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的守护者》

 故事梗概

    十三岁女孩安娜在报上看到律师坎贝尔的信息，她卖掉爸爸送给自己的金项链，在哥哥杰西的帮助下找到律师事务所，请求坎贝尔做她的律师，她要控告自己的父母，控告他们夺走她的身体使用权。安娜的姐姐凯特两岁时罹患严重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安娜的父母为了给凯特治病，通过先进的基因技术孕育并生下了与凯特的基因完美配型的小女儿安娜。从出生那一刻起，十三年来，安娜不断地向凯特捐献出脐带血、白血球、干细胞、骨髓……现在，凯特的肾功能衰竭，父母要求安娜捐献一个肾脏给姐姐。于是，安娜找到了律师。坎贝尔被安娜的坚决和聪慧吸引，决定接下这个独特的案子。安娜的钱不足以支付昂贵的律师费，她帮助坎贝尔擦门把作为报偿。

    十四年前的一个晚上，母亲莎拉在给两个孩子杰西和凯特洗澡时，发现女儿凯特的肩胛骨上有一块淤青，第二天，凯特虚弱地躺在床上，不肯起床。莎拉带凯特去医院看病。医生给凯特作了各种复杂的检查，最后确诊她患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震惊的莎拉用无线电呼叫正在执行任务的丈夫布莱恩，他是一名消防员。莎拉和布莱恩十分痛心，他们将杰西托付给邻居，全心全意地照顾起凯特，他们决心一定要让凯特活下去。

    吃晚饭的时候，布莱恩发现安娜有些不对劲，她脖子上的项链不见了，并悄悄地迅速离开。莎拉不以为意，认为这只是安娜正常的青春期反应。晚上安娜来到布莱恩值班的消防站，他们一起爬上屋顶看星星。布莱恩是一个业余天文学家，他在消防站的屋顶平台上有一架望远镜。

    凯特在析肾。妈妈高兴地拿来医院肾脏移植的宣传手册，安娜怀疑这种手术的安全性。这时弗恩警长走进病房，送来一份公文。莎拉震惊地发现这是安娜控告父母的法院传票。回到家，妈妈气急败坏地打了安娜一巴掌，爸爸布莱恩较为理智地想让安娜解释。晚上上床后，爸爸妈妈来到女儿的房间，莎拉拥抱安娜，希望她去跟法官解释，撤回诉讼。安娜点头。

    十四年前凯特被诊断出白血病后，开始接受一系列治疗。医生提出可以给凯特进行骨髓移植，前提是她要有配型相同的捐赠者，最好是有血缘关系的同胞手足。凯特唯一的哥哥配型不符，而非血缘关系的移植危险性很高。医生提醒他们虽然杰西配型不符，但如果凯特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化疗开始奏效，凯特的白血球降低，但她开始发烧，非常虚弱。莎拉的姐姐苏珊跑来帮助他们一家。莎拉和布莱恩决定再生一个孩子。

    坎贝尔在咖啡店里看到街上一个女人，像一个人，但那身影转瞬即逝。他回到办公室，安娜正在擦门把。莎拉打来电话告诉坎贝尔，安娜昨晚上同意撤回诉讼。坎贝尔坚持他们在法庭见。承审安娜案件的法官叫狄沙罗，他十二岁的女儿几个月前刚刚车祸身亡。而曾经是一位律师的莎拉决定亲自为她和布莱恩辩护。控辩双方第一次在法官办公室见面，法官无法判断双方陈述的事实，要求与安娜私下交流。

    安娜告诉狄沙罗法官她不能捐肾给凯特，法官告诉她没有人可以强迫她。安娜痛哭失声。法官决定派一个诉讼监护人陪伴安娜以便了解情况。监护人将在一周后开庭审理时向法官报告。安娜一家陷入极度紧张。

    杰西喜欢玩火。他开车狂飙到公路出口的地下通道，那里有个流浪汉帮他收藏从学校偷来的化学药品，杰西用它纵火。火烧起来，杰西看到爸爸赶来救火。他开车离开。家里，凯特又一次情况危急，杰西帮莎拉将她送进医院。她虚弱地醒来，寻找安娜。

    多年前，新宝宝正在莎拉的腹中孕育，而凯特又病情复发。关于这个通过遗传技术基因和凯特完美配型的孩子，莎拉和布莱恩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有人质疑他们，但他们信心满怀，一心只想救自己的女儿。安娜在新年夜出生，她的脐带血捐献给凯特。

    诉讼监护人朱莉亚和她的双胞胎姐姐住在一起，她从狄沙罗法官那里听到律师坎贝尔的名字，感到很矛盾。但她还是接下这个案子，去安娜家拜访。朱莉亚带安娜逛动物园，并对她有了初步的了解，发现她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孩子，比预想中成熟。随后，朱莉亚来到坎贝尔的律师事务所。

    看到朱莉亚进来，坎贝尔几乎疯了，他们已经十五年没见了，恍如隔世。坎贝尔名叫"法官"的狗觉察到气氛紧张，起身站到律师身边。当听说坎贝尔要向法庭申请暂时性禁制令，迫使莎拉搬出家中时，朱莉亚气愤地认为坎贝尔不顾安娜利益，只是为了打赢官司，谋取私利。坎贝尔中断谈话，离开办公室，有生以来第二次遗弃朱莉亚。

    坎贝尔和朱莉亚当年同在一所贵族学校读书。朱莉亚是这些富家子弟中的另类，她家境寒微，特立独行，其桀骜不驯的独特气质吸引了坎贝尔。二人共坠爱河。

    朱莉亚的话影响了坎贝尔，他亲自到安娜家拜访，想要深入了解她。随后，他又去朱莉亚家，试图修复二人的关系。

    妈妈在医院陪伴病情危机的凯特，爸爸去消防站出任务，安娜在杰西的帮助下溜进凯特的病房，爬上床，姐妹两个躺在一起。

    朱莉亚到消防站找布莱恩，想了解他的想法。他们和安娜一起到医院看望凯特。莎拉请求朱莉亚不要把官司的事情告诉凯特。朱莉亚和凯特单独谈话，了解到这个女孩一些独特的生命感受，以及她和安娜之间自然真实的姐妹关系。

    凯特生病五年之后，病情虽有缓解，但一次例行检查中发现，她正处于分子复发期。医生对凯特进行全反式维甲酸治疗，随后又建议进行供体淋巴细胞输注。于是安娜向凯特捐献一万个淋巴细胞，并不得不放弃参加小朋友的生日派对。

    莎拉劝说安娜撤回诉讼，坎贝尔申请暂时禁制令，要求莎拉搬出家中，与安娜分居。控辩双方在法官面前交锋，法官暂不发出禁制令，但警告莎拉不许在安娜面前谈论这个案件。朱莉亚想和坎贝尔谈话，她认为坎贝尔不能完全从法律角度考虑问题，莎拉既是对方辩护律师，又是安娜的妈妈。

    朱莉亚找杰西谈话，正处于青春期的杰西被朱莉亚吸引，想要和她约会。朱莉亚在杰西混乱不堪的房间里倾听这个问题少年在这个特殊家中成长的种种经历和感受。

    为了给安娜一个自由呼吸和思考的空间，布莱恩决定让她搬到消防站，和他一起住。午夜消防队员们接到报警电话，安娜和大家一起出任务，护送一个老人到医院，安娜趁机跑到凯特的病房。他们回到消防站，一起看星星。

    坎贝尔到医院找凯特的医生时，遇到朱莉亚，他们一起去餐馆吃饭。安娜打来电话说杰西被警察抓起来了，因为他偷了法官的车，请求坎贝尔帮忙保释。在坎贝尔的帮助下，杰西获得自由。

    坎贝尔送安娜回消防站，在那里见到布莱恩。布莱恩告诉坎贝尔他支持安娜的决定，坎贝尔要求布莱恩在法庭上公开他的想法，布莱恩答应。

    凯特九岁大的时候又一次疾病复发，医生决定给她作骨髓移植。保险公司拒绝为凯特支付移植的费用，布莱恩动用了为凯特准备的教育基金，认为她用不上这笔钱，莎拉知道后非常难过。安娜忍受了捐骨髓时被扎针的痛苦，还要不断注射生长激素。布莱恩为了奖励安娜，送给她一个儿童项链。骨髓移植成功，凯特终于出院，但她因为自己的怪样子害怕被人嘲笑，拒绝上街。莎拉把安娜和自己的头发都剃光，光头母女三人档走上街头。

    杰西的车被警察扣留后，开起了垃圾车。他又一次在地下通道里放火，险些烧死人。

    骨髓移植后的四年以来，凯特不断受到"移植物抗宿主病"的折磨。一天，她又身体多处严重出血，被家人匆忙送往医院。医生提出一种新的治疗方法——砒霜疗法。凯特情况危急，布莱恩想要放弃治疗，好让凯特结束痛苦，但莎拉坚决要让凯特活下去。经过治疗，凯特终于度过危险期，活过来。于此同时，热爱冰球运动的安娜想要参加冰球守门员的夏令营，但莎拉要求安娜留在家里，随时准备为凯特提供所需。

    莎拉提出和解协议，只要安娜这次捐出肾脏，以后即使凯特病情没有好转，也永远不再要求她为姐姐提供任何医疗援助。安娜拒绝。

    开庭前的晚上，坎贝尔以谈案子为由将朱莉亚带到小游艇上出航，二人旧情复燃，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第二天开庭，众人竟发现安娜不见了。坎贝尔在医院凯特的病房找到安娜，把她带回法庭，庭审开始。凯特的医生、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医生、心理医生以及诉讼监护人朱莉亚轮流走上证人席。

    在用砒霜进行治疗的漫长过程中，凯特在医院认识了一个同样患有严重白血病的男孩泰勒，二人同病相怜，相互爱慕。凯特陷入了美妙痴狂的恋爱中，她拒绝住院化疗，而宁愿去和泰勒约会。担忧的同时，莎拉更多地感到欣喜而激动，她从不敢想象凯特能有恋爱的一天。医院为病人举办了一场舞会，泰勒邀请凯特参加。母女三人一起为凯特的舞会礼服忙碌。舞会上泰勒和凯特偷偷溜走，莎拉悄悄跟随，看到他们在月光下的相拥一吻。当夜，泰勒就因感染高烧不止，急救无效，撒手而去。担心作干细胞移植的凯特经受不了打击，莎拉封锁了这个消息，直到凯特出院。

