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个印度人——库玛大夫说。

    哈桑摇摇头。他带着询问的眼色望向我，但我耸耸肩。我只知道，人们要是得了阑尾炎，就得去找外科医生医治。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此前一年，有个同学死于阑尾炎，我们老师说他拖了太久才去找外科医生。我们两个齐齐望向阿里，但从他那里当然也得不到答案。跟过去一样，他仍是木无表情，但眼神变得严肃一些。

 第五章(4)

    “这么说吧，”库玛大夫说，“我的工作是修理人们的身体，有时是人们的脸庞。”

    “噢，”哈桑说，他看看库玛大夫，看看爸爸，又看看阿里，伸手遮住上唇。“噢。”他又说。

    “这不是份寻常的礼物，我知道。”爸爸说，“也许不是你想要的，但这份礼物会陪伴 

    你终生。”

    “噢，”哈桑说，他舔舔嘴唇，清清喉咙，说:“老爷，这……这会不会……”

    “别担心，”库玛大夫插嘴说，脸上带着微笑,“不会让你觉得很痛的。实际上，我会给你用一种药，你什么都不会记得。”

    “噢。”哈桑说。他松了一口气，微笑着，但也只是松了一口气。“我不是害怕，老爷，我只是……”哈桑也许是个傻瓜，我可不是。我知道要是医生跟你说不会痛的时候，你的麻烦就大了。我心悸地想起去年割包皮的情形，医生也是这么对我说，安慰说那不会很痛。但那天深夜，麻醉药的药性消退之后，感觉像有人拿着又红又热的木炭在烫我的下阴。爸爸为什么要等到我十岁才让我割包皮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也是我永远无法原谅他的事情之一。

    我希望自己身上也有类似的残疾，可以乞换来爸爸的怜悯。太不公平了，哈桑什么都没干，就得到爸爸的爱护，他不就是生了那个愚蠢的兔唇吗?

    手术很成功。他们刚解掉绷带的时候，我们多少都有点吃惊，但还是像库玛大夫先前交代的那样保持微笑。但那并不容易，因为哈桑的上唇看起来又肿又怪，没有表皮。护士递给哈桑镜子的时候，我希望他哭起来。哈桑深深地看着镜子，若有所思，阿里则紧紧握住他的手。他咕哝了几句，我没听清楚。我把耳朵凑到他唇边，他又低声说了一遍。

    “谢谢。”

    接着他的嘴唇扭曲了，当时，我完全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在微笑。就像他从母亲子宫里出来时那样微笑着。

    随着时间的过去，肿胀消退，伤口弥合。不久，他的嘴唇上就只剩下一道弯弯曲曲的缝合线。到下一个冬天，它变成淡淡的伤痕。说来讽刺，正是从那个冬天之后，哈桑便不再微笑了。

 第六章(1)

    冬天。

    每年下雪的第一天，我都会这样度过：一大清早我穿着睡衣，走到屋子外面，双臂环抱抵御严寒。我发现车道、爸爸的轿车、围墙、树木、屋顶还有山丘，统统覆盖着一英尺厚的积雪。我微笑。天空一碧如洗，万里无云。白晃晃的雪花刺痛我的眼睛。我捧起一把新雪，塞进嘴里，四周静谧无声，只有几声乌鸦的啼叫传进耳里。我赤足走下前门的台阶，把哈桑 

    叫出来看看。

    冬天是喀布尔每个孩子最喜欢的季节，至少那些家里买得起一个温暖铁炉的孩子是这样的。理由很简单：每当天寒地冻，学校就停课了。于我而言，冬天意味着那些复杂的除法题目的结束，也不用去背保加利亚的首都，可以开始一连三个月坐在火炉边跟哈桑玩扑克，星期二早晨去电影院公园看免费的俄罗斯影片，早上堆个雪人之后，午餐吃一顿甜芜青拌饭。

    当然还有风筝。放风筝。追风筝。

    对于某些可怜的孩子来说，冬天并不代表学期的结束，还有种叫自愿冬季课程的东西。据我所知，没有学生自愿去参加那些课程，当然是父母自愿送他们去。幸运的是，爸爸不是这样的家长。我记得有个叫艾哈迈德的家伙，住的地方跟我家隔街相望。他的父亲可能是个什么医生，我想。艾哈迈德患有癫痫，总是穿着羊毛内衣，戴一副黑框眼镜——阿塞夫经常欺负他。每天早晨，我从卧室的窗户看出去，他们家的哈扎拉佣人把车道上的雪铲开，为那辆黑色的欧宝清道。我看着艾哈迈德和他的父亲上车，艾哈迈德穿着羊毛内衣和冬天的外套，背着个塞满课本和铅笔的书包。我穿着法兰绒睡衣，看他们扬长而去，转过街道的拐角，然后钻回我的床上去。我将毛毯拉到脖子上，透过窗户，望着北边白雪皑皑的山头。望着它们，直到再次入睡。

    我喜欢喀布尔的冬天。我喜欢夜里满天飞雪轻轻敲打我的窗户，我喜欢新霁的积雪在我的黑色胶靴下吱嘎作响，我喜欢感受铁炉的温暖，听寒风呼啸着吹过街道、吹过院子。但更重要的是，每逢林木萧瑟，冰雪封路，爸爸和我之间的寒意会稍微好转。那是因为风筝。爸爸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之下，但我们生活在各自的区域，风筝是我们之间薄如纸的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