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很为难了，别让事情变得更难，老爷。”阿里说。他嘴巴抽搐，我看见了他痛楚的表情，正是那个时候，我才明白自己引起的痛苦有多深，才明白我给大家带来的悲伤有多浓，才明白甚至连阿里那张麻痹的脸也无法掩饰他的哀愁。我强迫自己看看哈桑，但他低着头，肩膀松垮，手指缠绕着衬衫下摆一根松开的线。

    现在爸爸哀求着:“告诉我为什么，我得知道!”

    阿里没有告诉爸爸，一如哈桑承认偷窃，没有丝毫抗辩。我永远不会知道那究竟是为什么，但我能够想像，他们两个在那间昏暗的斗室里面，抹泪哭泣，哈桑求他别揭发我。但我想像不出，是什么样的自制力才会让阿里缄口不言。

    “你可以送我们去汽车站吗?”

    “我不许你这么做!”爸爸大喊，“你听到了吗?我不许你这么做!”

    “尊敬的老爷，你不能禁止我任何事情了，”阿里说，“我们不再为你工作了。”

    “你们要去哪儿?”爸爸问，他的声音颤抖着。

    “哈扎拉贾特。”

    “去你表亲家?”

    “是的，你可以送我们去汽车站吗，老爷?”

    接着我看到爸爸做了我之前从未见过的事情：号啕大哭。见到大人哭泣，我被吓了一跳。我从未想到爸爸也会哭。“求求你。”爸爸说。可是阿里已经走到门口，哈桑跟在他后面。我永远不会忘记爸爸说出那话的神情，那哀求中透露的痛苦，还有恐惧。

    喀布尔的夏天罕得下雨，天空一碧如洗，阳光像烙铁般灼痛后颈。整个春天我和哈桑在溪流打水漂，到得夏天它们也干涸了。黄包车嗒嗒走过，扬起阵阵灰尘。午间祈祷时分，人们到清真寺去行十次“晌礼”，跟着随便找个荫凉的地方躲进去，等待傍晚的凉意。夏天意味着漫长的学校生活，坐在密不透风的拥挤教室里面，浑身大汗地学着背诵《可兰经》的经文，和那些饶舌而奇怪的阿拉伯单词作斗争；夏天意味着听毛拉念念有词，用手掌拍死苍蝇；意味着一阵和风吹过，带来操场那边厕所的粪便气味，在那形影相吊的歪斜篮球架旁边吹起尘雾。

 第九章(3)

    但爸爸送阿里和哈桑去车站那天下午，天下雨了。雷轰电闪，天空灰沉沉的。顷刻之间，大雨倾盆而至，哗哗的雨声在我耳边回荡。

    爸爸本来要亲自送他们到巴米扬，但阿里拒绝了。透过我的卧房那扇被雨水湿透的模糊窗户，我看见阿里拖着个孤零零的箱子，里面装着他们全副身家，走向爸爸停在大门外的轿车。哈桑的毯子紧紧卷起来，用绳子系住，背在他身后。他把所有的玩具都留在那间四壁萧 

    然的斗室了，隔天我发现它们堆在屋角，如同我房间里面的生日礼物。

    雨珠刷刷流下我的窗户。我看见爸爸将行李厢的门摔上。他浑身湿透，走向驾驶座那边，斜倚着身子，向后座的阿里说些什么，也许是作最后的努力，以便让他回心转意。他们那样交谈了片刻，爸爸身上湿淋淋的，弯下腰，一只手放在轿车的顶篷上。但当他站起身来，我从他松垮的肩膀看出，我与生俱来的那种熟悉的生活已经一去不返了。爸爸上车，车前灯亮起，在雨水中照出两道灯光。如果这是哈桑跟我过去常看的印度电影，在这个时候，我应该跑出去，赤裸的双脚溅起雨水。我应该追逐着轿车，高声叫喊，让它停下来。我应该把哈桑从后座拉出来，告诉他我很抱歉，非常抱歉，我的眼泪会跟雨水混在一起。我们会在如注大雨中拥抱。可这不是印度电影。我很抱歉，但我不会哭喊，不会追逐那辆轿车。我看着爸爸的轿车驶离路边，带走那个人，那个平生说出的第一个字是我名字的人。我最后一次模糊地瞥见哈桑，他瘫坐在后座，接着爸爸转过街角，那个我们曾无数次玩弹珠的地方。

    我退后，眼里只见到玻璃窗外的雨水，看上去好像熔化的白银。

 第十章(1)

    1981年3月有个年轻的妇女坐在我们对面。她穿着一身橄榄绿服装，黑色的披肩将面部包得严严实实，以抵御深夜的寒意。每逢卡车急刹或颠簸过路面的凹陷，她就会出声祈祷，每次汽车的高低起伏总伴随着她的“奉安拉之名”。她的丈夫身材矮壮，穿着破旧的裤子、天蓝色的长袍，一手抱着婴儿，空出来的那只手用拇指转动着念珠。他嘴唇开合，默默祈祷。同行的还有其他人，总共十来个，包括爸爸跟我，行李箱放在我们两腿之间，盘膝坐在被帆布包起来的后斗上，跟这些陌生人挤在一起，搭乘这辆破旧的俄国卡车。

    我们凌晨两点离开喀布尔，自那时起我的内脏就已经翻江倒海。虽然爸爸没有说什么，但我知道在他眼里，晕车是孱弱无能的表现——这可以从他的脸色看出来，有好几次，我的胃收缩得厉害，忍不住呻吟，他的表情很尴尬。那个拿着念珠的矮壮男人——在祈祷的那个妇女的丈夫——问我是不是要吐了，我说可能是。爸爸把头别开。那男人掀起帆布的一角，敲敲驾驶室的窗门，要求司机停下来。司机卡林是个黑瘦的汉子，一张老鹰般的脸上留着小胡子，他摇摇头。