    第二次庭审，布莱恩出庭作证，但他情绪矛盾混乱，突然改变了原来支持安娜的决定，表示希望安娜捐肾。坎贝尔要求安娜自己在法庭上作证，安娜先是拒绝，最后同意。安娜开始回答坎贝尔的问题。坎贝尔情绪紧张，他的狗疯狂地吠叫。安娜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她是被凯特说服提出这桩诉讼案的。坎贝尔当场晕倒，癫痫发作。原来他十八岁毕业那年发生车祸，后来就患上了癫痫病，随时可能发作。也是因为不愿意拖累朱莉亚，他隐瞒了实情，离开了朱莉亚。多年以来，坎贝尔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和他的看护狗生活在一起。通过急救，坎贝尔恢复过来，继续庭审。安娜说出凯特屡次想自杀的事情。法官决定亲自与凯特谈一谈，众人来到医院。最后，法官宣布第二天早上结案。

    第二天清晨天降大雨，众人来到法庭。莎拉和坎贝尔分别作了精彩的结案陈词。法官赞扬法庭上的所有人都进入了生命品质对抗生命尊严的争论中。他最终宣布安娜胜诉，她将拥有自己的医疗决定权，而坎贝尔担任她的医疗监护权律师。安娜面对父母，他们拥抱在一起。因为要签署相关文件，安娜和坎贝尔留下来，莎拉和布莱恩先离开法庭。随后，坎贝尔开车载安娜去医院。

    在医院里，布莱恩的呼叫器响了，一场意外的车祸等他去救援。而在车祸现场，布莱恩震惊地发现安娜在被撞的车里，生命危急。一番急救无效，安娜最终脑死亡。莎拉和布莱恩忍受着巨大的悲痛，让医生取走了安娜的器官，捐献给凯特和其他需要它们的人。

    安娜永远离开了。凯特接受了肾脏移植后，度过了危险期，活下来，并健康地成长着，她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了一个舞蹈老师。杰西警校毕业，成了缉毒英雄。坎贝尔和朱莉亚结婚了。莎拉和布莱恩在伤痛中，继续怀念和生活。

 主要人物介绍

    安娜·费兹杰罗：小女儿，13岁

    凯特·费兹杰罗：大女儿，15岁，身患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

    杰西·费兹杰罗：儿子，问题少年

    布莱恩·费兹杰罗：父亲，消防队员

    莎拉·费兹杰罗：母亲，先前做过律师

    坎贝尔·亚历山大：安娜的代理律师，有一条名叫"法官"的看护狗

    狄沙罗：本案主审法官

 安娜

    小时候，我觉得最神秘的事情不是"小孩怎么生出来"，而是为什么要生。制造娃娃的技术性问题，我懂——我哥哥杰西曾提供给我那方面的资料，不过，那时我就确定他听来的有一半不对。当老师转身，班上其他跟我一样大的小孩都忙着在教室的字典里找"阴茎"和"阴道"的解释时，我把注意力放在其他不同的细节上。例如，为什么有些妈妈只生一个小孩，而有些家庭的繁殖力似乎特别强。或者学校里新来的女同学席多娜告诉每个愿意听她讲话的人，她的名字是以她父母度假时制造出她的地方来命名。（我爸爸以前常说："幸好他们不是去泽西城度假。"）

    现在我十三岁了，发现这种原因更加复杂：一个八年级女生因为肚子大了而休学；一个邻居故意受孕，因为她希望能因此阻止她丈夫诉请离婚。我告诉你，如果今天外星人登陆地球，研究地球人为什么生小孩，他们的结论会是：大部分人都是在无意中制造出小孩，或因为他们在某个夜晚喝多了，或因为避孕措施并非百分之百可靠，或因为其他一千个很难令人信服的理由。

    我出生则是因为一个特殊的理由。我出生不是灌进廉价酒的结果，不是由于满月或一时头脑发热。我之所以会出世，是因为一个科学家设法将我妈妈的卵子和我爸爸的精子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特别宝贵的基因原料。事实上，当杰西告诉我，娃娃是怎么来的，我一点也不相信。我决定问我爸妈事情的真相，我得知的比我预期的多。他们要我坐下，告诉我正常小孩是怎么来的那一套，他们也解释他们特别选择我这个小胚胎，是因为我可以拯救我姐姐凯特。"我们因此更加爱你。"我妈很肯定地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孩子。"

    不过，我仍然存疑，如果凯特身体健康，情况会怎样？很可能我还在天堂飘浮，或者在某个地点等候一个身体附着，预备被发配到地球一段时间。当然，那样的话我就不会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份子。你懂了吗？我和其他自然受孕的小孩不一样，我不是因为意外而来到人间。如果你的父母因为一个理由孕育你，那么，那个理由最好一直存在。因为，那个理由要是不存在了，你也没必要存在。

    当铺里可能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可是那里也是个充满故事的地方。出了什么事必须典当一件依旧光艳如新的钻石饰品？谁这么急需用钱，连一个少了一只眼睛的玩具熊也要卖？走向柜台时，我怀疑老板会不会看一眼我要典当的项链，然后问我同样的问题。

    站在收银台前的人，鼻子形状像芜菁甘蓝菜，眼睛深凹。我无法想象，他能看得足够清楚，以执行他的任务。

    "你需要什么吗？"他问。

    我拼命稳定心神，才不至于转身走出门外，假装我是搞错了才进来的。唯一使我镇定的是，我知道我不是第一个站在这个柜台前，拿着自己从来没想过会与它分离的东西的人。"我有东西要卖。"我告诉他。

    "你要我猜是什么吗？"

    "哦。"我吞下口水，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一条有个小盒子链坠的项链。"这是14k金的。"我竭力推销，"几乎没有戴过。"这句是谎言，直到今天早上，我七年没有拿下来。这是我六岁时，一次抽骨髓后，我爸爸给我的。他说，我给姐姐那么贵重的礼物，值得拥有自己的贵重礼物。看到搁在柜台上的项链，我的脖子轻颤了一下，觉得光光的。

    当铺老板戴上眼镜，那使他的眼睛看起来恢复了正常大小。"我可以给你二十块。"

    "美金？"

    "不是美金，是比索吗？你以为是什么？"

    "它值五倍的价钱！"我说。

    老板耸耸肩，"需要钱的人不是我。"

    我拿起项链，打算完成交易，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的手指像救生爪那样，紧紧箝住项链。我努力用意志扳开手指，弄得满脸通红发热。仿佛过了一个钟头那么久，项链才落进老板摊开的手掌。他看着我的脸说话，语调温柔多了。"就说你搞丢了。"他送给我一个免费的建议。

    如果韦先生决定把"怪人"这个名词放进他的大字典里，安娜·费兹杰罗一定是他找得到的最好定义。不只是长相，她瘦得像难民，胸部平得像飞机场，头发的颜色看起来像泥巴，点点相连的雀斑散布在两颊。让我告诉你，别妄图用柠檬汁或防晒霜淡化雀斑，或者更可悲的，用磨砂纸。没用。上帝显然在我出生那天情绪不佳，因为他把这些非常与众不同的身体密码，混进我出生的这个家庭需要的基因里。

    我爸妈试图让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但那只是相对而言。事实上，我从来都不是个正常小孩。老实说，凯特和杰西也都不是。我想，或许我哥哥在四岁之前，凯特还没被诊断出毛病的时候，曾在阳光下享受过他的童年。可是自从凯特发病，我们都忙着迅速长大，没有余力去回顾过去。你知道吗，大多数小孩都以为他们和卡通人物一样，如果一块铁砧掉下来，打到他们的头，他们可以毫发无伤地逃离人行道，继续走。我从来不相信那种事。我怎么可能那么天真？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总在晚餐桌旁给死神留一个座位。

    凯特是个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患者。事实上，那并不完全属实——现在她没发病。不过那种病仍潜伏在她身体里，就像熊在冬眠，不知何时会苏醒，发出怒吼。两岁的时候，她被诊断出罹患这种疾病，现在，她十六岁。分子复发、粒细胞和静脉插管，这些是我常翻查字典的字眼，即使我从来不曾在任何测验的试题中看到它们。我是个同种异体捐赠者——兄弟姐妹间的完美配型。当凯特需要白血球、干细胞或骨髓，来欺骗她的身体她是健康的，我就供应这些东西。凯特几乎每次住院，我也要去报到。

    那些都不算什么，除了我自己告诉你的，其他你听来的有关我的一切，都不必相信。

    我正要上楼的时候，我妈从她房间出来，又穿着一件新的晚礼服。"哦，"她转身背对我说，"你正是我要找的人。"

    我帮她把背后的拉链拉上，看着她转身。我妈妈如果过的是别人的人生，她会更漂亮。她有一头深色长发，锁骨优美得像公主，可是她的嘴角老是下垂，好似她吞下的净是苦涩的消息。她没有多少自由时间，要是我姐姐身上出现淤青或流鼻血，我妈的时间表就得大幅度修改。有时间的话，她就把时间都花在蓝飞服装网上，荒谬地订购一些她根本没有场合可以穿出门的华丽晚礼服。

    "你觉得怎样？"她问。

    晚礼服集合了晚霞的所有颜色，它的质料使她移动身体时发出沙沙的声响，没有肩带，就是明星穿着走红地毯的那种礼服——一点都不适合出现在罗得岛上达比市郊区的房子里。我妈妈把她的长发在脑后盘起，挽成髻。床上还有三件晚礼服——一件黑色紧身的，一件缀着椭圆形的玻璃珠，另一件似乎太小了。

    "你看起来……"

    很疲惫。这个回答卡在我的嘴巴里冒泡。

    妈妈僵直地站着，我怀疑是不是说漏了嘴。她伸出一根手指，对我轻嘘，然后把耳朵歪向敞开的门，"你听到了吗？"

    "听到什么？"

    "凯特。"

    "我没听到声音。"

    可是她不相信我，因为只要有关凯特的事，她谁的话都不信。她快步上楼，打开我跟凯特的房门，发现我姐姐正歇斯底里地坐在床上，就像她的世界又崩溃了。我爸爸是个业余天文学家，曾试着向我解释宇宙黑洞。他说黑洞具有强大无比的吸引力，能把所有东西都吸进去，甚至连光线也会被吸进它的中心。现在这种时候就仿佛出现了黑洞，不管抓住什么，你终究会被吸进去。

    "凯特！"妈妈扑跪到床边地上，那愚蠢的晚礼服下摆在她周围挤成一堆，"凯特，甜心，你哪里疼？"

    凯特抱着一个枕头，泪如雨下。她淡色的头发被濡湿，一条条黏在脸上，呼吸过于急促。我冻住，呆立在房门口，等候指示：打电话给爸爸，打电话给九一一，打电话给钱斯医生。妈妈还没发号施令，紧张地等待凯特吐露她的情况。"是贝斯顿，"她抽泣道，"他永远离开赛琳娜了。"

