧那样快乐高兴。你常常得提醒他小心。

    他很少感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他也不懂得他所成全的这些好事的全部意义。这帮助了他做更多的事情，但同时也妨碍了他的进步。

    他还不是一尊雕像。但他却在向雕像过渡。

    "科林"

    那是戒严时期的一个夜晚。那个穿着党卫队队员制服的看守把我关进牢房的时候，为了装装样子而搜了搜我的衣袋。

    "您的事情怎么样了？"他悄声问道。

    "我不知道。但他们告诉我说明天就要把我枪决。"

    "这把您给吓住了吧。"

    "我早就料到这一手了。"

    他机械地搜查了一会我的外衣的褶缝。

    "他们可能这样做。也许不是明天，也许再过些时候，也许根本不会。但是在这个时候……最好是作个准备……"随后他又沉默了一会。

    "也许……您想给什么人送个信吧？或者，您想写点什么吧？不是为了现在，您懂吗？而是为了将来，譬如写您是怎样落到这里来的，是不是有人出卖了您，某某人的态度怎么样……使您知道的一切不至于随您一起消失……"我是不是想写点东西？他还真猜中了我这个最强烈的愿望。

    不一会儿他给我拿来了纸和铅笔。我小心地将它们藏起来，以免在搜查的时候被发现。

    可我一直没敢动用它。

    这太好了，简直叫我不敢相信。这真太好了：在这里，在这座黑暗的监狱里，在被捕几个星期之后，在那样一群整天对着你叫喊、打骂的穿着制服的人中间，居然能找到一个人，一个朋友，他愿向你伸出手来，使你不至于无踪无影地消失在人间，使你能够留个音信给未来的人们，使你至少能够有片刻时间同那些将要活过这个时代、活到解放的人们谈谈。尤其在现在这种时候。走廊里传唤着即将被处决的人的名字，喝人血喝得醉醺醺的那些法西斯野兽正在疯狂地吼叫，被恐怖勒紧了喉咙的人们却叫不出声来。尤其在现在这种时候。在这样的时刻，不，这简直不能相信，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一定是个圈套。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一个人主动地向你伸出手来，得具有怎样的毅力，怎样的胆量啊大约过了一个月。戒严解除了，嚎叫声也沉静下去了，残酷的时刻变成了回忆。又是一个晚上，又是我受审归来，又是那个看守站在我的牢房前面。

    "您好像渡过了这一关。"他用一种探询的目光打量着我。

    "没有出问题吧？"

    我懂得这句问话的意思，它深深地刺痛了我。但这句话比别的话更使我相信他的真诚。只能是这种有内在的权利的人才敢于这样提出问题。从这时起我才相信了他。他是我们的人。

    乍看上去，他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他常常独自在走廊里踱步，镇静、稳重、谨慎而机警。谁也没有听见过他骂人。

    谁也没有看见过他打人。

    "请您在斯麦唐兹巡视时打我一个耳光吧。"隔壁牢房里的同志请求他，"让他至少有一次看见您在执行任务。"

    他摇了摇头：

    "没有必要。"

    你从来没有听到过他用别种语言说话，他只用捷克语。他的一切都向你表明，他同别人不一样。但你很难说清楚这是为什么。他们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但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哪儿需要他，他就出现在哪里；哪儿发生了惊慌，他就把镇静带到哪里：哪儿有人垂头丧气，他便到哪儿去鼓舞人心；哪儿由于断了关系，而威胁到狱外一些同志的安全，他便去把关系接上。他不沉溺在无谓的琐事中，而总是有条不紊、大刀阔斧地工作着。

    不单是现在，一开始他就这样干。他到纳粹这里来服务，目的是明确的。

    这个来自摩拉维亚的捷克看守名叫阿多尔夫·科林斯基，他是一个出身在捷克旧家庭的捷克人，却冒充德国人，为了到赫粒德兹·克拉洛维的捷克监狱，然后转到庞克拉茨监狱来当看守。这大概引起了他的一些熟人对他的愤恨和不满。

    可是四年后，有一次在他报告工作时，德国监狱长在他眼前挥动拳头——然而已经太迟了——威吓他说："我要打掉你身上那种捷克精神。"

    这位监狱长错了，那种精神是打不掉的，除非消灭掉这个人。他是这样一个人，为了斗争和有利于斗争，他自觉自愿地担当起艰巨的任务。不断的危险只能使他经受锻炼。

    我们的人

    如果说，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一日早晨给我们送来的早饭，不是通常那种谁也不知道掺了些什么的黑水，而是一杯可可的话，我们对这一奇迹并不觉得奇怪。因为那天早晨，在我们牢房附近闪过了一个穿着捷克警察制服的人。

    仅仅是一闪而过。塞在高统皮靴里的黑色制服裤向前跨了一步，深蓝色衣袖里的手抬起来，用力把门砰上，人影也就不见了。这是一瞬间的事，过了一刻钟，我们已经不准备去相信这回事。

    在庞克拉羡监狱里有捷克警察。从这件事我们可以得出怎样意味深长的结论啊两小时后我们得出了结论，牢房的门重新被推开，捷克警察的帽子伸了进来，看见我们惊奇的表情，他愉快地咧开了嘴，高兴地通知我们："Ｆｒｅｉｓｔｕｎｄｅ。"(德语："稍息。")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弄错了。在走廊上看守们的党卫队的灰绿色制服中间，出现了几个使我们感到醒目的黑色斑点：捷克警察。

    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将表现得怎么样呢？不管他们怎么样，他们已经在这里了，他们出现在这里的事实本身，就清楚地说明了问题。如果法西斯反动统治竟不得不让受它压迫的那个民族里的一些人进入最敏感的要害部门，进入作为它的唯一支柱的、奴役和压迫人的机构，可见它是多么缺乏人手啊为了弄到几个人，它不惜削弱自己最后希望的堡垒，那么这个统治还能支撑多久呢？

    当然，这些人是经过一番挑选的，说不定比那些被习惯势力腐蚀和对胜利缺乏信心的德国看守更坏，但是捷克人出现在这里的事实本身，却是敌人就要完蛋的确实标记。

    我们就是这样想的。

    但这件事的实际意义却远比我们最初想到的要大得多。

    因为这个纳粹统治制度已经挑选不出自己的人，而且已经没有人可挑选了。

    二月十一日我们第一次看见了捷克警察制服。

    第二天我们就和那些人认识了。

    来了第一个人，他朝牢房里瞧了瞧，还有些不好意思似地在门边犹豫了一下，然后——仿佛一只憋足了劲用四只蹄子猛一下跳起来的小山羊——他忽然鼓足勇气说："喂，过得怎么样，先生们？"

    我们回答了他一个微笑。他也笑了笑，然后又露出窘迫的样子："别生我们的气。请相信我说的话：我们情愿去逛马路，也比待在这儿监视你们强。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也许……也许这样并不坏……"当我们把对这件事的看法和对他们的看法向他谈了之后，他高兴起来。这样，我们一见面就成了朋友。他叫维特克，是一个朴实而心地善良的小伙子，那天早上在我们牢房门口一闪而过的就是他。

    第二个叫图马，一个地地道道的捷克老狱卒。有点粗鲁，喜欢大喊大叫，但本质好，就像我们从前在共和国监狱里常称作"大叔"的那种人。他没感到自己处境特殊，相反，他很快就像在自己家里那样干起来了。他说话总带点辛辣的戏谑，他维持秩序和破坏秩序一般多：悄悄往这个牢房里塞块面包，往那个牢房里递支香烟，然后又在别的牢房里扯扯闲话（只是避而不谈政治）。他干这一切都极其自然，他对看守的职务就是这样理解的，他不隐瞒这一点。他为这些活动受到了第一次申斥，于是谨慎了一些，但并没有多大改变。仍旧不失为一个"狱卒大叔"。你别要求他做什么重大的事情。

    但在他跟前能舒畅地呼吸。

    第三个人常常带着忧郁、沉默、冷漠的神情沿着牢房踱步。我们小心地试图同他拉上关系，但他却毫无反应。

    "别对这家伙抱多大希望，"老爹观察了他一个星期之后说。"这是他们中间最不怎么样的一个。"

