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踪残余的爱尔兰匪帮，并单枪匹马地把那一伙扫除干净的就是布拉西。当那五六个强大的家族中的一个家族企图干涉，并充当那些零散的帮派的保护人时，为了杀一儆百而杀死这个家族的头头的，也是布拉西。另外，老头子伤好了，恢复了健康，就同这个家庭讲和了。

    到一九三七年，除了小的事件和误会（当然这些小的事件和误会有时也会造成毁灭性的严重后果），总的来说，纽约市的气氛是平静而和谐的。

    就像古代城邦国家的统治者用焦急的目光注视着野蛮部落在他们城墙周围游来荡去一样，考利昂老头子也密切注视着他自己那个小世界外面的事态发展。他注意到希特勒的上台，西班牙的陷落，德国在慕尼黑对英国进行的威吓。他没有受到外部世界的蒙蔽，清楚地看到了世界大战即将来临；他明白这场战争的影响。他自己的世界将更加强大，坚不可摧，不仅如此，那些善于随机应变的、有远见的人们可以利用战争的机会大发横财。但是，要发横财，在他自己版图以内必须洋溢着和平气氛，而同时外部世界战争却疯狂进行。

    考利昂老头子带着自己的信念走遍了美国。他风尘仆仆地到处奔走，与同舟共济的人们会谈，时而在洛杉矶、旧金山，时而在克利夫兰、芝加哥、费城，时而在迈阿密，时而在波士顿。他是地下世界的和平使者，到一九三九年，他比任何教皇都成功，在全国最强大的地下组织之间，达成了切实可行的协议。这项协议，像美国宪法一样，充分尊重每个成员在其本州或本市内的权威。协议包括的内容只是共同遵守势力范围，一致维护地下世界的和平。

    因此，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于一九三九年爆发的时候，当美国于一九四一年参战的时候，维托·考利昂老头子的世界仍然处于和平、有秩序的状态，充分准备着同美国的其他工业部门，在平等的条件下共同收获金色的果实。考利昂家族插手向黑市供应国家物价管理局的食品印花、汽油印花，甚至旅游优先证。这个家族还可以帮助那些因得不到政府合同，因此就得不到原料供应的各被服公司搞到军方合同，同时又帮助他们搞到黑市原料。他甚至还能够给自己组织内部应征的全体青年弄到免役证，使他们不到海外去打仗。他是在医生的协助之下做到的，医生出点子，在体检之前先吃些什么药。另一种办法是把青年人安插在军事工业部门的免役岗位上。

    因此，老头子有理由对自己的统治感到自豪。他那个世界对宣誓忠于他的人来说时安乐窝。他那个世界以外的那些相信法律和秩序的人们在成百万地死去。但美中不足的是他自己的儿子迈克尔·考利昂拒绝走后门，志愿为自己的国家去服役。使老头子感到诧异的是，他组织里面的另外几个年轻人也是这样。其中有一个小伙子试图向他的司令解释清楚，说：

    “这个国家一直待我很好。”

    这，本来可能使这些青年要倒大霉。但是，他既然已经原谅了自己的儿子，他也就必须原谅别的年轻人，尽管这些年轻人错误地理解了他们对老头子和对他们自己的义务。

    在第二世界大战结束时，考利昂老头子认识到他不得不再一次改变策略，不得不使自己更加适应外部世界的情况变化。他相信他自己能够在利益不受损失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

    根据他自己的经验，抱这种信念也是有理由的。使他走向正确道路的，是他体验过的两桩个人遭遇。在他的事业开始的初期，当时还很年轻的纳佐林也还只是一个烤面包师傅的助手，正计划着要结婚，前来要求他帮助。纳佐林同他未来的新娘（一个端庄的意大利姑娘）共同存了些钱，向家具批发商预付了三百美元。这个批发商让他们任意挑选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摆在漂亮而朴实的卧室里的两个装有镜子的衣柜，加上各种灯具，还有起居室需要的一套垫得很厚的沙发和扶手椅，上面蒙的是鲜艳的金钱花布。纳佐林同他的未婚妻花了整天时间在堆满家具的巨大的仓库里，高高兴兴地挑选他们中意的东西。批发商收了钱，他们的三百美元血汗钱揣进了批发商的口袋，他答应把挑选好的家具于本周内送到他俩已经租好了的一套房子里。

    恰巧就在那一周，家具公司破产了。堆满了家具的巨大的仓库查封了，东西全给债主抵债。批发商躲开了，债主们对着空气发脾气吧，纳佐林，也是这样的债主之一，去找律师。

    律师告诉他说，若法院作了判决，所有的债主都能得到钱，不然，毫无别的办法可想。也许需要三年，到时候纳佐林的每一美元能收回十美分，还算是幸运的。

    维托·考利昂以感兴趣但不相信的心情听完了这个故事，法律竟会允许这种抢劫行径，这是不可能的。那个批发商有宫殿似的豪华住宅，在长岛有房地产，还有一辆豪华汽车，而且还在供自己的几个孩子上大学。他怎么能够把贫穷的面包师傅的三百美元装进自己的腰包，而又不把家具交给人家？为了把事情搞清楚，维托·考利昂叫劲科·阿班旦杜带着代表“劲科纯净”公司的律师们去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