    这时，我们才注意到：电视开着。屏幕上一位金发帅哥盯着一个哭得像姐姐那么凄惨的女子，然后走出房间，摔上门。"你到底哪里疼？"妈妈问，她依然确信凯特不只是因为剧情哭。

    "哦！我的天啊！"凯特吸吸鼻子说，"你知道赛琳娜和贝斯顿经历过多少波折吗？你知道吗？"

    我放松下来，知道现在没事了。在我们家，"正常"像一条太短、盖不住整张床的毯子，有时候可以刚好盖住你，有时候可能会害你冷得发抖。更糟糕的是，你永远不知道这两种情况会发生哪一种。我坐到凯特床边。我虽然只有十三岁，却已经比她高，经常有人误认为我是姐姐，她是妹妹。在这个夏天的不同时段，她迷恋上这出肥皂剧里的主要男性角色，卡拉汉、怀尔特和莱姆。现在，我猜，她又迷上了贝斯顿。我自告奋勇地说："还有遭绑架的惊吓。"我对情节知之甚详，凯特要我在她去析肾的时候录下这几集。

    "她差点错嫁给他的孪生兄弟。"凯特补充。

    "别忘了他还因为船难死掉。"妈妈加入我们的谈话，我想起她以前在医院里也会陪凯特看这个节目。凯特似乎终于注意到妈妈的装扮，"你穿的什么？"

    "哦。我想把它退回去。"妈妈站到我面前，让我帮她拉开拉链。精美的邮购目录会引发其他母亲难以抑制的购买冲动，但对我妈而言，她可能把它当成一种健康休闲活动。我怀疑她到底是喜欢自己试穿过的衣服再穿到别人身上，还是喜欢不合适能退货的机制。她认真地看着凯特问："你确定你没有不舒服吗？"

    妈妈离开我们房间后，凯特躺低了一点。我只能这么形容——血色从她脸上迅速消失，她的脸色与枕头一样白。每次，她的病一重，她的脸色就更苍白，我害怕有一天醒来，会完全看不到她。"走开，"凯特命令道，"你挡住电视了。"

    我走开坐到我床上，"只不过是下集精彩预告。"

    "如果我今天晚上死掉，我想知道我错过了什么。"

    我拍松自己的枕头，将它立起来，枕着我的头。凯特和平常一样换了个枕头，这样枕头就不会硬得像石头，她会不时有松软的枕头可以枕。她应该有较舒服的享受，因为她比我大三岁，因为她是病人，还因为月亮在水瓶座——总是有理由。我斜眼看电视，希望可以转台看其他节目，但我知道希望渺茫。

    "贝斯顿看起来像是塑料做的。"

    "那我昨天晚上为什么听到你对着枕头低声叫他？"

    "闭嘴。"我说。

    "你才闭嘴。"凯特对我微笑，"他可能是个同性恋。真浪费，枉费我们费兹杰罗姐妹都……"她突然顿住，整个人痛苦地缩了一下。我翻身对着她，"凯特？"

    她揉揉她的腰背，"没什么。"是她的肾在折磨她。

    "要我叫妈妈来吗？"

    "还不用。"她把手伸向我们床之间。我们床之间的距离大约只有两臂长，我们两个都伸出手来就可以碰到对方。我也伸出手。比较小的时候，我们会握手搭桥，看看我们的手臂上可以放几个芭比娃娃还能保持平衡。

    最近我常做噩梦，梦里我被切成好多块，我想把自己拼回去，却少了几块。

    我爸爸说火会自己熄掉，除非你开窗给它燃料。我想我现在正在做的，差不多就是那样。可是，我爸爸也说，当火烧到你的脚后跟了，你如果想逃，就必须打破一两道墙。所以，当凯特吃过药，睡着了，我拿出藏在床垫和封闭式弹簧之间的皮夹，走进隐蔽的浴室。我知道凯特会偷看我的东西，因此在拉链的链齿间夹了一根红线，那样就能知道是否有人未经我的允许偷看我的皮夹。不过，红线虽然已经拉断了，皮夹里的钱并没有减少。我拧开浴缸的水龙头，那个声音为我制造进浴室的理由，然后，我坐到地上数钱。

    加上我从当铺换到的二十元，我有一百三十六元八十七分。还不够，但一定会有办法解决。杰西买他的旧吉普车时，他的钱也不够两千九百元，银行贷款给他。当然，我爸妈必须在文件上签字。我怀疑在同样的情况下，他们可会为我担保？我再数一次钱，以免钞票奇迹似的繁殖滋生。可是数学就是数学，总数仍然一样。然后，我阅读报纸的剪报。

    坎贝尔·亚历山大。我觉得这个名字傻透了。听起来像是昂贵的酒吧调配出来的酒名，或是经纪公司的名字，可是你无法否认这家伙过去的辉煌纪录。

    要去我哥哥的房间，你得先走出我家，他就喜欢这样另类。一满十六岁，杰西就搬进车库的阁楼——那是完美的安排，因为他不想我爸妈看到他在干什么，而我爸妈也不真的想看。他用四个雪地防滑的深沟轮胎挡住通往他小窝的楼梯，那里有一堵用纸箱围成的小墙，一张橡木桌倾斜着靠在小墙上。我有时候想，杰西弄这些障碍物只是为了给他自己更多挑战。

    我爬过障碍物走上楼梯，感觉楼梯因为杰西的音响声太大而震动。我大概敲了整整五分钟门，杰西才终于听到。"干吗？"他只把门打开一道缝。

    "我可以进来吗？"

    他想了一下，才退后让我进去。整个房间是脏衣服、杂志和吃剩的中国菜餐盒的堆积场，闻起来像汗湿的冰球鞋。唯一整洁的地方是放他特殊收藏品的展示柜——捷豹的银色吉祥物、奔驰的标志、福特野马跑车的马图腾。他告诉我，这些车盖上的装饰品都是他捡来的。我又不是笨蛋，当然不会天真地相信他的鬼话。

    别误会我的意思——我爸妈不是不关心杰西，杰西也不是个老闯祸、不可救药的问题少年。我爸妈实在没时间管他，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杰西不在他们的优先名单里。

    杰西不理我，回他的杂物堆另一头，做他本来在做的事。我的注意力被一个炖锅吸引——那是我们的厨房几个月前消失的东西，现在它就坐在杰西的电视机上。有条铜管穿出它的盖子，向下伸进一个装满冰块的塑料牛奶罐，然后钻入一个广口玻璃罐。杰西或许是个处于违法边缘的问题少年，可是他很聪明。我正要碰那个奇怪的玩意儿，杰西转过身来。"嘿！"他简直像飞过沙发，打开我的手，"你会把冷凝管搞坏。"

    "我想吗？"

    他脸上浮现不怀好意的笑容，"那要看你想的是什么。"他撬开玻璃罐，里头的液体滴到地毯上，"你尝尝看。"

    这一锅还在冒泡的黏稠东西，奇异地变成相当浓的私酿威士忌。一团热火在我的肚腹间迅速奔窜，我倒到沙发上。"好恶心。"我喘着气说。

    杰西笑着也喝一大口，不过他好像没什么反应。"你要找我要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要找你要什么？"

    "因为没有人会爬来这里作社交性拜访。"他说着坐到沙发扶手上，"如果跟凯特有关，你一进来就会告诉我了。"

    "是跟凯特有关。可以算有点关系。"我把剪报塞到我哥哥手里，它可以比我解释得更清楚。他的眼睛扫描过剪报后，转过来看着我。他的眼睛是最淡的银色，有时候当他看着你时，你会惊讶得完全忘记你本来想说什么。

    "安娜，别去惹这种麻烦。"他苦涩地说，"我们都各如其分地扮演我们的角色。凯特是受难者。我是注定会失败的人。而你，你是和平制造者。"

    他以为他了解我，可是那得分两方面来说——说到找麻烦，杰西正是个麻烦上瘾症患者。我直视着他，"谁说的？"

    杰西同意在停车场等我。这是我记得他愿意帮我忙的少数几次。我绕到建筑物前面，那里有两只奇形怪兽守护着大门。

    坎贝尔·亚历山大这号人物的办公室在三楼。墙壁镶嵌着母马皮栗色的木板，当我踏上地板上铺的东方厚地毯，我的运动鞋陷进地毯里一寸。秘书小姐穿的黑色高跟鞋，鞋面亮得我可以看到自己的脸映在上面。我瞄向自膝盖以下剪掉的牛仔裤和我上礼拜无聊时用神奇彩色笔在上面作画的keds牌帆布鞋。

    秘书拥有完美的肌肤和眉毛，以及丰满的嘴唇，她正在用那两片唇对电话那头的听众尖叫，好像发生了凶杀案。"你不能指望我对法官那样说。你不想听克里曼大叫大嚷，并不表示我就必须……不，真的，加薪是因为我的工作做得非常好，以及我每天必须忍受一些鸟事。事实上，当我们在……"她将话筒拿离耳朵远一点。我听到电话已断线的嗡嗡声。"混账！"她低声咒骂，然后似乎才发现我站在离她三英尺远的地方，"有什么事吗？"她把我从头看到脚，正在用常人的眼光对我评鉴，给我打第一印象的分数。无疑，她给我的分数不高。

    我抬起下巴，假装我是个很酷的女孩，"我和亚历山大先生约好了。四点。"

    "你的声音，"她说，"在电话里，你听起来没这么……"

    年轻？

    她不自在地微笑，"我们不接未成年人的案子，这是我们的规矩。我可以介绍你去见别的执业律师，他们——"

    我做个深呼吸。"事实上，"我插嘴，"你错了。史密斯对惠特利、艾德蒙兹对妇幼医院、杰洛米对天主教区团体，这些案子都牵扯到十八岁以下的当事人。这三个案件，陪审团都裁定亚历山大先生的当事人胜诉，而那只不过是去年的事。"

    秘书对我眨眨眼。一抹赞赏的微笑慢慢在她脸上延展开来，好似她决定有可能喜欢我。"我想起你跟他约好了，你何不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呢？"她起身带路。

    这辈子即使每一分钟都花在看书上，我也不相信我能够看完坎贝尔·亚历山大先生高高低低摆满办公室墙壁的所有书籍。我算了一下——如果一页书大约有四百字，每本法律书籍有四百页，书柜每层有二十本书，一个书柜有六层——哇！那就有一千九百万字，而那只不过是办公室里书的一部分。

