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五点差一刻，考利昂老头子刚检查完他的橄榄油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替他准备的证件、报表。他穿上短上衣，用手指敲着儿子弗烈特的脑袋，要他别再参与晚报的事了。

    “叫嘎吐给我把汽车开过来，”他说，”我一会就要回家。”

    弗烈特哼了一声，“我给你开车。嘎吐今天早上来电话说他病了。又感冒了。”

    考利昂老头子在想着什么。他说：

    “这是这一个月第三次了。我看，另找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来也许要好一些。通知汤姆。”

    弗烈特提出了不同意见。

    “嘎吐这小伙子倒还老实。他说他生病了，那就是真病了。我倒乐意去给你准备车子。”

    说罢，他离开了办公室。考利昂老头子从窗口看到了他儿子跨过九马路，向停车场走去。他想给黑根办公室打电话，但没有人接。他又给家中打电话，还是没有人接。他心情很烦躁，不时向外张望。他看到他的汽车已经停在办公室前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弗烈特靠着汽车的挡泥板站着，双臂叉在胸前，望着为圣诞节购买东西的人群。考利昂老头子上身穿的是短外衣；办公室主任给他穿上大衣，老头子向他哼了一下，表示感谢，走出门，下了两道楼梯。

    外面街道上，初冬的天空已经暗下来了。弗烈特懒洋洋地靠着重型“布依克”牌汽车的挡泥板，看到父亲走出大楼，就转到司机座位那边，上了车。考利昂老头子刚要上车的时候，却犹豫起来，又回头向拐弯处一长排露天水果摊走去。这是他最近的习惯：喜爱那种早于或晚于旺季的大水果，喜爱那些绿色箱子里亮晶晶、黄橙橙的大桃和橘柑。摆水果摊的小老板一看到他，马上起来给他挑选。考利昂老头子自己没有动手，只是用手指点。卖水果的人看他指哪个就给他拣出哪个。只有一次卖水果的人说他指错了，把他指的那个水果拿起，翻过来给他看，下面已经坏了。考利昂老头子用左手提起装着水果的纸袋，并付给了一张五美元的支票。当他接过补我的零钱回头向汽车走去时，有两个人从拐弯那边走了过来。考利昂老头子马上意识到要出事。

    那两个人披的是黑大衣，戴的是黑帽子，帽檐拉得很低。他们没有料到考利昂老头子的反应那么机敏。他扔掉水果袋，像箭一样奔向停着的汽车。同时他大声疾呼。

    “弗烈杜！弗烈杜！”

    就在这个时候，那两个人抽出枪，向他开火了。

    第一颗子弹打中了考利昂老头子的背。他感到像是给铁锤猛击了一下，但他还是挣扎着向汽车走去。接着有两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屁股，把他打翻了，他倒在大街中央。那两个枪手紧跟着追了过来，但走得很小心，深怕踩上滚来滚去的水果。他们要彻底结果他。就在此刻，弗烈德里克·考利昂跳下汽车，赫然出现在现场。枪手向老头子又慌忙开了两枪，一枪打中他的胳膊，另一枪打中了他右腿的小腿。虽然这些伤都不在致命处，但流血很多，他身旁积成了一个个小血泊。不过，这时老头子早已失去了知觉。

    弗烈特先是听到父亲的呼喊，叫他的小名，紧接着就听到了两声刺耳的枪响。他跳下车时，还没有反应过来，甚至连枪都没有抽出来。那两个刺客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撂倒，但是刺客也着慌了。他们一来认为他是带着枪的，二来觉得耽搁的时间也太久了，就转过拐弯溜走了，留下弗烈特一个人在大街上守着还在流血的父亲。大马路上的人群都闪开了，躲进两边门廊或庭园里，还有的三五成群地挤作一团。

    弗烈特还是没有拔出自己的枪。他呆若木鸡，低头凝视看父亲的身体：脸朝下躺在柏油马路上，此刻在他看来，是躺在发黑的血潮。弗烈特由精神休克发展为肉体休克了。人们探头探脑地又出来了；有个人看到要倒的弗烈特，就扶着他走过来，让他坐在人行道镶边石上。考利昂老头子周围聚集了一群人，当第一辆响着警报器的警车开过来的时候，这一圈人才散开。紧跟着警车后面的是《每日新闻》报的无线电广播车；车子还没有停稳，摄影记者就跳下来，“喀嚓喀嚓”地给还在流血的考利昂老头子拍摄快照。摄影记者便把注意力转到了弗烈特·考利昂身上。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哭了起来；他那倔强的丘比特型的脸上，高大的鼻子上，厚厚的嘴唇上，到处都沾满了鼻涕、眼泪，那副尊容真是个令人发笑的喜剧人物。侦探在人群中窜来窜去；随后又赶来了几辆警车。有一个侦探跪在弗烈特身旁，问这问那，但弗烈特受的震惊大大了，什么也回答不上来。侦探把手伸进弗烈特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个皮夹子。他把里面的身份证一看，就给他的同伴吹了个口哨。几秒钟后，弗烈特就被一群便衣人员围住，把看热闹的人隔开了。第一个侦探发现了弗烈特挎在肩上的套子里的枪，就收了起来。然后，他们把弗烈特抬起来，扔进一辆没有任何标记的汽车里。这辆车子开走了，《每日新闻》报的无线电广播车也跟在后面开走了。摄影记者还给现场的每个人和每件东西拍摄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