    "也许是最机灵的一个。"我故意提出相反的看法，因为在一些小事上有两种对立的意见而互相争辩，会调剂一下牢房的生活。

    两个星期以后，有一次我仿佛觉得这个沉默的人在向我眨眼睛。我也向他做了一下这个在狱中具有千百种含义的动作。但再也没有什么反应。也许是我弄错了。

    一个月后，一切都弄明白了。一切是那样的意外，就像蛹忽然变成了蛾子一般。这个阴郁的"茧壳"裂开了，露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东西。这不是蛾子，而是一个人。

    "你在立纪念碑吧，"老爹见到我在写这些人物时常常这样说。

    是的，我愿意立这些纪念碑，使狱内外那些曾忠诚、勇敢地战斗而牺牲了的同志们不至于被遗忘。我愿意立这样的纪念碑，使那些还活着的、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以极大的忠诚和勇气帮助我们的人不至于被忘掉。但愿像科林斯基和这个捷克警察这样的人物，能够从庞克拉茨监狱的阴暗的走廊走向光明的生活。不是为了颂扬他们，而是为了给别人树立榜样。因为做人的义务并不随着这次战争而告终，在人们还没有完全变成人以前，要想做一个人是需要有一颗英雄的心的。

    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篇简短的传记，捷克警察雅罗斯拉夫·霍拉的传记。但是你能从这里找到一个人的全部历史。

    他出生在拉德尼茨科。那是我国的一个偏僻的角落。秀丽、凄凉而贫瘠的边区。父亲是个玻璃工人。生活艰难。有工作的时候，是疲劳；失业的时候，是贫困；而失业在这里是经常发生的。这种生活如果不是使你屈膝，就会使你抬起头来，去追求那梦寐以求的理想世界，信仰它，为实现它而奋斗。父亲选择了后一条道路。成了一个共产党员。

    少年的亚尔达参加了五一节示威游行的自行车队，在他车子的轮辐上系了一根红布条。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忘记这根红布条。当学徒、车工以及在什科达工厂工作的时候，他都不知不觉地把红布条保存在自己的心里。

    后来来了经济危机，失业，战争，找工作，于是当上了警察。我不知道在这期间，他心上的那根红布条怎么样了。也许被卷起来搁在了一边，或许忘掉了一半，但是没有被丢掉。

    有一天，他被派到庞克拉茨监狱来服务。他不像科林斯基那样带着预定的任务自愿来到这里，但是当他头一次到牢房里看了一眼时，他就意识到了自己的任务。红布条展开了。

    他侦察自己的战场，估计自己的力量。他的脸紧绷着，深沉地思索着从什么地方着手，最好怎样开始工作。他不是一个职业的政治家。他仅仅是人民的一个普通儿子。但是他吸取了父亲的经验。他本质好，意志坚定，这个意志在他心中日益增强他的坚决性。于是他下定决心，从一个阴郁的蛹蜕变成了人。

    这是一个内心优美而纯洁的人。他敏锐、谨慎而又勇敢。

    敢于去做这里所需要他做的一切。不论事情大小，需要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他工作起来不露锋芒，稳稳当当，深思熟虑，但是毫不胆怯。他觉得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他心里有一道绝对的命令：一切都应当这样，——那还用得着说吗。

    说实在的，一切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个人的全部历史，现在几个人的生命得到了拯救都要归功于他。这些人在狱外活着，工作着，就因为在庞克拉茨监狱里有个人尽到了自己做人的义务。他不认识他所拯救的人，他们也不认识他。就像他们不认识科林斯基一样。我希望人们至少能认识他们俩。这两个人很快就在这里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于是加倍地发挥了他们的才能。

    把他们当做榜样记住吧。当做人的榜样记住吧。他们的头脑长得正。当然首先是他们的心长得正。

    斯科舍帕大叔

    当你偶然看到他们三个人——穿灰绿色党卫队制服的看守科林斯基，穿黑色制服的捷克警察霍拉和穿着颜色鲜明但并不悦目的制服的监狱杂役斯科舍帕大叔——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好像看到了一幅兄弟友爱的生动画面。但很少看到他们聚在一起。这样做是合适的。

    按监狱的规定，走廊上的杂事：扫地、打饭等只能由"特别可靠、严守纪律并和其余的人绝无牵连的犯人"担当。

    这仅仅是文字上的规定，仅仅是死的条文。要知道这样的杂役是没有的，从来就没有，尤其在盖世太保的监狱里更是没有。相反，这里的杂役却是从牢房的"监狱集体"伸出去的"触须"，是为了去接近自由的世界，使集体能生存，相互通气，彼此了解。有多少杂役由于执行任务或传递一张字条被抓住而送了性命啊但监狱集体的纪律无情地要求那些来接替牺牲者的人们，继续做这种危险的工作。你去干吧，不管你是勇于承担或是胆怯怕事，反正你是回避不了的。胆怯只能坏事，就像每一件地下工作一样，胆怯会使一切都毁灭。

    而这里做地下工作是加倍的危险：你直接被捏在那些一心想消灭地下工作的人们手里，只能在看守们的眼皮底下，在他们所规定的范围内，在他们所指定的时间里，在他们所允许的条件下进行工作。你在外面学会的一套本领在这里不够用，而要求你的却不见得少。

    狱外有一批地下工作的能手。在杂役中也有做这种工作的能手。斯科舍帕大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谦虚、朴实，看上去挺沉静，实际上却像鱼一样灵活。看守们都夸奖他："瞧，这个人多勤快，多可靠，只想着自己的职责，什么犯禁的事都不沾边。杂役们都应以他为学习榜样。"

    是的，杂役们都应以他为学习榜样。他确是犯人心目中的那种杂役的典范。他是我们监狱集体里最坚定、最机敏的"触须"。

    他了解所有牢房的居住者，每来一个新犯人，他都能立刻弄清楚需要知道的一切：他为什么被捕，谁是他的同案人，他的态度怎么样，他们的态度又怎么样。他研究许多"案件"，并极力弄清楚这些案件。这样做很重要，只有这样他才能去劝告别人，才能正确地执行任务。

    他也了解敌人。他谨慎地考察每一个看守，研究他的习惯，研究他坚强的一面和软弱的一面，要特别提防他什么，怎样利用他，怎样麻痹他，怎样愚弄他。我在这里所描写的许多人的特性，都是斯科舍帕大叔告诉我的。他熟悉所有的看守，还能详尽地描述他们每一个人。假如他想在走廊上自由活动并确保工作顺利进行，这点是很重要的。

    首先他明白自己的责任。他是这样的一个共产党员：他知道，他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放弃党员的责任而袖手旁观或"停止活动"。我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在这里，在极端危险、极其残酷地受迫害的环境里，他才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岗位。他在这里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他灵活机智。每天每小时都会发生新的情况，都要求采取新的方法来解决。他能敏捷地找到新的方法。他所能支配的只有那么几秒钟的工夫。他轻轻地敲牢房的门，倾听预先准备好的委托，趁新来换班的人还没有踏上二楼楼梯之前，他已简明地将这个口信传递到走廊那头的牢房去了。他谨慎而机智。几百张字条经过他的手而没有一次被抓住，——甚至没引起任何怀疑。

    他知道哪儿有痛苦，哪儿需要鼓舞，哪儿需要得到外面准确的情报，哪儿需要他那真正慈父般的目光，它能给滋长失望情绪的人以力量；他知道哪儿需要多添一个小面包或一勺汤，就能帮助新来的犯人挨过那不习惯"狱中饥饿"的难关。这一切他都知道，都是凭他那细致的感觉和实际的体验得来的，而他也就根据这一切去行动。

    一个顽强无畏的战士。一个纯粹的人。这就是斯科舍帕大叔。

    我希望，将来你们读到这个报告的时候，从他身上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杂役的优秀典范，他善于把压迫者要他干的事，变成为被压迫者服务。斯科舍帕大叔只是这类人中间的一个，还有其他很多外貌各不相同而执行着同样重大任务的人们。在庞克拉茨监狱和佩切克宫都有这种人。我愿意一一描绘出他们的形象，然而遗憾得很，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甚至连"快快地歌唱出生活中形成得缓慢的事儿"，也来不及了。