    我单独在他办公室里等了好一会儿，注意到他的桌子很干净，你可以在他的吸墨纸上玩中国古代的足球——蹴鞠。他的办公室里没有一张他太太或孩子的照片，连他自己的照片都没有。但这个房间虽然十分整洁，地上却有一个装满水的小钵。

    我发现自己在给那钵水找理由：那是蚂蚁军团的游泳池，那是简单的空气加湿器，那是海市蜃楼。

    我几乎要说服自己相信最后一个理由，正倾下身想去触摸它，看看它是不是真的，门突然打开来。我尴尬地从椅子上滑下去，使得我眼睛对眼睛，平视一只走进来的德国牧羊犬，它瞥我一眼，便走到小钵前喝水。

    坎贝尔·亚历山大也走进来。他黑发，至少和我爸爸一样有六英尺高。他有个直角般的下巴，眼神像冰冻过了。他耸肩脱下西装外套，挂到门后，然后从档案柜里拉出一个档案夹，再走向办公桌。他一直没有正视我，不过他开始讲话。"我不会买女童军饼干。"他说，"虽然凯丽说你很顽固。"他说完，微笑。

    "我不是来卖东西的。"

    他好奇地瞟我一眼，然后按电话上的一个键。"凯丽，"他在秘书回答后问，"我的办公室里是怎么回事？"

    "我来雇用你。"我说。

    律师先生放开内线按键，"我可不这么想。"

    "你甚至还不知道，我是不是有案子要给你办。"我上前一步，狗也上前一步。我第一次发现它穿着背心，背心上印着红十字架，就像是可以背驮朗姆酒上高山雪地的圣伯纳犬。我不自觉地伸手爱抚它。"别那样，"亚历山大说，"法官是一只看护犬。"

    我缩回手，"可你不是瞎子。"

    "谢谢你告诉我。"

    "那你有什么毛病？"

    一出口我就想把话收回来。我不是看过凯特被几百个粗鲁的人问过这个问题吗？

    "我有个铁肺。"坎贝尔·亚历山大简短地说，"这只狗能帮助我远离磁铁。现在请你帮我一个大忙，离开我的办公室，我的秘书会帮你找别的律师……"

    我还不能走。"你真的控告过上帝吗？"我拿出剪报，把它抚平，放在光洁的桌子上。

    他脸颊上的一束肌肉抽动了一下，然后，他拿起那张剪报。"我是控告普罗维登斯的天主教教区。我代表他们一家孤儿院的小孩提请告诉。他需要涉及胎儿细胞组织的实验性治疗，但教区方面觉得那违反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决议。总之，新闻标题写九岁小孩控告上帝视他的生命如草芥，比较耸人听闻。"我盯着他瞧。律师承认："狄伦·杰洛米想控告上帝对他照顾不周。"

    彩虹也可能从中间断裂，掉在他那张桃花心木桌上。"亚历山大先生"我说，"我姐姐罹患白血病。"

    "我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不过即使这次我还愿意控告上帝——我先澄清我不愿意——你也不能代表别人提出诉讼。"

    要解释清楚，得大费周章——我的血必须不时输进我姐姐的血管；护士必须压着我，抽取我的白血球以备借给凯特；医生说他们第一次抽取的量还不够；我捐出骨髓后饱受淤青与严重的骨头疼痛之苦；他们得打更多针，抽取我更多的干细胞，宁可多抽些，让我姐姐有多余的可用。事实是，我没生病，可是我也可能病了。事实是，我生下来的唯一理由，就是做凯特的特效药。事实是，即使是现在，他们已经作了一个关于我的重要决定，可是没人问过我这个最该表达意见的人一声。

    要解释的事情太多了，我只能言简意赅。"我不是要控告上帝。我是要控告我父母。"我说，"我要控告他们夺走我的身体使用权。"

 莎拉1990

    淤青的大小和形状像一朵幸运草，位于凯特的肩胛骨。是两个孩子泡在浴缸里时，杰西发现的。"妈妈，"他问，"那表示她很幸运吗？"

    我一开始想把它搓掉，以为是她弄脏的，但搓不掉。我仔细检查两岁的凯特，她睁大中国蓝的眼珠子，仰头凝视我。我问她："疼吗？"她摇摇头。

    在我背后的走廊某处，布莱恩正在告诉我他今天过得怎么样。他闻起来有淡淡的烟味。"那家伙买了一盒昂贵的雪茄，"他说，"还为它保了一万五千元的火险。没过多久，保险公司收到索赔单，那家伙说所有雪茄都在一连串的小火中烧光了。"

    "是他抽掉的吗？"我一边问，一边把杰西头上的肥皂泡冲掉。

    布莱恩靠在门口说："是呀！法官裁定保险公司接受雪茄保火险时，并没有明确规定雪茄哪一种烧法不理赔。"

    "嘿，凯特，这样疼吗？"杰西的大拇指用力按他妹妹淤青的肩胛骨。

    凯特哀叫，踉跄地跌进水里，浴缸里的水溅到我身上。我把她从水里捞起来，她滑溜得像条鱼。然后，我越过她去抓杰西。两颗浅黄色的头颅俯着碰到一起，他们是一对很相配的兄妹。杰西长得比较像我——清瘦、黝黑、理智。布莱恩说从外表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家很完整——我们有各自的翻版。"你现在自己爬出浴缸。"我对杰西说。

    他站起来，四岁男孩当自己是站在水道里。他航行至浴缸边缘时跌倒了，撞得膝盖砰然作响，爆出哭声。

    我用浴巾把杰西包起来，一边安抚他，一边跟老公讲话。这种语言属于婚姻生活，像是拍电报用的摩斯密码，充塞于洗澡、晚餐和床边故事的时间中。"谁传唤你出庭？"我问布莱恩，"被告？"

    "原告律师。保险公司付保险金给他，然后报警拘捕他，因为他犯了二十四件纵火案。我是他们请去咨询的专家。"

    布莱恩是个职业消防员，他可以走进一栋黑漆漆的建筑物，靠一截烧焦的烟蒂或一条裸露的电线，找出起火点在哪里。每次浩劫的源头都会留下线索，只不过你得知道该找什么。

    "法官驳回诉讼，对不对？"

    "法官判处被告二十四个一年有期徒刑，连续执行。"布莱恩说。他把凯特放到地板上，然后将睡衣套过她的头。

    在我以前的人生里，我是个民事律师。我真的一度相信自己想做律师——可那是在我收到学步的孩子递给我一把压坏的紫罗兰之前，在我了解一个小孩的微笑宛如刺青，是擦不掉的艺术之前。

    那使得我姐姐苏珊抓狂。她是个理财高手，在波士顿银行里位高权重，她认为我浪费了自己的高智商。可是，我认为那得看工作对你而言有何意义，我想我做母亲会比做律师称职。我有时候怀疑，只有我这样，还是其他女人也这样？她们想通了哪里才是她们的位置，是因为她们没有别处可去？

    我把杰西擦干，抬头看到布莱恩正盯着我瞧。"你会怀念你的律师生涯吗，莎拉？"他平静地问。我把儿子包在浴巾里，亲吻他的头顶，"就像怀念我的牙根管。"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布莱恩已经离家上班。他要值勤两天两夜，然后放假四天，如此周期性循环。我瞄一下钟，发现已过九点。我相当惊讶我的孩子怎么没来把我吵醒。我套上睡衣下楼，看到杰西坐在地板上玩积木。"我吃过早餐了。"他说，"我也帮你做了早餐。"

    是啊，泡牛奶吃的早餐麦片洒满厨房的桌子。贮物柜下面，一把没站稳、令人担心随时有倾倒危险的椅子上，摆着一盒玉米片。牛奶的踪迹可以从冰箱一路追查到桌上的碗旁边。"凯特在哪里？"

    "睡觉。"杰西说，"我推她也不醒。"

    我的孩子平常有准确的生物钟。凯特睡到这么晚，让我想起她最近鼻塞。或许她感冒了，昨晚才看起来那么累。我上楼，大声喊她。在她的房间里，她翻身向我，刚睡醒的眼睛对着我的脸聚焦。

    "该起床啰。"我把百叶窗拉开，让阳光照到她的毯子上，然后扶她坐起来，轻抚她的背。"让我们来给你穿衣服。"我把她的睡衣拉高过头，脱下。

    沿着她的脊椎，一条小小的蓝色珠宝串般的暗痕，其实是一道淤青。

    "她贫血，对吗？"我问小儿科医生，"这个年龄的小孩不会得单核细胞增多症，对吧？"

    威尼医生将他的听诊器拿离凯特小小的胸部，然后把她粉红色的衣服拉好，"可能是病毒感染。我要抽她一点血做检验。"

    在一旁耐心地和他没有脑袋的玩具阿兵哥乔依玩的杰西，听到这个消息，振奋起来，"凯特，你知道他们怎么抽血吗？"

    "用蜡笔？"

    "用针。用很大很长的针，像打针一样……"

    "杰西！"我出声警告。

    "打针？"凯特尖叫，"疼疼？"

    我女儿，她相信我会告诉她，什么时候过马路才安全，不会被车撞成肉块。她相信我会保护她，不让可怕的东西，大狗或黑暗或爆竹的爆炸声吓到她，她期待地凝视着我。"只是小小的针。"我向她保证。

    小儿科护士端着盘子走进来，上面有注射器、药水瓶、橡皮止血带，凯特开始放声大哭。我做个深呼吸，"凯特，看着我。"她的哭声减弱成抽噎。"只是像捏一下。"

    "骗人。"杰西低声呢喃。

    凯特放松下来，但也只放松一点点。护士扶她躺到诊疗台上，要求我抓住她的肩膀。我眼看着针头插进她手臂的白色肌肤里。我听到突响起来的哭叫声——可是没有血流进针管里。

    "对不起，小宝贝，"护士说，"我们得再来一次。"她拔出针头，再刺。这次凯特哭得更响亮。

    凯特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扎针时都奋力挣扎。到了第三次，她已经软绵绵没有力气了。我不知道我希望她挣扎，还是希望她就范。

    我们在等待抽血结果。杰西趴在等候室的地毯上，不知道会不会感染所有来这里的病童遗留的各种细菌。我只希望小儿科医生赶快出来，告诉我可以带她回家喝橙汁，在我面前挥舞处方笺，像挥舞着魔杖，要我去买抗生素。

    等了一个钟头，威尼医生才叫我们进办公室。"凯特的检验出了一点问题，"他说，"她白血球的数量，比正常人低。"

    "这是什么意思？"那一刻，我诅咒自己念的是法学院，而不是医学院。我试着想白血球有什么功用。

    "她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免疫力不足，或者只是实验室出错。"他抚摸凯特的头发，"我想，为了安全起见，我介绍你去找大医院的血液病专家，再做一次检查。"

    我想：你一定是在开玩笑。不过我没说出口，我看着我的手移动，它仿佛有独立意识，接过威尼医生递来的纸条。纸条不是我希望的处方笺，上面只有一个名字：伊莲娜·法奎德，天佑医院，血液科/肿瘤科。

    "肿瘤科。"我摇摇头，"肿瘤不就是癌症吗？"我等待威尼医生向我保证，那只是这位医生服务的单位，我等待他向我解释，血液检查和癌症病房只是共用一个地点，没什么。

    可是他没说。

    消防队里的调度员告诉我，布莱恩出勤执行任务去了。他二十分钟前离开救援车。我迟疑着，往下望着凯特，她无精打采地坐在医院等候室里的塑料椅里。救护任务。

    我想，我们的人生会遇到一些十字路口，我们对问题还不了解就必须作非常重大的决定。就像在等红灯的时候瞄一眼报纸的头条新闻，因此没看到越线冲来的汽车而酿成车祸。或者你在一念之间进入一家咖啡店，遇到你后来嫁给他的那个男人，那时他正在柜台前掏口袋找零钱。再或者是这样：在你告诉自己那没什么重要的，在你已经说服自己几个小时后，你却吩咐你老公来见你。

    "用无线电呼叫他，"我说，"告诉他我们在医院里。"

    有布莱恩在我身旁，我会稍感安慰。好似我们现在是一队站岗的警卫，好似我们是同一阵线的被告辩护律师。我们在天佑医院已经待了三个钟头，随着每一分钟过去，我越来越难欺骗自己威尼医生弄错了。杰西在塑料椅上睡着了。凯特又经历一次让她痛苦哀号的抽血，也照过胸部x光，因为我提到她感冒。

    "五个月。"布莱恩小心地回答坐在他面前、拿着一个夹板作记录的住院医生。然后，他看着我问："她是不是五个月大的时候才会翻身？"

    "应该是。"医生已经问了我们许多问题，从我们怀凯特那天晚上穿什么衣服，到她什么时候才开始自己用汤匙。

    "她的第一句话？"他问。

    布莱恩微笑，"趴趴。"

    "我想问的是什么时候？"

    "哦。"他皱眉，"我想是她快满一岁的时候。"

    "对不起，"我说，"可以请你告诉我，这些问题有什么重要性吗？"

    "费兹杰罗太太，这些只是病历。我们想尽可能知道有关你女儿的每一件事情，才能了解她出了什么问题。"

    "费兹杰罗先生、太太？"一个穿着白袍的年轻小姐过来，"我是负责静脉抽血的医生。法奎德医生要我来为凯特做凝血功能检查。"

    凯特听到有人说她的名字，在我腿上坐直，眨眨眼。她看白袍一眼，悄悄把手臂藏进衣服里。

    "你可以在她手指上扎吗？"

    "不行，这真的是最简单的方法。"

    我忽然想起，我怀凯特的时候，她会打嗝。有一次长达好几个钟头，令我难受得胃痉挛。她每次在我肚子里动一下，即使只是轻轻蠕动，也会迫使我做出我控制不了的事。

    "你以为，"我平静地说，"这是我想听到的回答吗？当你去自助餐厅点一杯咖啡，可是人家给你可乐，因为那是最简单的方法，你会高兴吗？当你要用信用卡付账，可是店员告诉你，太麻烦，要你准备现金，你会高兴吗？"

    "莎拉……"布莱恩的声音像远处的风。

    "你想，我坐在这里抱着我的孩子，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那么多检查，你以为我不希望用简单的方法吗？你以为这个已经受到惊吓的孩子，不希望赶快简单地结束这一切吗？从什么时候开始，医护人员选择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对待病人？"

    "莎拉。"布莱恩的手按到我肩膀上，我才发现自己抖得厉害。

    下一瞬间，那个女人气冲冲地走开，她的木屐"咔咔咔"地打在瓷砖地上。她一走开，我就垂头丧气。

    "莎拉，"布莱恩说，"你怎么了？"

    "我怎么了？我不知道，布莱恩，因为没有人来告诉我们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张开双臂拥抱我，夹在我们两个之间的凯特在喘息。"嘘。"他低语。他告诉我，不会有事，不要太担心。我生平第一次不相信他。

    几个钟头来不见人影的法奎德医生突然出现。"我听说做凝血检测出了点问题。"她拉过一把椅子来，坐到我们对面，"凯特的各种血球计数出现不正常数据。她的白血球计数很低——一点三，她的血红蛋白是七点五，她的血细胞比容是十八点四，她的血小板是八万一千，她的中性粒细胞是零点六，这样的数字有时候指向自身免疫性疾病。可是凯特还出现百分之十二的早幼粒细胞，百分之五的胚细胞，这指向白血病病征。"

    "白血病？"我傻了眼。这个名词像一个水水滑滑的白煮蛋滚出我的嘴巴。

    法奎德医生点点头，"就是血癌。"

    布莱恩瞪着她，眼珠子一动也不动，"什么意思？"

    "想象骨髓是细胞的儿童保育中心。健康的身体会制造血细胞，这些血细胞住在骨髓里，等到它们发育成熟了才出去对抗疾病，或者凝结，运送氧气，做它们该做的事。罹患白血病的人就像儿童保育中心的门开得太早。不成熟的血细胞终止循环，无法做它们该做的工作。在全血细胞计数中发现早幼粒细胞，也就是未成熟的白血球，并不奇怪。可是当我们在显微镜下检查凯特的早幼粒细胞时，发现它们是畸形的。"她轮流看我们夫妻俩，"我会抽取凯特的骨髓来确定，但看起来凯特似乎罹患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我的舌头被问题的重量压得动弹不得。过了一会儿，布莱恩从他的喉咙里发出不正常的声音，"她……她会死吗？"

    我想摇摇法奎德医生。我想告诉她，如果她能收回刚才说的话，我愿意自己帮凯特抽血做凝血检查。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是髓性白血病中很少见的子群。一年只有一千两百个人被诊断出罹患这种病。apl病人如果一发现就马上治疗，存活率大约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我把那个数字推出我的脑袋，只记住我想听的。"是可以治愈的。"我说。

    "是的。经过积极治疗，髓性白血病患者存活的时间是九个月到三年。"

    上礼拜，我站在凯特房间门口，看到她睡觉时抓着一条柔软的毯子，那条毯子她抓惯了，能给她熟悉的安全感，她睡觉之前几乎不能没有那条毯子。那时我对布莱恩耳语：你记住我的话，她绝不会放弃那条毯子，我会把它缝进她结婚礼服的里衬里。

    "必须抽取骨髓。我们会给她注射少量全身麻醉剂，让她安静。我们也会趁她睡觉时给她抽血，做凝血检查。"医生同情地倾身向前，"你们要知道，每一天都有小孩战胜病魔的奇迹出现。"

    "好。"布莱恩说，他紧握双手，好似要准备打一场橄榄球，"好！"

    凯特的头从我的衬衫上移开。她的双颊红红的，表情充满警戒。

    这是个误会。医生检验的是别人不幸的血液玻璃管。看看我的孩子，她光泽的卷发飘动，微笑似蝴蝶飞行——这绝对不是一张死期已届的脸！

    我认识她只有两年。但如果把每一个记忆、每一个时刻，都首尾相接地铺展开来——它们会延伸到永远。

    晚上躺在床上，幽暗中的布莱恩呈方尖塔形状。我们几个小时没说话了，但我知道，他跟我一样清醒。

    我们之间的这种情形在上个礼拜我对杰西吼叫后发生过，昨天也发生过，不久前还有过一次。这种情形会发生是因为，在杂货店里，我没有买凯特要的m＆m巧克力糖豆。这种情形会发生是因为，有一两个瞬间，我怀疑如果没有小孩，我的人生会怎样。这种情形会发生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忍受到什么程度。

    "你觉得是我们害她的吗？"布莱恩问。

    "我们害她？"我转向他，"我们怎么害她？"

    "或许是我们的基因什么的。"

    我没有回答。

    "天佑医院什么都不知道。"他不满地说，"你记得大队长的儿子摔断左手，结果他们给他的右手上石膏那件事吗？"

    我看回天花板。"你该知道，"我说得比我预期的还响亮，"我不会让凯特死。"

    我身边传来可怕的声音——一种动物受伤的哀号声，一种溺毙之前的喘息声。然后，布莱恩把脸埋到我的肩膀，贴着我的肌肤呜咽。他伸手拥抱我，持续地抱紧我，仿佛不那样他就会失去平衡。"我不会让凯特死！"我重复，连我自己听起来都觉得期望欲空。

 安娜

    我以前假装，我只是在去真正要去的家庭之前，经过这个家庭。这并不夸张，真的——凯特，长得简直跟我爸爸一模一样；杰西，是我妈妈的模子印出来的；然而我，集隐性基因之大成，像从外面捡回来的。在医院的自助餐厅里，吃着像涂上橡胶的薯条和红色果冻，我会瞄瞄别的桌子，幻想我真正的父母可能近在咫尺。他们要是找到我，会喜极而泣，会带我去我们在摩纳哥或罗马尼亚的城堡，会找一个闻起来像干净床单的女仆伺候我，送我一条伯恩山犬，还有我个人的电话专线。重点是，我会第一个打电话给她，欢天喜地诉说好运道的人是——凯特。

    凯特一个礼拜要析肾三次，一次两个钟头。她有个马休卡牌的析肾导管，看起来就像她以前装的静脉导管，突出在她胸部的同一个地方。析肾导管接到一台机器上，那台机器会做她的肾做不到的事。凯特的血液（严格说起来，那其实是我的血）通过一支针离开她的身体，清洗过后，再经过第二支针进入她的身体。她说那样不会疼，不过，析肾的时候很无聊。凯特常带一本书或cd随身听。有时候，我们会玩游戏。凯特会命令我，"你去走廊，告诉我你看到的第一个帅哥长什么样子"，或者，"偷偷去看上网的守门人在下载谁的裸体照"。当她被困在床上的时候，我是她的眼睛和耳朵。

    今天，她在看《诱惑》杂志。她抚摸每一个看到的、穿v字领衣服的模特儿的胸部，我怀疑她是否知道，她的那个地方有条导管，而她们没有。"啊，"我妈突然宣布，"这很有趣。"她挥舞一本从凯特病房外的公告栏拿来的小册子《你和你的新肾脏》。"你知道他们不拿掉旧的肾脏吗？他们只是把新肾脏移植进你的身体里挂好。"