    但这里至少总算有了一些名字，一些榜样，虽然还不是所有不该被忘却的人的名字：米洛什·涅德维特医生。一个英竣高尚的青年，他每天都帮助被监禁的同志们，最后自己在奥斯维辛牺牲了。

    阿诺什塔·洛伦泽因为拒绝出卖同志，他的妻子被处死。

    一年后，他为了拯救自己的同志们，拯救"四○○号"的杂役们和整个监狱集体，也被处死了。

    聪明的、永远闪耀着机智的瓦舍克；在戒严时期被处决的沉静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安卡·维科娃；精力充沛的……永远快乐、敏捷而不断创新的"图书馆员"斯普林盖尔；腼腆的青年比列克……仅仅是一些榜样，一些榜样。一些大大小小的雕像。但他们永远是雕像，而绝不是木偶。

 第八章　一小段历史

    一九四三年六月九日。在我的牢房门前挂着一根吊裤带。那是我的吊裤带。这是押解的标记。今天夜里他们就要把我押送到帝国法庭去听候判决了……事情就是这样，在我生命的边缘上，时光正在贪婪地啃嚼着最后的几口。在庞克拉茨监狱度过的四百一十一天快得不可思议。还剩下多少天呢？我将在什么地方度过这些日子呢？又将怎样度过呢？

    在这些日子里，我将很难再有写作的机会。那么，这就是最后的叙述了。对于这一小段历史，我显然是最后一个活的见证。

    ……

    一九四一年二月，捷克共产党的全部中央委员以及准备万一出事时接替他们的领导人全部被捕了。党为什么会遭到这样严重的打击，现在还没有得到准确的证据。关于这个，有一天盖世太保的头头们在受审时也许会供出来的。我也像佩切克宫的杂役一样想仔细弄明白这事的真相，但是白费工夫。

    当然这事少不了有奸细的破坏，但多半是由于不谨慎。两年来地下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有些同志的警惕性多少有些放松。地下组织扩大了，经常有新同志参加到工作中来，有些人本来应该暂时作为候补人员在一边等待一下的。机构扩大了，庞大得难以控制。敌人对党中央的袭击显然蓄谋已久，在他们快要进攻苏联的时候就向我们下手了。

    开始我不知道逮捕的范围有多大。我还等着我平日的联络员，但他没有来。一个月后，我才知道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不允许这样傻等下去。我只好独自去寻找关系，别的同志也这样做。

    我首先找到了洪扎·维斯科奇尔，他是捷克中部地区的领导人。他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人。他搜集了一些材料准备出版《红色权利报》，党没有中央机关报是不行的。我写了一篇社论，但是我们俩又决定把全部材料（我还没有看过这些材料）印成五一节的传单，而不作为《红色权利报》，因为另外一些同志已经在别处出版了《红色权利报》，尽管印得相当简陋。

    我们进行了几个月游击式的工作。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这个打击不能置它于死地。几百个新同志决心接替牺牲了的领导人的岗位，担负起他们留下的未完成的工作，使这个组织的基础不致被瓦解或陷于瘫痪。但仍然没有中央的领导，游击式的工作中蕴藏着极大的危险：因为在这最紧要的关头——德寇准备进攻苏联时——我们的步调可能会不一致。

    在我所收到的几期以游击方式出版的《红色权利报》上，我认出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的手笔。而别的一些同志也从我们出版的、可惜并不十分成功的五一节传单上，看出有可信赖的人存在。于是我们开始相互寻找。

    好像在密林里相互寻找一样。我们一听到声音就跟踪追迹，但却从另一边传来了呼唤声。沉重的损失，使得全党更加谨慎、更加警惕，如果党中央机关的两个同志要碰头，就必须通过他们双方以及其他负责联系的人所设下的试探或暗号的重重障碍。这一回就更困难了，因为我不知道那"另一边"的人是谁，而他也同我一样，不知道对方是谁。

    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联系人。就是优秀的青年米洛什·涅德维特医生，他成了我们的第一个联络员。这事也有偶然性。一九四一年六月中旬，我病倒了，打发丽达去请他来给我看玻他立即来到巴克萨家里，我们就在那儿把事情谈妥了。原来他就是受了委托来寻找"另一边"的人，他根本没有想到那"另一边"就是我。相反地，他也像那一边所有的人一样，以为我被捕了，并且很可能已经牺牲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向苏联进犯。就在那天晚上，我们还同洪扎·维斯科奇尔一起印发了一份传单，阐明这次进攻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六月三十日，我和我寻找了这么久的那个人会面了。他来到了我约定的联络点，因为他已经知道将同谁会面。而我那时还不知道将同谁会面。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从敞开的窗口飘进来槐花的清香，这正是情人幽会的美妙时刻。而我们却拉下窗幔，打开了灯，互相拥抱起来。原来他就是洪扎·齐卡。

    原来一九四一年二月里，并不是全部中央委员都被捕了。

    中委之一的齐卡得以幸免。我早就认识他，并且早就爱戴他了。但只是现在，当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才真正认识了他。圆圆的脸，总是笑眯眯的，像个慈祥的大伯，而在党的工作中却表现出坚决果断，毫不妥协，有信心，有决心。他不知道，而且也不愿知道还有比党交给他的任务更重要的事。

    为了完成党的任务，他可以放弃一切。他爱人们，人们也爱他，但他从来不以无原则的宽大博取别人的爱。

    只用几分钟我们就把事情商量好了。过了几天我认识了第三个新的领导成员，这就是洪扎·切尔尼，他早在五月间就同齐卡取得了联系。他是一个身材魁梧、风度潇洒的小伙子，同群众关系很融洽。他在西班牙打过仗，大战开始后，他带着一叶被打穿了的肺，经过纳粹德国回到了祖国，还留着几分军人的气质，具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是一个有才干、有首创精神的人。

    几个月的紧张战斗和纯洁的友谊把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这三个人的性格和能力是相互补充的。齐卡是一个干练的组织家，认真而精细，办事严谨，不会被任何一句圆滑的话弄糊涂。他深究每一则消息，刨根问底，从多方面分析研究每一个建议，热诚却又铁面无私地监督每一项决议的执行。领导怠工和准备武装斗争的切尔尼，用军人的方式思考问题，机敏而有魄力。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总能成功地找到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群众。而我呢，是一个宣传鼓动者，一个新闻记者，会凭自己的嗅觉工作，有点幻想家的气质，为了平衡也兼有点批评家的气质。

    职务的划分与其说是分工，倒不如说是分头负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全部工作，哪儿需要就分头上哪儿去。

    工作是不轻的。党在二月份受到的创伤还没有复原。所有的联系都中断了，有些地方的组织全部被破坏了，有的虽然保存下来，但接不上关系。一些组织、一些工厂，甚至整个地区几个月都跟中央断了关系。在关系接上之前，我们只好依靠中央的机关报，希望它能到达他们手中来代替领导。我们没有联络点，也不能利用过去的联络点，怕有人监视着这些地方。最初我们还缺少活动的经费，粮食给养也十分困难，许多事情都得从头做起……这一切恰恰出现在党已经不能只做恢复和准备工作的时期。在德寇进攻苏联的日子里，党应该直接参加战斗，组织反对占领者的后方战线，在敌后发动小规模的战斗，这不仅要靠党组织本身的力量，而且要动员起全民的力量来进行。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的准备时期，党不仅对德国警察，就是对于人民也是极其隐秘的。现在，党受到创伤，它在占领者面前应该更加秘密，更加改进自己的工作，但是在人民面前它却应当从隐秘转向公开，应当同党外人士建立联系，应该向全国人民和每一个决心为自由而战的人开门，同他们结成同盟，用直接的行动把那些还在犹豫的人引向斗争。