    "听起来毛骨悚然，"凯特说，"想象一下，法医把你切开，发现你有三个肾脏，而不是两个。"

    "我想肾脏移植就是为了不让法医在短期内把你切开。"我妈回答。她谈论的这个虚拟肾脏现在还住在我的身体里。

    我也看过那本小册子。

    "捐赠肾脏是相当安全的外科手术。"可是如果你问我，我会说，写那本小册子的人一定是拿心肺移植或脑部肿瘤手术来和这个作比较。我认为的安全手术病人应该可以自己走进手术室，在手术过程中完全清醒，而且手术在五分钟之内完成——比如，除去一颗疣，或将蛀牙的洞钻开。再说，要是捐肾，你就必须得在开刀的前一个晚上禁食，而且要吃泻药排便。你必须接受麻醉，那可能会引起中风、心脏病发作或肺部出危险。那四个小时的手术并非在公园散步，你会有一到三千个死在手术台上的机会。侥幸没死，你要住院四到七天，完全康复，得花四到六个礼拜。这还不包括长期影响：增加高血压的风险，怀孕时可能出现并发症，医生会建议你节制剧烈活动，否则可能危害你仅剩的另一个肾脏。

    还有一点，除疣或钻开蛀牙洞，最终唯一受益的人是你自己。

    有人敲门，一张熟悉的面孔探进来。弗恩·史塔克豪斯是个警长，因此和我爸爸一样，是公共服务社团的一员。他会不时来我家打个招呼，或留下圣诞礼物给我们。不久前，他还解救杰西脱困，带他回家，放他一马，没有用法律制裁他。当你家有个快死掉的姑娘，人们会对你仁慈一点。

    弗恩的脸像个膨胀的舒芙蕾甜点，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凹陷。他似乎不知道是否该进入析肾病房。"呃，嗨，莎拉。"他说。

    "弗恩！"我妈站起来，"你来医院做什么？没出什么事吧？"

    "哦，没有。我是为公务而来。"

    "亲自来送公文吗？"

    "唔——嗯。"弗恩警长拖着脚步走进来，手插进外套，像拿破仑画像的姿势。"莎拉，我真的很抱歉。"说着，他掏出一份文件。

    我的脸色顿时像凯特，好像全身的血离开了我的身体。我一动也不能动。

    "怎么……弗恩，我被人控告吗？"我妈的声音一点都不镇静。

    "我没有看，我只负责传递。你的名字出现在我的名单上。呃，如果，有任何需要，我……"他甚至没讲完，手里拿着帽子，低头迅速离开房间。

    "妈？"凯特问，"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妈妈打开信封。我离她很近，越过她的肩膀看到那张公文。"罗得岛与普罗维登斯庄园州"，公文上有正式的州名。

    普罗维登斯郡家事法庭。

    原告：安娜·费兹杰罗，又名安朵美达。

    诉请解除她的医疗决定权。

    噢，惨了！我想。我的双颊热似火烧，心脏怦怦直跳。感觉好像是校长寄了一张记过通知到我家，因为我在数学课本的空白处画数学老师图海太太的素描，而且把她的肥臀画得很夸张。不，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比我涂鸦严重一百万倍。

    将来她得以拥有她自己的医疗决定权。

    她不能被迫屈从于对她自身利益和福祉有影响的医疗行为。

    她不必为了她姐姐凯特的利益而接受任何医疗行为。

    我妈抬头看我。"安娜，"她低声问，"这是什么鬼东西？"

    我肚子里好像有个拳头，事到临头了，我摇摇头。我能对她说什么？

    "安娜！"她向我跨近一步。

    在她后面，凯特大声叫："妈，哎哟，妈……好疼，快叫护士来！"

    我妈半转过身去。凯特侧身蜷曲，头发散到脸上。我想，她的眼睛在头发瀑布后面看我，但我不确定。"妈妈，"她呻吟，"拜托。"

    那一瞬间，我妈站在两个女儿之间举棋不定，她看凯特，再看我，又看回凯特。

    我姐姐在疼，因此我逃过一劫。这种情况下该怎么说？

    我跑出房间前，最后看到的是我妈一次又一次按铃叫护士，仿佛那是要引爆炸弹的引爆器。

    我不能躲在自助餐厅或医院大厅，以及他们以为我会去的任何地方。所以我爬楼梯，上六楼，产房。会客室里只有一部电话，已经有人在用。"六磅十一盎司。"那个男人笑得让我担心他的脸可能会裂开，"她很好。"

    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妈也这么高兴吗？我爸爸有没有发出烟雾信号？他有没有算过我的手指头和脚趾头，确定他制造出优质的产品？我妈有没有亲吻我的头顶，拒绝让护士抱我去清洗？或者，他们只是把我交给护士，因为真正的奖品是脐带和胎盘。

    新爸爸终于挂断电话，对着空气呵呵笑。"恭喜。"我说，我真想告诉他，去抱你的小宝贝，抱得紧紧的，在她的摇篮边挂上一个月亮，把她的名字高挂在星星上，那样，她才不会做出我对我爸妈做的事。

    我打杰西付费的电话给他。二十分钟后，他在医院前面的入口处停车。现在，史塔克豪斯警长已经注意到我失踪了，我出现时，他等在门口。"安娜，你妈妈很担心你。她用无线电呼叫你爸爸来。他正在把整个医院翻开来找你。"

    我做个深呼吸。"那你最好去告诉她，我没事。"我说，跳进杰西为我打开的车门。

    杰西把车开离路边，点上一根merit牌香烟，我知道他跟妈妈说他戒烟了。他转大音乐的音量，随着节拍用手掌拍打方向盘边缘。直到他在上达比市的出口开下公路，才关掉收音机，放慢车速。"结果，她有没有气得冒烟？"

    "她用无线电呼叫爸爸。"

    在我们家，呼叫我爸爸离开他的工作岗位是一项重罪。因为他的工作都是在处理紧急情况，我们可能发生什么危机能跟那些需要救助的人比呢？"上次她呼叫爸爸，是凯特被诊断出罹患白血病。"杰西告诉我。

    "太好了。"我双手抱胸，"那让我觉得好得不得了。"

    杰西微笑，吐出一口烟圈。"老妹，"他说，"欢迎你来到幽暗世界。"

    他们飓风般旋进来。凯特几乎没能看我一眼，爸爸就叫她上楼进我们的房间。妈妈重重地放下皮包和车钥匙，向我走过来。"好！"她说，声音紧得像快断掉，"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清清喉咙，"我找了一个律师。"

    "显然如此。"我妈抓起无绳电话，递给我，"告诉他，你不需要他了。"

    那需要很大的勇气，不过我设法摇头，把电话扔到沙发靠垫上。

    "安娜，别让我……"

    "莎拉。"爸爸难得强硬的声音像把斧头劈进来，令我们两个都有点错愕。"我想我们该给安娜解释的机会。我们同意给她机会解释，不是吗？"

    我低下头，"我不想再做了。"

    我的话令我妈激动，"你知道，安娜，我也不愿意。事实上，凯特也不愿意。可是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事实是，我可以选择。那正是我为什么必须挺身去做这件事。

    我妈注视着我说："你去找一个律师，让他以为这只是你的问题。事实不然，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全家……"

    爸爸环抱她的肩膀，轻轻捏她。当他在我面前俯下身，我闻到烟火味。他是从另外某个火场赶赴这个火场，害他如此，我大为尴尬。"安娜，甜心，我们知道你认为你在做你必须做的事……"

    "我可不那样认为。"妈妈插嘴。

    爸爸闭上眼睛。"莎拉。该死，闭嘴。"然后他再看我，"我们能谈谈吗？就我们三个，不需要律师来搅和我们的事。"

    他的话令我热泪盈眶。我知道这一刻终会到来。我抬起下巴，让眼泪流下，"爸爸，我不能。"

    "看在上帝的分上，安娜，"我妈说，"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这么搞，结果会怎样？"

    我的喉咙像相机快门那样关闭，所以任何空气或借口必须通过一个像针那么细的坑道。我是隐形的，我想，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我已经大声说了出来。

    我妈的动作很快，我甚至没看清她的手飞来。她用力打了我一巴掌，打得我的头向后直晃。我脸上的指痕消退后，她玷污我的印记却还留在心里。你知道，耻辱是五根手指造成的。

    我冲澡的时候，凯特捅开门锁，走进浴室。"我要跟你讲话。"她说。

    我的头探出塑料浴帘，"等我洗完。"我并不想跟她讲话，试着拖延时间。

    "不，现在。"她坐在马桶盖上叹气，"安娜，你所要做的——"

    "已经做了。"我说。

    "如果你不想做，你知道的，可以取消。"

    我庆幸我们之间隔着水蒸气，因为我受不了想到她现在看到我的脸。"我知道。"我低语。

    凯特沉默了好一会儿。我想她的心一定跟我一样，仿佛有只沙鼠在跑圈圈。追逐每一圈的可能性，结果却绝对哪里也去不了。

    过了一会儿，我再探出头来。凯特抹抹她的眼睛，抬头看我，"你知道你是我唯一的朋友吧？"她问。

    "不尽然。"我立即回答。我们两个都知道我在说谎。凯特经常向学校请病假，因此她不可能融入某个团体。由于疏于来往，她结交过的朋友，大部分在她长期在家休养期间都消失了。她想交朋友太难了，一般的小孩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一个老在死亡边缘徘徊的人。对凯特而言也一样困难，她无法真的对学校举办舞会和测验这种事感到兴奋，因为没人能保证她可以健康地去体会这些。当然，她有少数几个认识的熟人，可是他们来看她时，多半看起来像在服刑。他们坐在凯特床边，数着每一分钟，等待他们能离开的时刻到来，并感谢上帝这种事没有发生在他们身上。

    真正的朋友没有能力为你感到遗憾。

    "我不是你的朋友，"我把浴帘拉回原位，"我是你妹妹。"而且是个差劲的妹妹，我想。我把脸放到莲蓬头下，这样她不会知道我在哭。

    浴帘突然被拉开，我完全无遮无拦。"这便是我想谈的。"凯特说，"如果你不想再当我妹妹，那是一回事。可是我不认为，我受得了失去你这个朋友。"

    她把浴帘拉回去，蒸腾的热气包围着我。稍后，我听到开门声，关门声，刀割般的冷空气接踵而至。

    想到会失去她，我也受不了。

    那天晚上，凯特一睡着，我就从床上爬起来，站到她旁边。我把手放到她的鼻子前，试试看她有没有呼吸，一股气息吹向我的手。我可以把手压下来，捂住她的口鼻，在她挣扎时也不松手。我已经做了的，和这个可怕的想法又有什么差别？