    到一九四一年九月初，我们初步能够这样说：虽然还不能说已经把严重破坏的组织恢复起来——我们离这个还远着呢，但是我们却有了一个组织得牢固的核心，这个核心本身已经能够，至少部分地能够完成一些重大的任务。党的活动明显地恢复了。各个工厂的怠工和罢工的次数在增加，——九月底，他们派了亨德里希来对付我们。

    第一次戒严并没有摧毁那正在增长起来的积极反抗，但是把它削弱了，党受到了新的打击。特别是布拉格地区的党组织和青年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批党的宝贵的干部：扬·克雷依奇、什坦茨尔、米洛什·克拉斯尼和别的许多人都牺牲了。

    每次遭到打击之后，都可以看到党是多么不可摧毁。一个战士倒下了，——如果另一个人代替不了他的话，就会有两个或三个人站到他的岗位上去。一九四二年初，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坚强的组织，虽然它还没有包括所有的部门，也远没有达到一九四一年二月的规模，但是它有能力在决定性的战斗中完成党的任务了。虽然我们大家都分担了这项工作，但主要应归功于洪扎·齐卡。

    关于我们在出版方面所做的工作，将来可以从同志们秘密保存在地下室或阁楼上的文献资料中找到足够的证据，我在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我们的报纸传播得很广，不仅党内的同志读，而且党外人士也读。它大部分是在许多各自独立而相互严格隔离的秘密"印刷所"里用复印机印出来的。根据形势的需要，经常出版很快。比如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斯大林同志给苏联军队的命令，二月二十四日夜晚就已经传到第一批读者的手中了。印刷人员出色地工作着，如医生组，特别是"富克斯——洛伦兹"这个组，他们除了出版报纸，还出版了全世界反希特勒的情况报道。为了节省人力，其余的工作都由我亲自承担。还准备了一个万一我出事时可以代替我工作的人。在我被捕后，他就接替了我的工作，一直干到现在。

    我们建立了极其简单的机构，这样在执行任务时，就可以尽量少用人。我们缩减了一长串的联络点，因为一九四一年二月的经验证明，过多的联络点不但不能保护党的机构，反而会使它受到威胁。对我们个人来说这样做的危险性是增加了，但对于整个党却安全得多。像二月里的那种打击就不会再重复了。

    因此，在我被捕后，中央委员会只要补上一个新的成员，就可以安然地继续自己的工作。至于候补的人是谁，连我最亲近的战友都一点不知道。

    洪扎·齐卡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夜里被捕的。

    这又是一次不幸的偶然机会造成的。那是在亨德里希被刺的当天晚上，占领者的全部机构都开动起来，在布拉格全城进行搜捕。他们也闯进了斯特舍肖维采的住宅，恰好齐卡那天晚上正躲在那里。他的证件齐全，显然是可以逃脱他们注意的。但他不愿连累这个善良的家庭，就试图从三楼的窗口跳下去逃走，但他摔倒了，脊椎受了致命的伤，被送进了监狱医院，盖世太保对落到他们手里的这个人毫无所知。十八天以后，才在对照片的时候认出了他，于是就把这个生命垂危的人送到了佩切克宫受审。我被传去对质时，在那里同他见了最后一面。我们紧紧握手，他面带亲切的微笑对我说："祝你健康，尤拉。"

    这就是他们从他嘴里听到的唯一的一句话。此后他就再也没说过一个字了。他脸上挨了几下，失去了知觉，没过几小时就死了。

    五月二十九日我就知道他被捕的事。我们的"触须"的工作做得很好。经过他们的协助，我和他商定了今后工作的大体步骤，后来又做了些补充修改，洪扎·切尔尼也同意按这个步骤进行工作。这就是我们这届中委的最后一个决议了。

    洪扎·切尔尼是在一九四二年夏天被捕的。这次不是出于偶然，而是由于同切尔尼联系的扬·波科尔尼严重地违反了纪律。波科尔尼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应有的立常他在被拷问几个小时后（的确是够受的，但他能期待别的什么呢？）供出了他和切尔尼碰头的联络点。这就使洪扎被跟踪上了。几天以后他便落入了盖世太保的手里。

    他们把他抓来后，立刻叫我去对质。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我们的回答是一致的。之后他就完全拒绝开口。他的旧伤使他经不住长时间的折磨。他很快就昏厥过去了。还没等到第二次提审，他就知道了详情，于是就照着我们的决定行事。

    他们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任何东西。他们把他牢牢地禁闭起来，长时间地等待，企图用别人的新口供来逼他说话，但是没有结果。

    监狱没有能改变他。他仍然生气勃勃、快乐而勇敢，他还继续给活着的人指出生活的前景，而他自己，却只有死。

    一九四三年四月底，他们突然把他从庞克拉茨监狱押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送到哪里去。不过在这里，突然被送走的人，照例是凶多吉少的。当然，也可能猜得不对。但是我想，我们俩是不会再见面了。

    我们对死亡有足够的估计。我们都知道：一旦落到盖世太保手里，就不会再有生还的希望。在这里我们正是根据这一点来行动的。

    瞧，我的戏也快收场了。我已经写不完了。我无法知道它的结局。这已经不是戏。这是生活。

    生活里是没有观众的。

    幕已经揭开。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一九四三年六月九日

    尤利乌斯·伏契克

 附录

    《列金卡和刑吏》反映了本世纪三十年代欧洲一次巨大的经济危机如何波及到捷克农村，致使大批小商人破产、农民受剥削和贫困的情景。

    有那么几天，军训遇到了困难。我们几乎是逆流而行。军旗已在对岸寻找我们了。河水要能冻成冰就好了，那我们就不会感到它又宽又长，像离圣诞节还有两年似的。完全没有冬天的景象，只有弥漫的浓雾，完全像是从水里升腾起来的一种瘴气，它会使人全身酸疼，引起伤风感冒。要说老天爷也是长了眼睛的，他大慈大悲，知道人们已经没有取暖的东西了，要是他还送来严寒，那岂不是这里冻死一个，那里冻死一双吗。干吗要引起人们这多的不满和怒喊呢。何况这种浓雾对痨病还是大有裨益的，比如让你一个劲地咳，咳呀、咳呀，咳得你不能再咳了，那大伙儿也就会非常高兴，因为安宁有了。只不过你个人算是倒了霉，但谁也不会去为一个痨病者的死亡大喊大叫的。

    我们队伍也就这么稀稀拉拉地朝前赶，汗湿透了全身。好不容易才进到一个村子，那里全是些黄色、蓝色的矮平房。村里的人像是死绝了，没有一个人出来欢迎我们，谁也不理我们。大姑娘对丘八微笑送秋波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了啊，只是在歌曲里还能听到，而在现实生活中连孩子们都不屑于瞧我们一眼。

    我们在村里较空旷一点的地方扎营，恰好在一个小饭铺的前面。这倒是个好机会，我说，咱们干吗要把钱留在口袋里呀，它不会给我们变出个火炉来的，倒不如去饭铺里暖和暖和。于是我们去了。真倒霉，门钉得死死的，我们捶了几下也没个回音，真想把它砸开。一想，何必呢，外面都这么潮湿阴冷，里面也不会暖和到哪里去。

    嗨，反正已经发了稍息令，用不着急忙赶回去，呆在广场上干瞪眼，去挨饿受冻？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可想？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小饭铺的旁边不远处，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店，门上写着：概不赊帐。

    真是，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任何时候也没有人给我们赊帐，何况我们本身就是债主，我们还等待分期付款呢。可我们还得卖苦力，还得忍饥挨饿。现在我们就饿着。我们只是要点面包、咸肉之类的东西就行了。

    我们去开小店的门，响起了铃铛声。一些商店的老板通常都喜欢到工厂去订做自己铺子要挂的铃铛，从不把订做的铃铛转卖给别人——如果我是个瞎子，像刚才这种响声，那我准知道，我是来到了一个杂货铺，那我也可能像奶奶和父亲他们那个时候一样，只买一个铜板的块糖。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铃铛声，好像只响了一半，而不是它的全部响声，像是谁偷走了它的半个芯，它没有使出自己全部的能耐，它的那个实芯像是丢了，不管怎么说，听起来它是缺少了点什么。