    走廊的脚步声促使我赶紧钻回被窝。我侧身，把脸转离门口，以免我爸妈进来时发现我的睫毛在颤动。"我不相信，"我妈轻语，"我实在无法相信，她会那么做。"

    我爸爸很安静，令我怀疑是不是听错了脚步，说不定他根本不在这里。

    "这是杰西的翻版。"妈妈说，"她只是为了引起我们的注意。"我可以感觉到她在看我，仿佛我是她从来没见过的生物。"或许我们该带她单独出去。看电影、逛街，她就不会觉得被忽略。让她明白不必为了引我们注意而做出疯狂的事。你觉得呢？"

    我爸爸过了一下才回答："或许，这不是疯狂的事。"

    你知道沉默在黑暗中挤进你的耳膜多深，能使你耳聋吗？就像这样，害我几乎听不见我妈的回答。"看在上帝分上，布莱恩……你站在哪一边？"

    我爸爸说："谁说有哪一边？"

    连我都可以回答他。永远都得选边站。永远会有一个赢家，一个输家。每个人要得到什么，都有赖别人给予。

    几秒钟后，门关上。走廊透进天花板的灯光熄灭。我眨眨眼，转回去平躺——发现我妈还站在我床边。"我以为你出去了。"我低语。

    她坐到我床脚，我退开一点。可是，她在我退得太远之前，手按到我的小腿上，"安娜，你还想些什么？"

    我的胃紧缩，"我想……我想你一定会恨我。"

    即使在黑暗中，我也能看到她眼中的亮光。"噢，安娜，"妈妈叹气，"你怎么会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你？"

    她伸出双臂，我爬进她的臂弯，好似我又变成窝在母亲怀里的小孩。我的脸紧贴着她的肩膀。我最想最想要的，是把时间转回去一点。变成以前那个纯真的我，不管妈妈说什么都百分之百相信，是真的，是对的，不认真去看是否有裂纹。

    我妈把我抱得更紧。"我们去跟法官解释，对他说我们可以自己处理。"她说，"我们可以处理任何事。"因为这些话是我一直以来很想听的，我点头。

 莎拉

    在下雨。

    我想，一早就下大雨，这不是个好兆头。我匆匆拿起桌上的提示卡，希望自己看起来显得更专业一点。我想骗谁呀？我不是律师，不够内行。我只不过是一个妈妈，而我连妈妈这个工作都做得不够公正。

    "费兹杰罗太太？"法官催促我。

    我做个深呼吸，低头看我抓着的一叠提示卡上记下的混乱字句。我站起来，清清喉咙，开始大声念："在这个国家，我们有很长的法律史，允许父母为他们的孩子作决定。法官们也都认为，那包括在宪法赋予公民的隐私权里。我们在这个法庭里听到的所有证词……"蓦地电闪雷鸣，我的卡片全掉到地上。我跪下去，匆忙捡起我的卡片，可是现在它们的顺序已经乱了。我试着重新整理卡片，可看起来没有一句话有意义。

    哦，见鬼！反正，那些也不是我必须说的话。

    "法官大人，"我问，"我可以重来吗？"等他点头，我转身背对他，走向我女儿。她坐在坎贝尔旁边。

    "安娜，"我说，"我爱你。我还没有看到你之前就爱你了。我知道我爱你，因为我是个妈妈。我应该知道所有的答案，可是我不知道。我每天都怀疑我是不是做对了。我怀疑我是否像自认的那么了解我的小孩。我怀疑我是否太忙于照顾凯特，而没有尽到做你妈妈该为你尽的责任。"

    我上前几步，"我知道，只要有一丝医治凯特的可能性，我就会抓住不放，不过那是我仅知的，该如何做的方法。而即使你不同意我的做法，即使凯特不同意，我也还是要做那个对你们说我早就告诉你了的母亲。十年后，我希望能看到小孩坐在你的大腿上，或在你怀里，因为到那个时候，你才能体会做母亲的心情。我有个姐姐，所以我知道姐妹之间的公平关系：你要你的手足拥有跟你同样的东西——同样数量的玩具；意大利面上撒有同样多的碎肉；同样分量的爱。可是做一个母亲，则完全不同。你要你的孩子比你曾拥有的还多。你要在她下面生火，看着她高飞。那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我一手按在胸上，"我还是尽量在心中做到公平。"

    我转向狄沙罗法官，"我不想来法庭，但是我必须来。这是法律机制，如果原告采取行动，即使他是你的孩子，你也必须回应。所以我被迫解释、辩论，说明为什么我相信我比安娜还清楚什么对她是最好的。当你必须这么做的时候，要解释你认为什么是对的，并不那么容易。如果你说你相信什么是真的，你指的可能是一两件事——你还是会评估何者可行，或者完全接受事实。从逻辑上来说，一个字怎么能有矛盾的解释，可是从情绪上来说，完全可能。因为有时候，我想我做的是对的，但有时候，我会在事后反省自己的每一步是否走错。

    "即使今天的判决对我有利，我也不能强迫安娜捐肾。没有人能强迫她。但我会哀求她吗？即使我想阻止自己，我也还会求她吗？我不知道，和凯特谈过后，听过安娜的证词后，我还是不知道。我不确定该相信什么，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知道，没有争辩余地的，只有两件事：这场官司并非关于捐肾……而是关于选择权。没有人真的想完全由自己作决定，即使法官给他们权利。"

    最后，我面对坎贝尔，"很久以前我做过律师，可是我已经不是律师。我是个母亲，过去十八年来，当母亲所必须要做的，比我曾在法庭里做的困难得多。亚历山大先生，刚开庭的时候，你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义务进入火场，将某人从正在燃烧的建筑物里救出来。可是，你如果是个家长，而陷在火场里的是你的小孩，那么你的心态就会不一样。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你跑进去救你的孩子，大家都不只会理解，事实上，他们也会对你充满尊敬。"

    我做个深呼吸，"我的人生宛如建筑物着火，我的一个女儿在里面，而唯一能救她的机会，是派我的另一个女儿上场，因为只有她认识路。我知道我在冒险吗？我当然知道。我知道那可能导致我会同时失去两个孩子吗？是的，我知道。我知道要求她去做，或许是不公平的吗？我绝对知道！可是我也知道，那是我唯一可以同时保住她们两个的机会。那合法吗？合乎道德吗？那是疯狂的、愚蠢的，还是残酷的主意？我不知道。可是，我衷心相信那是对的！"

    我说完，回座。雨打在我右方的窗子上。我怀疑雨势会不会有减弱的时候。

 坎贝尔

    我站起来，看看我的记事卡。然后，和莎拉一样，我把它们扔进废纸篓里。"如同费兹杰罗太太刚才说的，这个案子不是关于安娜捐肾，也不关于她捐的是皮肤细胞、血细胞，还是一组dna。它关于一个女孩，渴望成为某个人。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她的辛苦、难过、甜蜜和欢乐。一个女孩可能不知道她现在要什么，可能不知道她现在是谁，可是我们应该给她机会去发现。在我看来，十年后，她很可能会令我们刮目相看。"

    我走向法官席，"我们知道费兹杰罗家被迫做不可能的事——为他们的两个孩子都作合情合理的医疗决定，但事实上，她们的医疗利益背道而驰。而如果我们——像费兹杰罗一家——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决定，那么最后必须下决定的这个人，应该是拥有这具躯体的本人……即使她只是个十三岁的孩子。总的来说，这也是这桩诉讼案的关键：某些时候，一个小孩或许比她的父母还明白该怎么做。

    "我知道提起诉讼时，安娜作这个决定，不是因为那些你可能会认为的理由——她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十三岁女孩；她作这个决定，为了要和她同龄的女孩一样自由，一样无拘无束；她作这个决定，因为厌烦了被针刺，被针戳；她作这个决定，因为她怕疼……"

    我转身，对安娜微笑。"你知道吗？如果最后安娜决定捐肾给她姐姐，我也不会惊讶。可是，我怎么想不重要。狄沙罗法官，恕我冒昧，您怎么想也不重要。莎拉和布莱恩，还有凯特·费兹杰罗怎么想，都不重要。安娜怎么想才重要。"我走向我的椅子，"这是我们唯一应该倾听的声音。"

    狄沙罗法官宣布休庭十五分钟，等他判决。我利用这个时间去遛狗。我们在法院大楼后面的小广场上围草坪绕圈子。弗恩警长在旁监视那些等着得知判决结果的记者们。在法官绕第四圈寻找解放的地点时，我对它说："得了吧，没有人看你了。"

    但这并非完全是事实。一个小孩，不会超过四岁，松开他妈妈的手冲向我们。"狗狗！"他喊道，张开双手热情地追求法官，法官向我靠近。

    他妈妈过了一下才抓住他，"对不起，我儿子正在长犬齿。我们可以爱抚它吗？"

    "不，"我反射性地说，"它是一只看护狗。"

    "哦。"那女人站直，把她儿子拉开，"可你不是瞎子。"

    我是个癫痫症患者，它是我发作时的看护狗。我第一次想直截了当地说清楚。可是我又想，你必须能够自嘲，不是吗？"我是个律师，"我对她微笑，"它会为我追救护车。"

    我和法官走开，我吹着口哨。

    当狄沙罗法官回到法官席时，他带着一帧他死去的女儿装在相框里的照片，照片立刻令我认为我打输了官司。"在交叉诘问证人的过程中，有一件打动我的事情，"他说，"是在这个法庭里，我们所有的人都进入生命品质对抗生命尊严的争论中。费兹杰罗一家无疑一直相信让凯特活着，继续做他们家的一份子非常重要——可是此时，凯特生存的尊严开始完全与安娜的生命品质纠缠在一起。我的工作是看看能否将两者分开。"

    他摇头，"我不确定我们之中任何人有资格来决定这两者哪一个更重要——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我是一个父亲。我女儿狄娜十二岁的时候，被一个醉酒开车的人撞死。那天晚上，当我赶到医院，我愿意做任何事来换取她多活一天。费兹杰罗一家处于这种状态已经十四年了——他们愿意做任何事让他们的女儿多活一天。我尊重他们的决定。我钦佩他们的勇气。我羡慕他们事实上有这个机会。可是就像两位律师都指出的，这个案子不仅关于安娜和一个肾脏，它关于这些决定该怎么作，以及我们该如何决定，由谁来作决定。"

 朱迪·皮考特访谈

    问：你的小说主题都不可思议地很有意义，而且跟社会关注的某些问题息息相关。干细胞研究和"设计出来的宝宝"是医学团体和政治团体争论不休的话题。你为什么要挑选这样一个题材来写《姐姐的守护者》?写这部小说改变了你对这方面问题的观点吗?