    "大娘，"我说，"我们来要点咸肉。"

    我没瞧见她人，可是我知道，她准是坐在那边黑洞洞的某个地方，灰白的头发，动作敏捷，眼睛机灵，在柜台后面来回不停地打转，能照管到整个店堂。果然不错，她是坐在那边，可她的头发却更加灰白，脸色发青，很不灵活，她发话了："咸肉？我们没有。"

    "那么香肠，大娘，"我说得更加委婉。

    "香肠？我们没有。"

    "喏，大娘，"我说，"大批的可能没有，品种也不会那么齐全，哪能同饭馆的菜单相比呢，吃完了正餐，还来点甜点心。只给我们来半个长面包就够了。"

    我这个人总喜欢开个玩笑或弄个恶作剧之类的事，可一想，过一会儿就得出发，肚子还饿得咕噜咕噜作响。

    "这样吧，大娘，我们还要赶路，空着肚子怎好行军呢，您是不是让我们进厨房里去看看？"

    "你们去吧，"她说，并随手将门推开，"去吧，那里也不会有的。"

    我去了。看来是没有。

    门被一条粗汉带上了。

    "我们想来要点面包，"我解释说。

    "赊帐不行，"那条大汉斩钉截铁地提高了嗓门说。

    "我们不赊帐，我们有现钱。"

    "可我们没有。"

    "那我们可以给你们。"

    "我们又拿什么呢，"

    "拿杂货铺的某些东西，拿……"

    拿什么？拿什么？我环视了一下整个店堂，这就明白了，刚才杂货铺的铃铛为什么响起来好像是缺了半个芯似的，原来盛着琳琅满目、香味扑鼻的各种杂货的货架、口袋以及一格一格的抽屉全都空出来了。现在这间屋子显得倒不算太黑，我的眼睛能见量又大了些，一眼望去，这店堂空荡荡的。

    "大娘，"我惊奇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娘不语，倒是那条粗汉答话了。他说人们唱着一首可怕的歌子，还说人们总想骂人。村里的情况糟糕得很。已经有两年没活干了，树林的灌木丛也已有两年不见长出什么新树来，饥饿的樵夫只好改行去给他人篆刻墓碑，得点钱还不够偿还新近的债务；信贷失灵，苛捐杂税加重。而我们还想在这里买些什么，还说给他们钞票，这不是找上门来挨骂嘛。

    只见一些空麻袋奇怪地拖曳着，货架也是七歪八倒的，只在靠近柜台的一个货架上还有两打蜡烛、几包磨刀石和几捆鞭子，就这些东西。这条粗汉将一大口唾沫吐到一块木板上，那板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赊帐——无望中的一点希望吧，然后他用自己那只宽大的手将唾沫搓掉，擦净了用粉笔记下来的这一年里的所有赊帐，顿时，就像是的鼻子发酸，于是鼻涕眼泪一下子弄湿了这块木板，接着只见一只鞋子飞了出去，那木板被踢了一个底朝天，只见背面写着：杂货铺两打蜡烛，几包磨刀石，几捆鞭子……突然一种恐惧向我袭来，我把一个克郎紧紧地攥在手里，放进口袋的深处，转身向门口走去。

    当我们感到十分尴尬、极为可怕的时候，列金卡来了。

    我真觉得，她是来搭救我们的，是来把我们从一种令人不快、可说是某种狂乱的、被浓雾深深地罩住的境地里解救出来。小小的列金卡，鼻涕还未擦干净呢，头上扎着她妈妈的头巾，显得特别活泼愉快，就像是刚参加过一个春光明媚的花园舞会才回到家里来似的。

    "你们带我去吗？"她问，圆瞪着双眼。

    倘若是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这样发问，我想，你一定会闭上眼睛，定一定神，然后会说出一个"不"字来的。而当一个八岁的小姑娘，如此信任地来问你，我看你一点也不会含糊、躲躲闪闪；更不会把帽子拉下来将脸盖住，或用手捂住耳朵。列金卡只有八岁。

    "我们带你去，"我说，"你知道我们会带你去的。那你想上哪儿去呀？"

    "到城里去。"

    "那我们就带你上城里去吧。你想到城里去干什么呢？"

    "买东西，"她说。她这句话把所有在这个空荡荡的店堂里的人都逗乐了。

    "好呀，把整个百货大楼都给搬来吧。"

    连那个有点奇怪的大汉也都笑自己小女儿的天真。白发苍苍的老大娘用手擦了擦十字架。

    列金卡要去买东西。列金卡她有钱。列金卡她还是个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孩子，一旦她稍大些，她就会知道当前的情景有多可怕。打今年春天起，她就梦想着谁能给她一点钱，她就把这个空空荡荡的店堂布置一番，好好地过一个圣诞节。从春天起她就做着这个梦。就是穷人家的孩子，一旦得到一个铜板，也会立刻拿去买块糕饼或一根棒棒糖的。而列金卡偶尔也能得到一个铜板，可她并不为不能去糖果铺而觉着遗憾、不快，相反，她一有了点钱，立刻径直地朝那个早已无人去捡蛋的鸡窝奔去，那儿有她用自己最后的雪花膏瓶盛着的宝藏，也就是她的保险柜。

    "打春天起就开始了，列金卡，那你的钱一定攒得不少大约有那么半秒钟的时间，她对我们还有所怀疑。可我们却大饱了眼福，我们大伙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想看个究竟。列金卡十分严肃地抽出了她的左手，只见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小包被紧紧地攥在她手里。当她打开这个小包的时候，还环视了一番，看我们中有否见钱就眼红的人，而后她将钱摆在柜台上，叠成一垛一垛的。二十、三十、六十个赫勒，一个、两个、三个、八个、三十八个克郎。

    "全部财产。列金卡，买什么？"

    买核桃、买糖果，给父亲买双袜子，项目开了一大串，差不多比二十个赫勒排成一排还要长。

    二十个赫勒为一垛地摆在柜台上，然后这几垛用来买袜子，那一个克郎买糖果。硬币碰着柜台的硬木面发出当啷声，这时杂货铺的铃铛声响了。

    一位身着一件毛都快掉光了、显得十分寒碜的皮大衣的人来访。

    哟，这位先生我们不早就认识了吗。我们进村不久，他就像条忠实的狗总跟在我们的后面，他喜欢我们，是个好好先生。我们六十个都是带枪带刀的军人，他还跟我们玩假兵的游戏。等我们驻下后，他还挨家挨户去吩咐、关照一些事情，看还剩下一些什么问题没解决。

    我们认识他。

    是个好的刑吏。我虽然不曾见过他的眼睛，但我可以肯定地说，那是一双蓝色的。

    很快我们就熟悉热闹了起来。这简直有点滑稽可笑——他还能从这铺子里弄到什么呢。很可能他是来为我们找面包的。也许不，他是来要这些蜡烛或鞭子？我们敢打赌，他是来拿这些鞭子的——等一支蜡烛烧尽了，你才去找它上面曾贴过什么样的商标。

    刑吏阴沉不快地环视了一下店堂。

    "什么也没有，是吗？"

    "是的，什么也没有。"

    他拽住了鞭子的一端——你瞧，我们猜对了吧，他想拽一些质地优异一点的，也就是编得紧一些的，以便抽打起来能发出更好听的"啪啪"声——他重又把它放下了。连鞭子都不怎么带劲。年轻人，这是什么世道啊，简直令人不解，这还是个什么杂货铺呢，这岂不是对那块板上写着"杂货铺"三个字的一种讽刺嘲笑吗。

    "什么也没有，喏，那我们就走吧。"

    列金卡站在一个角落，她把自己的宝藏赶紧用手绢包起来。

    "那我们走吧。看你这身打扮，列金卡，你是要上哪儿去吗？"

    "到城里去，刑吏先生，去买东西。"

    老好的刑吏说得十分缓慢且和善：

    "好啊，好啊去买东西。有哪个地方你没有钱去能买到东西的？那我也到那里去。"

    列金卡遭到奚落。没有钱。谁说她没有钱。列金卡重又打开了她的小包袱，柜台上重又响起了硬币的当啷声。列金卡已经使我们相信了，我看，这位先生也会同我们一样相信她的。当守本分的刑吏看到了这些钱，听到了列金卡如何一点一滴地攒起来的，如何把谁给她买糖块、买果子的钱省下来，又从谁那儿得到了采摘樱桃的钱后——倘若真有天国，我就把他们直接送到那边去，何必活受罪呢——他抚摸着列金卡的头，说她真乖，真听话，要永远像这样听话，随即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本子，在本上写了点什么，之后把纸撕下来，交给了那位粗野的杂货铺老板，说道："我入到了去年的帐上，"他说，"还剩一百八十个克郎没给，我还没包括手续费，不过那将是很便宜的。再会。"

    他要走。

    路经柜台时，他把列金卡的钱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我呆呆地望着他，死死地盯着他，我的头在发晕。他会回来的，他不能这样做，他这是在闹着玩的，他是个好人呀。

    杂货铺的铃铛响了。就响了一次。没有响第二次。

    刑吏站在门中间，他又回来了。我们就知道，他是在开玩笑。

    这会儿，他把手伸进口袋里——你赶快伸呀——他掏出来钱——你赶紧掏呀——他把钱给列金卡——给呀，他给她五个赫勒，并且说："你真乖，愿你总是这样听话，让你双亲都高兴快乐。"

    铃铛声第二次响起，响得那么可怕、强烈，整个心都在猛烈地敲响，像突然拉起了警报似的，整个村子都能听到，而我们已在村中广场上站好了队，扛起了枪，准备出发了。

    当我们开走的时候，从水里升起来的浓雾仍然弥漫着大地，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当然也就瞧不见那条忠实的狗。

    而列金卡呢？

    明摆着的，她哭了。

    发生在本世纪的经济竞争这一不利形势中的这个一九三二年的军队圣诞节的故事并非臆造、杜撰，连那浓雾，那两打蜡烛，那个列金卡以及那个守本分的刑吏都是真的。它紧紧围绕和紧扣住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一个士兵所曾见到的真实情景。所以说不可能杜撰出来一个结尾——它也不会有结尾的。

    它还是没有结尾。

    致古斯塔·伏契科娃

    〔捷〕伏契克蒋承俊译

    我的果实系晚熟之列，

    从地狱污水升起的浓雾中汲汁、甘甜，

    当雾气弥漫忧郁的草原，

    当初雪履盖蜿蜒的山峦。

    弗·克·沙尔达

    我亲爱的。

    我俩要再像孩子似的在一个阳光普照、和风吹拂的临河的斜坡上携手漫步是没什么希望了。

    我想再有那么一天，重新生活在和平、宁静、舒适与满足中，在书籍友爱的怀抱里，写下我们曾共同谈论过的、二十五年来在我脑海里构思和成熟起来的一切是没什么希望了。当他们捣毁了我珍藏的书籍的同时，他们也就把我生命的一部分埋葬了。但我决不屈服，决不让步，坚决不让自己生命的另一部分在这间２６７号白色牢笼里不留丝毫痕迹地完全毁掉。因此，我现在正从死神那儿窃取来的一点时间，抓紧写一些捷克文学的札记。请你永远记住将要把我的手稿转交给你的那个人，正是他使我不至于完全、彻底地从人世间消失。他给我的笔和纸，唤起了我一种只在初恋时才会有的感情，引发出了一种难以言传的心绪。当然眼下没任何文献资料，更无从引经据典，要写出一点东西来是不容易的，即或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些活生生的，我似乎可以触摸到的一些东西，然而对我的读者来说却会是些模糊和不现实的。因此，我得首先给你，我亲爱的，给我的助手和第一个读者写信，因为你最能猜透我的心思，而且你还可以和拉扎以及我那位白发苍苍的出版家一起做些必要的补充。我的心和脑子可说是装得满满的，但这儿的四壁却空空如也。你要写有关文学评论、札记一类的东西，而手头上却连一本哪怕只让你瞟上一眼的参考书都没有，这岂非咄咄怪事。

    命运原本就是那么荒诞不经。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那广袤的旷野、阳光和风。多么愿意成为生活在它们之中宇宙万物的一分子：像只小鸟或一簇灌木，一片云或一个流浪汉。然而多年来，我就像树根一样地注定要生活在地下。这些树根或许长得歪歪扭扭很是难看、发黄的，它们被黑暗与腐烂物包围着，然而它们却使地面上的生命之树昂首挺立。无论有多大的风暴也休想将那根深蒂固的生命之树吹倒。这就是树根骄傲之所在。我也以此感到骄傲。我从不后悔我成了树根。

    我没什么可悔恨的。我力所能及的，我都做了，并且乐意去做。但是那光明，我钟爱的光明，我多么愿意破土而出，在它的光照下茁壮成长，长得挺拔高大；我多么希望也能开花，也能结出可供食用的果实来呀。

    喏，有什么法子呢？

    在由我们这些树根支撑着的树上，一代新人正在发芽生长、开花结果。他们是社会主义一代的工人、诗人以及文学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纵令迟一些，但他们将会更加出色地去评论我已无法评论了的一切。这样，我的果实方能变得甘甜和丰硕起来，虽然已永不会再有白雪飘落到我的山头。

    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８日于２６７号牢房致戈培尔部长的一封公开信-捷克知识分子的回答

    国社党的宣传部长、宫廷小丑戈培尔，从所谓的捷克知识分子中挑选了几名代表，邀他们去德国，聆听他的演说，并大肆渲染此行之重大意义。他那充满恬不知耻的收买和威胁利诱的演说不仅是对被邀者而言，而且也是对捷克整个知识界而发的。按戈培尔所说，捷克民族还来得及表明其态度：是"心甘情愿地参加到德国新秩序的建立过程中来呢，还是在其中进行反抗"。言下之意，是跟德国友好呢还是与它作对。这位部长还进一步强调说，捷克民族想走哪条路这取决于知识分子的引导，因为人民的想法总是与他们思想的领导阶层的想法是一样的。这就是戈培尔演说的精神实质。

    纳粹分子们曾力图用尽各种手段来分化瓦解捷克民族的英勇反抗。但他们从来也没得逞过。他们曾力图引诱捷克青年。这也是白费力。他们努力讨好捷克工人阶级，其结果是他们的一些走狗连从工厂、车间逃走都来不及。如今他们想利用捷克知识分子来钻进民族的心灵这或许会奏效的。"请到我们这儿来服务吧，"戈培尔露骨地说，"这对你们有利，好处是大大的。"他活像个准备要签定一个一本万利的合同的商人：你们上我们这儿来服务，一旦我们拥有了你们，那么整个捷克民族就将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了，要知道，人民的想法总是与他们的思想的领导阶层的想法是一样的。换句话说，要是你们叛变了，那么整个民族也就会被出卖。这样说虽不太含蓄，但却更准确些。

    捷克知识分子面对这般卑鄙的建议，如此下流的侮辱，是不能不作出回答的。我们有为自己本身、自己的荣誉、为自己的民族以及民族中的一切进步力量、民族解放斗争行列中和我们携手并肩的一切人们发出回答声音的义务。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回答。我们，捷克的音乐家、演员、作家、工程师；我们，被你们的恐怖政策所捆绑着双手的我们；我们，自己成千上万个同志在你们的牢狱和集中营里遭受着非人的折磨的人们。

    我们，捷克知识分子，我们现在就来回答您。

    戈培尔部长。

    永远不会，您听到没有，我们永远不会背叛捷克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永远不会去为你们服务；我们将永远不会为黑暗和奴役服务。

    您期望我们什么呢？让我们在捷克人民中间帮助扩散您那字字句句都浸透了谎言的欺诈宣传吗；让我们用自己诚实的劳动，在我国文化界赢得的名声去为这种欺诈宣传涂脂抹粉吗；让我们把自己的声音和笔杆奉献给您，为您的谎言所支配吗；让我们滥用自己人民的信任，并劝他们走上必将导致毁灭的道路吗？不，我们决不这样做。