    答：我无意中想到这本小说的主题，是由于我的上一部小说《secondglance》。当我为那本小说寻找优生学资料时，我得知美国优生学学会的相关信息——它的资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枯竭，当时正值纳粹开始探究优生政策——这个学会以前位于纽约的冷泉港。猜猜现在什么单位占据着那个地方?人类基因计划组……很多人会认为那是"现代优生学"。对我而言，这是个离奇的巧合，我开始考虑，这项即将获得突破性进展的热门尖端医学技术，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优生绝育法几乎雷同，虽然两者也有相异之处。相同的是，你拥有医学技术，研究和执行者凭医生的处方来取舍胚胎；相同的是，在医学技术如此大幅跃进之后，根据个案需求，不满意的胚胎会被放弃。我听到一对美国夫妻，他们成功地怀了一个与他姐姐骨髓配型相符的宝宝，姐姐深受一种罕见的白血病之苦。他的脐带血捐给姐姐，姐姐在几年后仍处于缓解期。我不禁质疑……要是换成较可悲的状况，她的缓解期结束呢?那个男孩会觉得他有责任吗?他会不会怀疑他出生的唯一理由是他姐姐生病?当我更深入去跟踪调查这个家庭的动态，以及干细胞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我推演出费兹杰罗家的故事。我个人赞成干细胞研究——它有太多优点，不该轻意把它放弃。然而显然，这是个双刃键，有时候研究者和政治参选人会陷入伦理的泥沼和科学的细节，他们完全忘了我们谈的是有感情、有情绪，会怀抱希望，也会深感恐惧的人类……就像安娜和她的家庭。我相信在几年内我们都会被迫去想这些问题，那何不先把它放进小说里？

    问：你把杰西这个"愤怒的年轻人"的角色刻画得很成功，他冒失的个性非常鲜活。你的写作似乎挥洒自如。确实如此，还是超越性别从男性视点来写，对你而言是件困难的事?

    答：我得告诉你，写杰西是我写作多年以来最有趣的事。或许我在心里一直想做个行为失当的十七岁青年。不管因为什么理由，写这样一个内心受到伤害的愤怒角色，代他发声，绝对很好玩。不管因为什么理由，假扮成别人一直都是很有趣的事——不论他是男性，还是十三岁、精神病患者、有自毁倾向，或任何一打其他我创造出来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每当我试着写男性的声音——像杰西、坎贝尔或布莱恩——那感觉就像溜进大外套里。很舒服，也很容易习惯穿着它……可是如果不小心，外套会滑掉，露出外套下面的我。

    问：在第一百八十二页，杰西自述，当他回忆自己想挖地道到中国时，他说："你知道的，黑暗会给人错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选择通过杰西来作这样的表达，因为他是这本小说里最黑暗的人物吗?

    答：没错，所以那句话必须由杰西来说。对杰西而言，不管他认为自己在成长过程中遭受了多么不公平的待遇，跟他妹妹遭受病魔的摧残比起来，都是小巫见大巫。他完全明白自己赢不了，所以他连试试看都省了。当你在看杰西的时候，你看到的可能是：一个烂透了的小孩。可是我不以为然，你得像剥洋葱……一个人的本性会藏在表面的好几层以下。问题不在杰西到底是不是个坏孩于，我们该探讨的是，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所表现出来的是真正的他吗?还是他因为非常失望，而用乖张的行为来掩饰他的脆弱。

    问：你如何选择每一章开头的引文?弥尔顿、莎士比亚、d．h．劳伦斯——他们是你喜欢的作家吗?还是你选他们有别的理由?

    答：我想我可以说：我曾经阅读过的都是大师的作品，那些引述的诗句在我需要的时候，从我的记忆中跳出来——但我不想撒这种谎。事实是，我在每一章开头引用的诗句，都是我勤勉地去找出来的。我寻找提及火、闪光、星星等字眼的诗句——所有可能会让人联想到家庭的意象，或象征自己会燃烧掉。

    问：关于姐妹情谊和手足关系，是这本书的中心思想。你为什么要把伊莎和朱莉亚写成双胞胎?这样的安排是否希望读者联想到凯特与安娜互相依赖的关系?你希望通过这个故事来揭露姐妹之间的什么关系？

    答：我想姐妹之间的牵系与其他手足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结合了竞争又极为忠诚的关系，这在本书的两对姐妹身上都明显地看得到。朱莉亚和伊莎之所以会是双胞胎，是因为她们一开始在子宫里还没分裂前就是一个胚胎，等到她们长大，她们的差异变得明显。凯特和安娜也是，她们有相同的基因关系，可是她们和伊莎与朱莉亚不同，她们是容易辨识的两个人，却彼此离不开对方。我想举出这两个例子给读者看，让他们看出两对姐妹的差别，一对是一开始是一体的，然后分离；另一对是一开始是分离的，但因为某个原因她们纠葛在一起，无法分离。

    问：任何看过心爱的人死亡（任何胸腔里有一颗心)的人，都会被这个故事里翔实逼真的生病和死亡情节感动。想象那种情景会很困难吗?你怎么去酝酿如此接近事实的细节?

    答：想象一个要应付极度哀伤的家庭的情节非常困难，因为你会不由自主，自然而然地去想象你自己的家庭经历那种地狱般的折磨。为这本书搜集资料时，我和癌症病童交谈，也曾和他们的父母亲深谈，他们认为最好是把握活着的每一天，保持乐观的态度，不要去理会可能已经逼到拐角的死神幽灵。范围缩小一点，我身为家长，自己的一个孩子曾经必须接受一连串手术，由此我也从自己的经验中汲取了灵感。我五岁的次子杰克，当时被诊断出两个耳朵患有胆脂瘤——那是一种良性的肿瘤，可是你如果不设法除掉，它最后会长进你的脑子里，杀死你。他在三年内开了十次刀，现在他的肿瘤已经彻底摘除了。我显然不如癌症病童的妈妈那样，必须每时每刻面对急迫的恐惧，可是我也不难回想儿子住院期间自己的忧心忡忡。他被麻醉的时候我可以待在手术室里陪他，每次走在他被推进手术室的轮床旁我都会想："好吧，如果能让他不再受这种苦，就把我的耳朵拿去吧。"那种彻底的绝望，以及渴望他恢复健康的心情，就变成莎拉内心的独白……这正是她作了那样的决定，我也无法讨厌她的理由。

    问：莎拉是个复杂的角色，读者可能批评她又同情她。你怎么看她在书里的角色?

    答：就像妮娜·佛斯特在《绝配》(perfectmatch)里的角色，我想莎拉会引发一些争论。不过，我敬重妮娜……我也非常敬重莎拉。我想在这个恶梦里她很容易被指控，然而我会提醒读者，不要匆忙下判断。诚如莎拉在本书结尾所说，这并非一桩选择要一个孩子不要另一个孩子的案件——而是一桩两个孩子都要的案件。我不以为她真的要安娜为了姐姐牺牲到底，我想她是为了要保持家庭的完整，而企图做她认为该做的事。反过来说，我也不以为她是个完美的妈妈。她让杰西失望——虽然她当然会专注于更紧迫的事情。无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我很难想象一个母亲会如此彻底地放弃她的孩子。然而莎拉太忙于注视凯特岌岌可危的未来，而没有注意到她的家庭当时的情况——那当然是她的疏忽，在书的结尾，她永远追悔莫及。

    问：在你的小说里，年轻人的观点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他们比其他角色更多了些智慧、幽默和同情。你觉得成年人会受得了向孩子学习吗?为什么小孩会那么容易了解真理?

    答：小孩是审查谎言的顶尖雷达装置。当某人不再诚实坦率，他会直觉地发现，成长真正困难的部分之一，是学着去明白没有恶意的谎言的价值。对他而言，那是成熟必备的技巧。你记得当《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霍尔顿·考尔德发现，那些人通通都虚伪，他有多沮丧吗?安娜能够看清事情的真相，因为在心理上她还是个小孩——不管事实上她失去多少童年。写青少年最棒的，就是那使得我能够在小说里回去做他们。而即便当他们差不多了解，成长代表着妥协和放弃理想，他们还是会抓牢希望。他们或许不想承认(杰西是证人!)，可是他们把希望塞进口袋里，以防用得上。那正是青少年为什么是极佳的心情复杂的自述者的原因。

    问：《姐姐的守护者》的结局出人意料，而且非常哀伤。不要透露太多，你可以与读者分享，你为什么会选择用那样的方式来结束这个故事?你从一开始就如此设计，还是写到后来才发展成这样?

    答：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姐姐的守护者》是我的小孩第一次看我的书。基利，他十二岁，他拿起这本书，立即全神贯注地沉迷其中。他看完那天，我发现他在沙发上哭。他把我推开，上楼进他的房间，他告诉我，他暂时真的不想见我，或跟我讲话，因为他非常沮丧。后来当我们坐下来讨论，他不断地问："为什么?为什么是这种结局?"我给他（和给你)的答案是这样的：因为这不是一本皆大欢喜的书，你从第一页就知道，书里头没有轻松的答案。就医学来说，这个结局是这个家庭实际上可能发生的事情；就主题来说，那是唯一能对书中所有人物当头棒喝的方式，告诉他们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我希望安排快乐的结局吗?我当然希望——我甚至在定稿前不久还打电话给肿瘤科护士，询问是否有别的方法可以结束这个故事。但是我终于发现，如果我要这本书写得真实，这才是正确的结局。

    问：到目前为止你所有的书都得到相当好的评价。你写作时是否会受到书评的影响?

    答：嗯，你看的书评和我看到的是一样的吗？！我是开玩笑的——哦，是有一点开玩笑的成分啦。虽然我得到压倒性的一致好评，可是我想"坏评"更会让你久久不能释怀，因为它们会深深刺伤你。（不管我告诉自己多少次别去理它，但我还是会去看。)我很幸运能写出畅销书，到现在为止它们都能够占据书评的版面。在书籍工业里，一本书经常被区分为值得评论的和文学的，或者有广告卖点和商业的。杂志上的重点评论非常有趣——摄影师来拍你看起来美美的照片，人们总是在他们等着看医生或牙医时，在候诊室里看着你的脸和你的小说介绍。一本书得到好评最好的事，是它使得不知道你是谁的人去买你的书。我从来不会在写作的时候去想书评会怎么说，（事实上，如果我去想，可能会躲到桌子底下，再也打不出一个字来!)可是我当然会去想，我写的东西会不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如同它引起我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