    您期望我们什么呢？让我们合伙干你们那些血腥的暗杀吗；让我们与你们的盖世太保为伍，像你们一样的穷凶极恶吗；让我们像盖世太保屠杀捷克人民的身体那样地去毒害他们的灵魂吗；让我们帮助你们的所有暴徒来镇压你们制服不了的捷克人民的骄傲和壮丽的反抗吗？不，我们决不这样做。

    您究竟期望我们什么呢？让我们自戕？我们当然不会这样做。

    我们，正如您所称谓的那样是"民族思想上的领导阶层"，我们确实和自己国家的人民有着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联系。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民，而是说我们代表他们、表达他们的意愿。我们，我们这些文化人和自己民族的最进步的力量总是生死相联的，这我们是知道的。在捷克知识分子曾经确实是民族思想上的领导阶层的各个时期，在捷克文化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各个时期，捷克文化中所有著名人物都是和使得人类进步的最大胆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在它的伟大旗帜下，我国人民为自己的生存而战，虽受尽折磨、备受熬煎，但并没有毁灭沧亡，因为他们从不放弃斗争。

    "为人类的自由——在我国曾经

    鲜花怒放。

    ——今天的捷克人仍旧这样，

    ——一如往年：

    这个信念把我们大批带进了坟茔，

    却又把我们引上光荣的路

    ——前进，再前进。"

    这是一位捷克诗人写的，戈培尔部长，这位捷克诗人早在许多年前，就已经代表所有的人，代表我们和我国人民选定了一条能够把我们引向自由和民族独立的唯一的道路。但它并非是你们压迫我们的叛变的道路，而是一条为反对奴役而斗争的道路，一条为争取我国、你们国家以及整个欧洲人民的自由而斗争的道路。我们誓死不离开这条道路。

    在捷克历史上，有过不少反动的捷克统治者、阔人进行政治叛卖的劣迹，这些人只要能保住自己的财产和特权的话，他们就心甘情愿地出卖捷克人民的自由，甚至整个民族的政治生命。但是，在捷克历史上，您决不会找到有捷克文化人政治背叛的一页——我们坚信，我们决不会在自己的历史上写下这样的一页。

    "我们在暴风雨中诞生，

    一步一步在暴风雨的阴茔中前进，

    傲然走向我们灿烂的目标，

    只在自己的民族面前我们才肯折腰。"

    这也是那位捷克诗人写的，戈培尔部长。而您却认为，我们，在经受了几世纪可怕的压迫，但却并未屈膝的捷克民族的知识分子们，您认为我们，与捷克人民血肉相联的我们，会在您的面前俯首帖耳吗？真是一个疯子。

    您答应给我们一些"好处"。当真的？"一旦这些问题获得解决（也就是说-当捷克知识分子的叛变之事着手进行），那么在捷克的电影事业面前就会展开一个空前广阔的销售市抄…捷克人就会有可能输出自己的电影、自己的文学和自己的音乐。"您是这样说的吗？是的，您确实是这样说的。什普勒河岸上可怜的跛足罗累莱，你的那诱惑性、魅力藏到哪儿去了？我们捷克有这样一句谚语，"欲把鸟来捉，先诱之以好听的歌。"可您连一首好听的歌都不会唱嘛。您想拿什么东西来诱惑我们呢？输出捷克电影，这是您说的，然而窃去捷克电影工作者筹建起来的最完善的电影制片厂、扼杀处于萌芽时期的捷克电影艺术，使之不能充分发展的不正是你们吗？

    "输出"捷克文学，这是您说的，然而野蛮地横扫我国的整个文学，没收和销毁捷克作家们的最优秀的作品，把捷克文学作品从捷克的图书馆里扔出去；甚至毁损马哈的《五月》，不仅清剿当代的诗集；连六百年前出版的查理四世的自传也不放过，妄图毁灭全部捷克文学的不正是你们吗？

    您想用输出捷克音乐来诱惑我们，这是您说的，然而用没完没了的禁演来破坏我们的音乐生活，妄图用恐怖、暗杀手段压制我们伟大的作曲家的不正是你们吗。禁止我们歌唱的也是你们，不让我们儿童们唱捷克民歌的还是你们。你们封闭我们的大学，使我们的小学德意志化，把我们的校舍、剧院、音乐厅、美术馆变成了你们的军营，你们掠夺霸占我们的科学研究机关，使我们无法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你们想把记者们都变成头脑简单、刻板的自动机器，你们消灭成千上万的文化工作者赖以生存的基础；毁坏各种文化以及创造民族思想领导阶层的一切基椽-而正是你们自己却想借着这一领导阶层的帮助来继续你们那令人难耐的疯狂行为。部长阁下，"这是要引起伤疤来回答的玩笑"，我们可以用这位伟大的德国剧作家的这句话来回答。

    是的，就连这位伟大的德国剧作家的作品都已经不准上演了。对我们来说这真是一幅极好的关于你们那些"好处"的说明图啊它使我们注意到，在你们打算向捷克文化进军之前，你们早就围剿了自己的德国文化。你们扼杀伟大的德国人文科学，把当代最杰出的一些德国科学家从本国驱逐出境，一些著名的德国诗人和作家不是被赶出国境；就是被折磨致死，你们大量地烧毁了一些最著名的德国哲学家的著作，你们荒废了德国的画室，践踏了德国戏剧的光荣，你们捏造德国的历史，从德国文学中删除了其最伟大的创造者之一亨利希·海涅和其他名气较小的作家的名字和作品，你们还阉割歌德和席勒的创作思想，你们把自己国家的"文化领域"变成了一片荒漠，屠杀、歼灭或迫使自己本国的"思想领导阶层"缄默不语——而今你们又反倒来邀请捷克的思想领导阶层去"参加"你们的那个福利事业。怎么参加？也就是作为你们下一个牺牲品而已。因为你们是不可能给捷克知识分子以任何好处的。您想砍掉捷克知识分子的脑装，但要他们自己引颈就屠。谢谢您的邀请。对不起，我们不参加。

    我们见识了您的那些"好处"。我们鄙视您的那些威胁。

    从您冗长的演说中，我们能接受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您自认无法摧毁捷克民族。一年半以来，你们的铁蹄踏遍了我们的国土，无处不遭殃、不受罪的，监狱里塞满了我们的男人、女子，甚至儿童都不放过；屠杀我们最优秀的人们。一年半以来，你们一直在窒息我们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生活。一年半以来，你们力图用恐怖手段迫使人们在"卐"字前屈膝就范。而经过了这般狂暴的一年半之后，就连您——一个惯于说谎的纳粹的宣传部长也不得不承认，你们一无所获，我们仍在抗拒；而且要抗拒到底。是的，这一点我们是同意接受的，并对自己顽强的抵抗引以为豪。但是，假若您，一个卑劣的诽谤者认为，我们捷克知识分子的自豪感和气节比不上培育我们成长的捷克人民的话；假若您认为我们会听任您的诱惑和吓唬，从而使我们背弃自己的人民而与你们一道去反对他们——那就请您再听一次我们的回答：不，不，永远也不。

    假若您问我们是否愿意参加建设新的欧洲，我们的回答是：是，是，是的，而且是尽快地建设。

    不过这将是完全另一个欧洲，决非为您所说的那个欧洲。

    你们的那个"新秩序"实际上是个旧的无秩序，那是靠屠杀牺牲在你们手下的千百万人的生命来维持的。所以您才如此迫不及待地催促我们。所以您才希望我们快，快，快；尽快地成为你们新的、一头丰满的羔羊，"心甘情愿"的牺牲品，"赶早不赶晚"。否则就要来不及了，谁来不及了？

    你们本来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您是在什么样的时间里给我们提出了那个厚颜无耻的号召的。你们发动了战争——强盗式的战争，你们在战争中暂时告捷，你们正在向前推进、占领、枪杀、轰炸、放水淹没，但是，这一切的结果如何呢？目标越来越落空，你们曾为此而发动了一场战争，你们的目标一步一步离开你们越来越远，已相距十万八千里了，就是你们自己现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你们曾经占领了一些国家，它们当然成了你们进攻苏联的基地，但是你们的宣传、倒行逆施，使被你们奴役的千百万人睁开了双眼，在他们的思想和心中充满了对你们和他们本国的反动派；对于隐藏在各种假面具下的法西斯主义的强烈的憎恨。然而也是你们使这些人满怀一个统一的、要求真正自由的坚强意志——如今这就是你们妄想建立"新的"法西斯欧洲的结果。你们还可以在各个方面继续给予疯狂的打击，然而除了你们自我毁灭之外，你们什么也组织不起来了。所以，无论是你们，或是你们往昔的伙伴，如今的敌对者英国，都不能结束这次战争。你们在欧洲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你们发动了海陆空全面的战争，然而，结束这次战争的却是在地下，在你们残酷地把捷克人民、法国人民、比利时人民、荷兰人民、丹麦人民、挪威人民、西班牙人民、意大利人民以及你们本国人民驱赶到的那个地下。

    不是你们，我们再向您说一遍，这一点您自己现在也知道得很清楚，不是发动了这次战争的你们，而是被你们卷入战争的各国人民，是你们徒劳地妄图将他们变成奴隶的各国人民，是以革命的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依靠苏联的强大威力——随着你们的每一个"成就"而日益壮大的威力——的各国人民，是这些民族、人民来亲自结束这次战争，亲自来粉碎你们的计划，并亲自来建立他们现在还只能是理想的新欧洲——纳粹匪徒绝迹的欧洲，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分子绝迹的欧洲，中饱私囊的下贱胚绝迹的欧洲，自由劳动的欧洲，自由的各国人民的欧洲，真正的新欧洲，社会主义的欧洲。捷克知识分子的代表们

    （尤利乌斯·伏契克撰写的秘密传单，１９４０年秋）

 伏契克和《绞刑架下的报告》

    蒋承俊

    "千百万人正在为争取人类自由而进行着最后的斗争，成千上万的人在斗争中倒下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作为这最后斗争的战士的一个，这是多么壮丽啊"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的英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尤利乌斯·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发出的心声。这些闪烁着崇高的理想光芒、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语句，被一代一代的革命者广为传颂。

    伏契克１９０３年出生在布拉格斯米霍夫工人区的一个工人家庭。少年时的伏契克就十分努力学习，如饥似渴地读书，最喜欢跑旧书店。他的夫人在《忆伏契克》一书中就写道：布拉格的所有旧书店都留下了伏契克的足迹，他同许多店员交上了朋友。有时他全月的工资几乎都拿去买了书，连第二天的午饭钱都没有了。他从大量的阅读中发现有的书在讲真话，有的却谎话连篇，还有的书什么也不说。他认为，"不论对什么，都不要缄默不言，缄默就是撒谎。要讲个一清二楚，以便使谎言连篇的书和什么也不说的书完全绝迹。"

    １９１８年他第一次参加"五一"节游行时，写了一首诗："上层：平民在下面嚎叫什么？他们说在全国笼罩着饥饿、哭泣。嘿。要知道对付这些的工具是有的——监狱或刽子手。下层：也许老爷们说得对。

    但我们感到笑声比哭泣可爱，

    请相信：

    我们才会过更好的日子。"

    这时的伏契克还只是一个不满十五岁的少年，却这般勇敢地反对社会的不公正，反对统治阶级的"老爷们"。

    伏契克十八岁时就加入了刚刚成立的捷克共产党，１９２８年起任党的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编辑。１９３９年９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了捷克。捷共被迫转入地下，伏契克毅然留在布拉格坚持斗争，１９４１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１９４２年４月因叛徒出卖，被德国法西斯逮捕，次年９月８日被害于柏林的勃洛琛斯狱中。

    伏契克从被捕那天起，就受到极其残酷的拷问和毒打，濒临死亡的边缘，难友们都为他做了临终祈祷。但他却以坚强的毅力，忍受着一般人难以忍受的折磨，从死亡的床上醒来了。生命不息，斗争不止，活一天就同敌人斗一天。他清楚地知道，当他一旦落到秘密警察的手里，就不会再有生还的希望。他正是根据这一点来行动的。他组织并领导"狱中集体"同纳粹匪徒作斗争。"为了把铁窗里的今天和自由的明天连接在一起"，他用笔做刀枪，在狱中坚持写作。他得到了一位好心肠的捷克看守——科林斯基的帮助：给伏契克铅笔头，一张张碎纸片，为他放哨，并把写好的小纸卷送出狱外，分藏在许多不同人的手里。捷克解放后，伏契克的夫人和他的至友拉迪斯拉夫·什托尔找到了这位看守，并耐心地寻找到了这些小纸条，经过整理于１９４５年出版。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报告》是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用鲜血凝成的壮丽诗篇。伏契克在《报告》里向全世界人民控诉了德国法西斯惨绝人寰的血腥罪行。请求那些活过了法西斯时代而幸存下来的人们，记住那些在决定性的关头做着一切需要做的事情的默默无闻的人们：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叶林涅克夫妇，参加革命工作时还带有点少女任性、顽皮劲的丽达……这些都是伏契克在《报告》里雕塑的一座座高大的英雄形象。伏契克认为"每一个忠实于未来、为了美好的未来而牺牲的人都是一座石质的雕像。而每一个妄想阻挡革命洪流的腐朽过时的人，即使他现在带着金色的肩章，他也只能是一个朽木雕成的木偶。"伏契克深刻地揭示了人的伟大与渺歇-雕像与木偶，从而向人们指出生活中应该选择的道路。

    伏契克可谓尘世上最纯洁、最真诚和最朴实的凡人。他对妻子的爱简直是洁白无瑕、忠贞无私。在《报告》中专门有一节是写他妻子的。他总是怀着欢乐和爱恋的心情回忆、赞美她。"她品德高尚，诚挚热情，她是那艰难而不安定的生活中的珍贵而忠贞的伴侣。""斗争和经常离别使我们变成了一对永恒的情侣，我们不止一次而是数百次地在生活中感受到那初次会面和那初次抚摸时的激情。无论在欢乐或忧愁、激动或悲哀的时刻，我们的心总是跳动在一起，我们的呼吸总是融合在一起。"他渴望同他妻子重逢，他在《报告》中详尽地描述了他想见到她的心情。但是他清楚地知道："我俩要再像孩子似的在一个阳光普照、和风吹拂的临河的斜坡上携手漫步是没什么希望了。"他情不自禁地喊出："别了，我的亲爱的。"他希望他的妻子永远坚定和勇敢地活下去。他并且写信给他的妹妹，要她在适当的时候转告他妻子："我一直希望着她能幸福，愿她即使没有我也能幸福地生活。她会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是可能的。在工作中，在别人的心中，任何人都可以被代替。"多么高尚、无私的人啊这才是真正的爱情。

    伏契克此时正当壮年，他渴望爱情，热爱生活，他知道自己没有生还的希望，但是决不以玷污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称号作为代价去换取生命。他在《报告》里痛斥了那些不配做捷克人的刽子手。这些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会变得比魔鬼更可恨。他们都是些极为阴险、狡猾、凶残的木偶，受法西斯和各种反动势力牵动的木偶。正是这些木偶，构成了纳粹反动统治的支柱，是黑暗时代的灾星。伏契克用他的鲜血和生命发出了谆谆嘱咐："人们，我们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是的，一切为人类进步事业献身的人们，都无不感谢伏契克真诚的提醒：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警惕那些公开的和隐藏的、残忍的和阴险的、形形色色的木偶。

    伏契克死了，一个伟大的生命熄灭了。但他那伟大的精神却与世长存，代代相传。他的《报告》不仅是捷克无产阶级文学中的经典著作，也是全世界进步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

    从１９４５年在捷克出版以来，《报告》已被译成八十多种文字。

    在我国，早在五十年代，就先后发行过根据俄文、法文转译的两个版本。这部光照千秋的著作，将继续激励和鼓舞着我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